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陈等中间国家就十分重要，于是晋、楚为争取盟国进行了一系列战争。
鲁宣公元年，郑国倒向楚国，随即晋楚交兵，晋国无功而返。第二年，因为郑国的原因，晋楚再次交兵，结果还未交锋，晋国又主动退避。鲁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晋国再次攻打郑国，此时，楚国因在别处兴兵而没有救援郑国，结果郑国被迫与晋国结盟。
公元前606年春，楚军伐陆浑之戎，陆浑之戎在伏牛山与熊耳山之间的伊水流域，未曾开罪于楚。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是假借“尊王攘夷”的名义到中原进行试探。楚军在陆浑虚晃一枪之后，来到伊水和洛水之间，在周郊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这显然是向王室显示实力的举动。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楚庄王竟向王孙满询问王室的镇国之宝九鼎的大小轻重，言外之意是测试周天子的权力。王孙满回答说：“德最重要，鼎并不重要??如果有德，鼎即便很小，那也很重；如果无德，鼎即便很大，那也很轻。”王孙满最后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74)听了王孙满的话，楚庄王没有强求，带着军队回去了。楚国于同年夏天攻打倒向晋国的郑国，但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楚庄王率军前往中原问鼎是一种相当不尊重王室的行为，此时周王室实力衰微，楚庄王陈兵周郊的目的是为了炫耀武力，而不是攻城略地。楚庄王没有攻取成周，不是做不到，而是没有必要。由这一事件可以看出，与齐桓公、晋文公相比，在楚庄王争霸的过程中，对周王室的虔敬程度进一步下降。对楚庄王的这一举动，中原诸侯却无所反应，可见这一做法在客观上起到了向中原诸侯示威的效果。
楚庄王与晋国就郑国来回争斗了数年，但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于是采取努
力巩固自己的后方。鲁宣公八年(公元前601年)，群舒背叛楚国。(75)楚庄王起兵伐灭舒蓼，订正疆界，到达滑水，跟吴国、越国缔结了盟约才回去。这使楚国在江淮流域的势力渐趋稳固。
稳定后方之后，楚庄王回过头来经营北方。鲁宣公八年，由于陈国倒向晋国，楚庄王起兵伐陈，陈又倒向楚国。鲁宣公九年、十年、十一年，楚庄王三次起兵伐郑。鲁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年)夏，楚、郑、陈三国盟于辰陵。同年冬天，楚庄王借口陈发生内乱而灭陈，变陈为楚国的一个县。楚国大夫申叔时认为这种做法容易引起诸侯不服，庄王听了申叔时的话，就重封了陈国。但将陈国每乡各取一人迁于楚境，集中在一处，称为“夏州”，以纪念这次伐陈的武功。庄王灭陈又复陈的做法为他赢得了名誉，《左传》说他这一做法“有礼也”，认为是符合礼制的。(76)
辰陵盟后，郑国害怕得罪晋国，又重新与晋和好。楚庄王亲率大军起兵攻郑，经三个多月的围攻，攻克郑国都城。楚庄王答应了郑国求和的请求，郑襄公派弟弟子良到楚国做人质，表示服楚的决心。
晋国发动大军救郑，来到黄河边就听说郑已降楚。此时，晋军内部意见不一，但最终决定渡过黄河，试图与楚作战。楚庄王克郑后率兵北上，驻在郔地，本意是饮马黄河然后班师。听说晋兵已渡过黄河，楚国内部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决定作战。“邲之战”的结果，楚军大胜，晋军大败。
楚军获胜后，潘党劝楚庄王修筑“京观”以向后世子孙彰显功劳。(77)楚庄王借回答潘党之机，发表了一番内容精深的讲话，他提到“止戈为武”，提出了武的“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七大功能，认为“无德而
强争诸侯”是行不通的做法，还谦虚地说，“武有七德，我无一焉”，认为自己并不足以“示子孙”。楚庄王这次谈话的语气，与其九年前在周郊炫耀武力、问鼎之大小轻重的做法相比，体现出的修养和观念可以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楚庄王在谈话中还恰到好处地征引了《诗经?周颂》中的《时迈》、《武》、《赉》、《桓》等篇的内容，(78)在显示战胜者的德行和气度的同时，也显示出他对中华文化的深厚修养。他拒绝筑京观以及随之发表的一番谈话，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偏好显示的行为，一个“仁慈霸主”的形象由此清晰地建立起来。这有助于对周王室和诸侯进行安抚，提高他在诸侯中的威望。
邲之战可以说是楚庄王争霸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战役，但稍加考察，可以发现，它与欧洲大国之间进行的争霸战争存在多方面的差异：
