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晋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线，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本文采用这一分期，将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53年作为春秋时期的起止年代。
⑦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英文影印本，第10页。
⑧关于由于扩张政策而导致自我包围的逻辑，参见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译：《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⑨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2005年英文影印本。
⑩当然，这样的争霸战争也不能完全排除。晋楚之间的争霸有时带有这样的色彩。但即使如此，其具体的逻辑和行为方式与欧洲大国的争霸仍有很大不同，特别是，春秋时期一般不轻易对失败者给予决定性的、致命的打击。
(11)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by Rex Warn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2, p. 49.
(12)相关观点可以参考：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Charpter 1;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ed.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p. 123;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pp. 59-61;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p. 7; Douglas Lemke and Suzanne Werne, \Quarterly, Vol. 40, No. 2, 1996, pp. 235-260; Steve Chan, China, the U.S. , 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 A Critique, Abingdon: Routledge, 2008.
(13)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1958.
(14)对这两个案例，后文还会进行更详细、但依然是很简略的讨论。
(15)关于进攻现实主义的这一假设，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
(16)关于大国争霸中很容易发生的过度扩张行为，参见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
(17)戴尔?科普兰著，黄福武译：《大战的起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下，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可能会在大国之间不再直接进行战争的情况下进行，这可能会使未来大国之间的权力争夺在某些方面具有与春秋时期相似的性质。关于大国无战争时代的权力竞争，参见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6-32页。
(18)对国家功能差异的讨论，可以参见杨原：《体系层次的国家功能理论——基于对结构现实主义国家功能假定的批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第129-153页。
(19)对预防性战争的系统理论说明，见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2008年版。
(20)阎学通、孙学峰等：《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1)其实不仅是对春秋时期的争霸行为，即使是战国时期的争霸行为，也难以用霸主国-崛起国之间互动的模式来加以解释。参见高程：《市场扩张与崛起国对外战略》，载《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3期，第1-43页。
(22)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11, p.25.
(23)后面的案例分析部分将会对此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
(24)宋襄公在鲁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的会盟中被楚国拘执，实际是楚在十分不满的情况下对宋襄公的一次警告行为，但宋襄公仍执迷不悟地要争霸，结果在第二年被楚国打得大败。
(25)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四《楚疆域论》。
(26)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27)对楚、齐、晋、秦灭国情况的探讨，可以参见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四章。
(28)比如，导致体系中的中小国家更多地去朝见霸主，而不是朝见王室。
(29)像武力一样，当权威发挥作用的时候，它同样可以起到改变其他行为体行为的效果，只是其作用机制与武力强制不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权威是一种“软权力”。
(30)比较典型的是王室代表在葵丘之会上对齐国会盟的暗中破坏之举，事见后面的案例分析。
(31)《左传?成公二年》说：“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鲁成公二年为公元前589年，由于这一说法在吴王阖庐、越王勾践之前，所以他们自然不在其列，但这里也未明确指出五霸具体是谁。
(32)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8页。
(33)事见《左传》庄公十四年，“十四年春，诸侯伐宋，齐请师于周。夏，单伯会之，取成于宋而还”。
(34)《左传?庄公十五年》。
(35)《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36)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上册)，第95页。
(37)《左传?僖公九年》。
(38)从宰孔路遇前往参加会盟的晋献公一事，可以看出宰孔实际没有参加会盟就先行离开了。
(39)《左传?僖公九年》的原文是：“宰孔先归，遇晋侯曰：‘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其在乱乎。君务靖乱，无勤于行。’晋侯乃还。”《国语》也记载了此事，见《国语?晋语二》。
(40)《左传?僖公五年》的原文为：“秋，诸侯盟，王使周公召郑伯，曰‘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
(41)《左传?僖公九年》。
(42)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上册)，第95-96页。
(43)参考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9-382页。
(44)《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45)牛、羊、猪各一头为一牢，晋文公以九牢礼迎接天子使节，是待之以上公之礼。鲁哀公七年，子服景伯曾指出，“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即最高礼仪的物品不超过十二。参见《左传?哀公七年》。
(46)周王册命晋文公之事，《左传》没有记载，而载于《国语?周语》上篇。
(47)《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48)《国语?晋语四》。
(49)参见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上册)，第98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32-434页。
(50)《左传?僖公二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