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需要有人去推进、去研究、去思考。作为高校老师、一名学者，我们责无旁贷。” （ZD-001） “当前政府、居民以及社工的观点不一，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社会工作的开展遇到了问题。如何认识社会工作发展呢？这需要我们思考。”（GD-001） 3.服务递送中利益主体互动情况 C街家综在服务递送中，街道对其服务内部及日常运作不进行直接干预，完全退出服务生产与递送环节。街道是合作者、监管者，只跟踪反馈每年辖区服务需求，并不干预具体服务供给。C街家综的主任由BDX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派出，在合约框架下，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和专业权，在服务递送中专注社工实务操作手法，较少主动迎合街道办的行政事务，但在服务开展过程中会主动寻求与街道政务中心的合作，主要着眼于就业领域。居民首先需要在家综填登记表，家综工作人员会和政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联系帮扶对象，找出适合的工作岗位。政务中心主要负责各类工作岗位的开拓、提供、调配，而家综则负责一系列的个人辅导，解决心理上和技能上的问题。 “如此一来在个案流程方面相比其他家综就有一定优势。如果居委有个案转接给家综，可以提前填写表格，案主的资料给到社工。社工在跟案主接触之前已经了解到相关信息后，更方便介入与工作，这样工作对接更加顺利。” （HP-002） BDX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作为家综的服务递送组织方，在家综的人员管理、资源配置、专业手法等诸多方面拥有决策权。依托
高校的专业资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常常将学校研究的理论成果应用到C街服务递送中，进行反复实践和总结，推动理论和实践同步发展。 C街家综与居委会的关系较之街道背景的家综相对生疏，不过鉴于专业较强，C街家综往往会主动构建与居委会的联系，充分秉持“契约精神”，与社区居委签订发展协议。协议由C街家综起草，包含家综跟居委会的合作内容、方式以及双方权责等。用纸质版协议确定双方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即使产生人员的迭代和调动，机构仍能不受影响继续良好的运营与发展。 “我们服务开展过程中十分注重契约精神的贯彻和落实，以准确的书面合同形式确立承办机构与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及上层政府的关系和责任，避免因合同空白而产生的任意解释，而导致服务效果低下。”（HP-001） 在服务开展过程中，由于大学生志愿者的参与以及高校的元素，相对来说，居民的参与度相对较高，小组活动开展得较为顺利。但是上门服务开展还是受到了一定限制，居民的信任度有待加强。 五、讨论与结论 本文借助萨拉蒙的“社会起源理论”和国内学者的已有研究，分析了家综的“起源”，即承接的社会组织起源影响社会服务递送的内在机制。一方面，与大多数研究者更多地关注社会服务购买中的政社关系不同，本文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维度，更为深刻地剖析了社会组织因不同领导者来源所导致的服务递送的差异化；另一方面，通过个案的分析，本文也为学
界理解中国情境下的“社会起源理论”提供了新鲜的素材。 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服务购买中，不同起源的社会组织对家综服务资源的动员、服务战略的选择以及服务递送相关利益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从而导致了服务递送的差异化。街道成立的社会组织具有雄厚的政治资源、高校发起的社会组织具备高度的专业性、企业创立的社会组织高效灵活的运作方式，这些都是它们各自在社会服务购买以及服务递送中的天然优势。同时，街道背景的社会组织自主性、专业性不足，高校背景的社会组织灵活性欠缺，企业背景的社会组织居民认同感、信任度低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各自在社会服务购买中的瓶颈。 相对而言，在第一个三年服务周期内，街道衍生化的社会组织承接运营的家综，不仅可以得到街道的积极支持、居民的广泛参与，而且还可以发挥社工组织的专业性、自主性，因此在各类背景社会组织承接运营的家综当中，总体发展最好、质量最优、评价最高。这是因为在当前社区发展工作尚不成熟、社会组织培育滞后、社会服务购买体系有待完善的现实环境中，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对社会组织的服务递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广州市家综从2011年的20个试点到如今的遍布各个街道，社区社会服务的购买能够较早地发展、顺利地进展并取得明显的成效，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部门的长期重视、大力支持以及主导推动。在这个阶段诞生的街道背景的社会组织无疑具有
了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能够有效地开展服务购买及服务递送。因此，在大力推进社会服务购买的进展中，政府部门不仅要多支持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还要从创新社会服务管理的高度出发，做好资源的提供者、服务开展的支持者以及服务质量的监督者的角色。 “因为家综本身就是从上面推下来，如果街道意识到位，认为上面推的这种家综服务与他本身在做的工作一致，他就会变得非常主动。相反，他就不会积极。街道的意识、主动与否对家综服务的开展还是起着很大的影响。有些家综发展得快是因为政府的推动，如果是政府推动的那最终都会是全面推动，政府不能只推动一个地方，它顶多是先用试点的方法，后来一定是全民推开的，因为发展得快这是一个事实，这个没有办法去改变它。”（ZD-001） 不过，从社会工作的长期发展以及购买服务的发展路径的角度来看，高校背景的社会组织、企业背景的社会组织乃至宗教背景的社会组织在服务递送过程中的优势也会愈发显著。随着社会力量的崛起以及社会组织间的互动，在社会服务购买中，应该搭建一个多元背景的社会组织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平台，将街道背景家综的政治资源、企业背景家综的效率优势、高校背景家综的专业优势进行有机的结合，不断完善服务购买中的递送治理。 其次，相对于政府直接递送社会服务而言，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多元性、灵活性的优势十分明显，政府部门在大力推动社会服务购买的进程时，也应
该通过引入第三方的机制来规避政府部门对家综的过度干预以及防止部分家综的投机取巧。当前虽然广州市家综的评估广泛引用了第三方评估的机制，但是在招、投标的环节，还是采取政府主导、街道负责的方式，结果导致不同“起源”的社会组织在投标环节的竞争力差异显著以及各种“萝卜标”、“假标”等非公平行为的发生，往往“根正苗红”的街道背景类社会组织优势占据优势，难以实现真正的公开招标。在接下来的三年周期内，政府可以尝试引用第三方机构进行统一招投标，这样能够更多地为多元背景的社会组织参与服务递送创造机会。 社会组织的培育一直是学界和政界关心的问题，在实践中也在不断摸索和进步。朱健刚、陈安娜认为要挽回式微的专业权力，就要有专业社会工作的批判意识, 策略性地与街区政府建立既独立又合作的关系，社会工作者还需要重拾资源公平分配的价值观, 与原有的本土社会工作结盟，这样才能推动街区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变革。①【注】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1）。黄晓星、杨杰则引用“边界”概念，发现社会服务组织面临二重去边界化情境：社区治理中政府组织与社会服务组织之间的去边界化与本土文化情境中服务开展的去边界化。②【注】黄晓星、杨杰：《社会服务组织的边界生产——基于Z 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15（6）。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