首先是双方战争决心不足。这次战争是楚国攻打郑国、晋国为救郑国而发生的，但晋国的救郑行为本身颇为迟缓。在楚国围攻郑国三个多月并克郑后，晋国大军才到达黄河。听说郑已和楚国讲和，晋军主帅荀林父就想回兵，统领上军的士会也认为楚国国力强大，不可与其争斗，而且诸侯之中还有许多“弱而昧”的国家可以攻打，没有必要非与楚国较量。但辅佐荀林父的先縠反对，他表示“由我失霸，不如死”，然后独自带领所部军队渡过黄河。韩厥劝荀林父为减少罪责应一同进兵，这样即使战败也有更多的人一起分担责任。于是晋全军渡过黄河。晋军基于这样的心理进军，从军事上说本已颇不严肃。另一方面，楚庄王本无意与晋作战，听说晋军渡过黄河，本想回军。令尹孙叔敖也不想开战。但楚庄王的宠臣伍参想要迎战，他甚至对楚庄王说，“您是君主，却逃避晋国大臣率领的军队，这把国家的地位放在哪里呢？”这使楚庄王很为难，最后决定迎战。这与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经常讨论的由于安全困境、错误认知、为抓住机会窗口等导致的战争以及预防性战争的逻辑有很大出入。
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楚王连续两次派使者提出议和；晋军将领魏锜、赵旃都因求高官未得而心怀不满，他们想使晋国失败，请求出使楚营，荀林父答应了，而这二人的目的则是挑起战争，并使晋国失败。郤克、士会认为这两个心怀不满的人去楚营，会挑起事端，如果不加防备必然引起失败。先縠却反对说，“师无成命，多备何为”，认为多加防备没有必要。由于主要将领之间思想不统一，于是大家各行其是。
在战争过程中，还有其他许多看起来颇为反常的行为。限于篇幅，这里不做详细考察。总体上，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次从事后看具有争霸战争性质的大战，其实是一场偶然发生的战争，双方的作战决心和意志都并不坚决，更没有通过这场战争一举定霸的决心和清晰意志。从战争的进程看，双方似乎也无意在此作“殊死一战”。战争开始后，面对一拥而上的楚军，晋军主帅荀林父不知所措，在军中擂鼓说，“先济者有赏”，竟公然鼓励大家渡河逃跑。显然，晋军主帅就没有打一场恶战的思想准备。
这次战争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中，许多今天看来颇有些“异常”的行为，是在当时的名义等级体系下，受当时体系中的文化、观念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如果用权力转移理论中大国争霸战争的逻辑来硬套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行为，虽然从粗略的形式上并不是完全无法套进去，但这样的解释无疑会产生许多牵强和不到位的地方。
楚国的争霸策略本来是先制服处于大国之间的中小国家，然后再和晋国争夺霸权。然而在邲之战中一举打败晋国，取得了意外的胜利。楚国获胜后，郑、陈等国纷纷归附。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5年)，楚国制服仍有些桀骜不驯的宋国。
此时，鲁、宋、郑、陈等中原的国家都归附楚国，楚庄王的霸业达到顶峰。
总体来看，在楚庄王争霸的过程中，对周王室的尊重程度进一步下降。与之相应的是，王室的合法性和权威与以前相比也进一步下降了。当王孙满说“在德不在鼎”时，其实已十分缺乏底气，而且，就算“在德不在鼎”，王孙满也承认“周德”已衰，只是认为，虽然如此，还不到改变天命的时候而已(“周德虽衰，天命未改”)。
(六)诸侯争霸行为小结
我们在这里对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庐与夫差、越王勾践的争霸行为进行一个简单的小结：
上述争霸过程大体上是按时间顺序排列，从表1可以看出，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总体态势是：周王室的权威和合法性呈下降之势，与此相应，争霸诸侯“尊王”的虔敬程度和“攘夷”的卖力程度也呈下降趋势。
从总体上说，是否有尊王表现与霸业的成功与否之间具有一定的甚至可以说较为明显的相关关系。其中宋襄公在尊王攘夷方面做得最差，他在争霸方面也最为失败。从合法性角度来说，宋争霸的条件也很差，因为宋国是为了奉商朝的宗祀而立，因此，在宋楚泓之战前，宋大司马曾劝阻说：“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79)认为商已被天命所抛弃，宋襄公的努力违背天意、不可赦免。可见宋国官员本身对于宋国试图崛起的努力就不认可。合法性与认同的不足，加上没有通过尊王的方式有效缓解来自体系的阻力以及宋国实力本身的不足等几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宋襄公的争霸实际上绝无成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