社会起源理论视角下的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递送——以广
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
社会起源理论视角下的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递送——以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 □社会治理 社会起源理论视角下的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递送
——以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 王燊成 岳经纶① 摘 要：本文借助萨拉蒙的“社会起源理论”，在国内学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家综”）为案例，通过对承接运营“家综”的社会组织起源的考察，从服务资源动员、服务战略选择以及服务主体互动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组织的起源对其服务递送效果的影响机制。与大多数研究者更多地关注社会服务购买中的政社关系不同，本文为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维度，剖析了不同社会起源的社会组织所导致的服务递送的差异化。同时，通过个案的分析，本文也为理解中国情境下的“社会起源理论”提供了新鲜的素材。 关键词：社会起源；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服务递送 一、问题的提出 广州市开展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始于2008年，始初主要以购买专项服务为主。2010年，在考察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社会工作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广州市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称“家综”）、购买“综合服务”的发展策略，并
确定在20个街道进行家综建设试点工作。家综是指在街道设置的一个服务平台，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由民办非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承接运营，并接受区（县级市）民政部门的业务指导，向居民提供社会服务。以社区为平台的综合社会服务购买，成为广州市创新街道和社区社会管理体制、推进基层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重要举措。截止2014年12月，广州市已经完成了购买社会服务的第一个3年周期，全市家综总计171个，分布在各个街道。 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家综服务成效如何，必须向政府交代、向社会交代以及向公众交代。对此，广州市选择了第三方评估方式，即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通过过程评估、中期评估以及末期评估的方式进行各领域服务质量评估，评估结果直接影响家综的服务开展以及往后的投标情况。笔者根据《2012～2013年度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评估结果》进行结果统计，并绘图（见图1）如下。 如图1所示，家综的评估结果差异化明显，中、末期评估都是合格（含基本合格）的家综共71家，占比46.71%；两次评估结果都在良好以上的家综共46家，占比30.26%；而两次评估中一次结果为良好以下、另一次为良好及以上的家综共29家，占比19.08%；还有占比3.95%的家综评估结果为中末期均是达标或者存在不合格。基于此，可以发现，近九成的家综评估结果都在合格及以上，说明家综完成了考核指标，在社会服务递送中起到了
实际作用；同时也可以发现，广州市家综服务质量呈现出差异化的现状，部分家综两次评估结果均为优秀，但也有家综评估结果为不合格。那么，是何种原因导致了这种差异性？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又有何种联系？不同的社会组织对社会服务又有什么影响？ 图1 2012～2013年度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评估结果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关于社会组织对社会服务影响的有关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种研究路径。第一种路径主要聚焦政社关系，探讨不同国家情境下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多元化关系如何影响了社会服务的递送。康晓光、韩恒提出了“分类控制体系”的概念，指出政府为了自身利益, 根据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从而影响着社会服务递送的方式、内容以及质量。①【注】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6）。顾昕、王旭、严洁从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协同发展出发，依据国家与社会相互赋权的理论，指出民间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民主性和代表性影响着组织的公共服务效能的发挥。②【注】顾昕、王旭、严洁：《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协同发展——民间组织的自主性，民主性和代表性对其公共服务效能的影响》，《开放时代》，2006（5）。岳经纶、郭英慧借助福利多元主义的三维分析框架，从递送、融资、规制的视角透视了政府与NGO 的互动
关系，解释了为何NGO 所提供服务的成效未能令服务使用者十分满意。①【注】岳经纶、郭英慧：《社会服务购买中政府与 NGO 关系研究——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东岳论丛》，2013（7）。王诗宗、宋程成认为社会组织具有“依附式自主”特征，独立性与自主性两者的不同组合会影响着社会组织功能的发挥，包括价值引导、提供服务或理念倡导、催生社会资本等。②【注】王诗宗、宋程成：《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3（5）。 第二种路径主要从社会组织的属性出发，强调社会组织自身的特质是影响社会服务的重要因素。曹飞廉、陈健民以爱德基金会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个案，发现具有信仰基础的社会服务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满足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在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③【注】曹飞廉、陈健民：《当代中国的基督教社会服务组织与公民社会——以爱德基金会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个案》，《开放时代》，2010（9）。关信平认为社会组织的规模对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旦社会组织缺乏规模效应，就会导致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的不足，专业化和分工体系的不健全，进而导致平均服务质量、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的相对低下。④【注】关信平：《当前我国增强社会组织活力的制度建构与社会政策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14（3）。姜海燕运用福利意识形态概念，通
过对社会工作服务递送过程中的政府、专家、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这五个主要参与方的价值观体系的分析，论证了福利意识形态对社会工作服务递送体系建构的影响。⑤【注】姜海燕：《理解社会工作服务递送过程——福利意识形态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社会发展研究》，2015（3）。 上述研究具有相当的洞察力，既从“内因”（社会组织的自身属性），又从“外因”（政社关系）探讨了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的内在联系。但是，本文认为，政社关系、组织属性只是影响社会组织递送社会服务的直接原因，“社会组织对于政府的依赖程度”以及“社会组织的机构、规模、宗教信仰等组织属性”是最为重要的变量，既有研究并未找到影响社会组织递送社会服务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说，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了政社关系以及组织属性的差异化。基于此，本文主要从社会组织的起源出发，借助社会起源理论探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社会组织影响服务递送呈现差异化的内在机制。 （二）社会起源理论 社会起源理论（Social Origin Theory），就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具体历史与现代情景来分析它的源起、最终制度选择或者说是体制模式的一种理论。⑥【注】耿长娟：《从“志愿失灵”到“新治理”：莱斯特·M·萨拉蒙的非营利组织理论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和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sta Esping-Andersen）是最早引用社会起源理论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