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制度选择问题分析的学者。 利用社会起源理论，通过正反对比，巴灵顿·摩尔探讨了英、法、美、中、日、印六国从前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飞跃的发展道路。在摩尔看来，各国走向现代社会的路径主要三种：资产阶级革命（Bourgeois Revolution）道路、法西斯主义（Reactionary Capitalism or Fascism）以及发动公民革命（Peasant Revolution）的共产主义道路。而在三种路径中，摩尔将阶级作为一个解释变量，他认为在面临农业商业化的挑战时，上层土地贵族和农民的不同反应是决定政治后果的关键因素。⑦【注】Moore, B., Jr.“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Massachusetts：Beacon Press, 1966, P17.按照摩尔的逻辑，民主与公民社会最有可能是三种原因导致：乡绅贵族掌握的绝对王权、挑战乡绅贵族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出现、土地问题解决后释放的农民。①【注】Moore, B., Jr.“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Massachusetts：Beacon Press, 1966, P 413～432. 与巴灵顿·摩尔一样，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也采取了社会起源理论来解释福利国家的类型划分。针对传统福利国家分类方法的缺陷，艾斯平—安德森从社会权利的起点出发，把福利国家理解为一种支持社会公民权的概念，并认为带有非商品化性质的社会权利、
社会分层及国家、市场、家庭在福利制度中的角色应作为确定福利国家性质的三个根本性原则。②【注】武洁：《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公共管理评论》，2006（1）。他以社会权利和社会分层化为标准，构建了福利国家体制的三种类型:自由主义（liberal）福利国家体制、保守主义（Conservative）福利国家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tic）福利国家体制，使福利国家的研究“社会学化”，在现实层面为各种福利国家提供了一个可分析的坐标。③【注】Gosta, Esping. Andersen.“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可以说，巴灵顿·摩尔和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开创了社会起源理论的研究范式，为国家制度选择、福利体制构建路径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思路。不过，两位学者关注点都是当代国家发展的体制模式，而没有把社会起源理论同公民社会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研究结合在一起。美国学者萨拉蒙（Salamon）则根据一个社会具体的复杂关系、社会阶层构成与社会体制模式等背景，分析了非营利组织在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不同体制模式，解释了各国非营利组织产生发展的原因，并引出了一种新型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④【注】耿长娟：《萨拉蒙对非营利组织理论的新发展及其启示》，《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4）。萨拉蒙和安海尔（Anheier）
认为应该从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来解释非营利现象的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是选择依赖市场、非营利组织，还是国家来提供社会或其他重要服务，主要受制于历史发展和变化的社会结构。⑤【注】⑦ Salamon, L.S. and Helmut K. Anheier.“Social Origins of Civil Society: Explaining the Nonprofit Sector Cross-Nationally”.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1998, 9(3)：213-248.此外，萨拉蒙指出，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下，依据国家社会福利支出与非营利组织的规模，非营利组织的体制模式可以划分为国家主义（Statist）、自由主义（Liberal）、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tic）、社团主义（Corporatist），在不同的体制模式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关系、非营利组织扮演的角色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如在自由主义模式与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是一种替代关系，而在社团主义模式中是一种伙伴关系。⑥【注】耿长娟：《从“志愿失灵”到“新治理”：莱斯特·M·萨拉蒙的非营利组织理论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社会起源理论不仅有利于理解不同非营利组织规模差异，而且有利于解释在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发展过程中它们显著的关系差异，同时还有利于解释已经发现的非营利组织不同的融资模式”。⑦【注】管兵：《竞争性与反向嵌入性：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公共管理学报》，2015，12
（3）。 目前在国内学界，运用社会起源理论研究社会组织发展及其作用的文献还不多见。可以作为本文借鉴的主要有管兵（2015）与廖慧卿、岳经纶（2015）。管兵根据社会组织的法人身份、人员组成、资金来源等维度，将社会组织进行类型化，进而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的发展进行剖析，来探讨国家—社会关系的趋向。⑧廖慧卿、岳经纶则基于街道体制的背景，从福利多元主义的规制、融资和递送三个维度考察广州市街道家庭综合服务模式，并重点考察了递送维度，将广州市家综的服务供给模式划分为“独立型的递送模式”、“混合型的递送模式”以及“内生型的递送模式”等三种。①【注】廖慧卿、岳经纶的《合作、控制与共生：街道体制下的社会服务递送》，岳经纶、朱亚鹏主编：《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8卷），上海：格致出版社，2015。 上述的两个已有的研究成果均对中国社会组织当前所处的制度语境进行了描述和阐释，但他们都主要关注国家—社会关系的框架下，国家的制度安排对社会组织发展和运作的影响，而忽视了其他社会因素以及社会组织的内生因素。因此，本文试图基于社会起源理论的视角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提供一个更为全面、具体的社会背景，呈现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更深入地理解和探讨社会背景与社会组织发展和运作之间的因果机制。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在管兵《城市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发育》中这样写道，社会组
织的社会起源主要表现为组织的法人身份、人员组成、资金来源等方面；而在廖慧卿、岳经纶《合作、控制与共生：街道体制下的社会服务递送》（2015）中认为，社会起源更多地体现在组织的领导者来源上。不过，他们都没有直接使用“社会起源”概念。借助萨拉蒙的“社会起源理论”，本研究假设，在社会服务购买中，承接运营家综的社会组织的来源影响着社会服务的递送。这些社会组织的来源主要有三种：街道的社会组织、高校的社会组织，以及企业的社会组织。我们以社会组织的来源为自变量，社会服务的递送效果为因变量，而服务递送效果的衡量则主要基于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数据。 无论是从社会组织自身发展出发，还是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出发，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事关组织生存发展。徐家良认为，可以从组织的产生与演变、组织结构、组织规章制度、组织资源动员、组织项目管理、组织发展战略六个维度来评定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②【注】③徐家良：《社会组织的结构、体制与能力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6页。由于家综拥有相对独立的组织结构、规章制度等，因而负责运营家综的社会组织主要影响家综的资源动员、发展战略以及项目管理。在本文中，家综的领导者来源是自变量，家综服务递送效果是因变量，家综的资源动员、战略定位以及项目管理是中间的解释变量。 资源是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进行服务递送的物质基础。一般而言，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