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统计数据，总结问题
图表1代表了我们的样本中公司的总结信息。这些公司从很小（26%的样本公司销售额少于100万美元）到很大（42%的样本公司销售额至少为10亿美元）。在随后的分析中，我们称“大公司”为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40%的公司为制造商（图表1C）。非制造商比较均匀地分布在其他行业中，包括金融（15%）、运输和能源（13%）、零售和批发（11%）以及高科技（9%）。在附录A中，我们展示了回复的公司可以作为公司总体规模，行业和其他特征的代表。
中位数的市盈率是15。60%的回复者的市盈率是15或者更高（图表1D）。当我们分析投资机会如何影响公司行为时，我们称这类公司为成长型公司。我们称剩余的40%的回复者是非成长型的公司。 债务水平的分布是非常均衡的（图表1E）。接近三分之一的样本公司资产负债率低于 20%，另外三分之一的在20%到40%，剩余的高于40%。我们称资产负债率高于30%的公司为高杠杆型。样本公司的信用可靠性也很分散（图表1F）。20%的公司拥有AA或者AAA的评级，32%的有A评级，27%的是BBB评级。剩余的21%是投机性的BB级或者更低。
回复的公司中有接近一半的首席执行官年龄在50到59岁（图表1I）。另外的23%年龄超过59，一个我们称之为“成熟”的集团。28%的首席执行官年龄在40到49岁之间。这项调查显示高管们频繁地更换工作。接近40%的首席执行官们任职不超过4年，26%的任职4到
9年（图表1J）。我们定义这34%任职超过9年的人为“长期任职”。41%的首席执行官拥有的学士学位为他们的最高学历（图1K）。另外的38%拥有MBA学位，8%拥有非MBA硕士学位。最后，在样本公司中，前三位高管至少拥有他们公司5%普通股，的比例为44%。这些执行官特征让我们允许考察管理层激励和自利是否会影响调查表回复结果。我们也研究了拥有MBA学位是否会影响公司高管的决策。 图1M显示，36%的公司非常喜欢发行股票，20%的考虑发行可转债，31%的考虑在国外市场上发行债务。在回复的公司中，64%计算股票成本，63%的拥有公开交易的普通股，53%的有分红，7%是被管制的公共事业。如果分发红利是一种对于投资者和管理者之间缩减的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指示，那么红利分发二分法就允许我们来考察数据是否支持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公司理论。 （插入表格1）
表格1显示了人口统计学变量的相关关系。不出所料，小公司有较低的信用评级，较高比例的管理拥有权，较低的支付红利发生率，较高的被私人拥有的比率，较低的国外收入。增长型公司一般是规模小，有较低信用评级，和较高管理所有权等级的公司。不支付红利的公司有较低的信用评级。
下面，我们针对调查回复中的各个单个公司的特征进行了单变量分析。但是，因为，规模与很多不同的因素相关，我们对分规模因素进行了鲁棒性检验。我们把样本分为两组，大公司和小公司。在每种规模的子样本中，我们再次对除规模意外的公司特征进行分析。一般
情况下，只有在某种特征（非规模）对于所有样本和两组子样本中都能保持的情况下，我们才报道这个发现。我们也针对公共和私人公司，分别进行了鲁棒性测试，并且只有当这些特征对于全样本和公共样本都能保持的时候才报道基于这种的结果。表格包含了所有的结果集，包括那些没有通过鲁棒性测试的结果。
总之，高管和公司特征的差异让我们对公司金融的实践有一个详细的描述成为了可能，能够让我们推断公司的行为是否与学术理论一致。我们在附录A中展示我们的样本是所画出总体的代表，是“电子计算机会计数据库中的代表”，没有收到非回复变差的有害影响。 3. 资本预算方法 3.1设计
这部分考察了公司用于评估项目的技术。以前的调查主要集中于大公司，并且提出内部收益率是评估的主要方法。例如，吉特曼和福利斯特（1977），在对103个大公司的调查中，发现只有9.8%的公司把净现值法作为他们的主要方法，53.6%的公司把内部收益率作为他们的主要方法。斯坦利和布洛克（1984）发现，65%的回复者把内部收益率作为他们资本预算的主要方法。摩尔和莱歇特（1983）调查了298个财富500公司，并且发现86%使用某种类型的现金流折现分析法。布尔曼（1993）发现74个财富100公司中的73个使用某种类型的现金流折现分析法。这些结果跟特拉汗和吉特曼（1995）的发现很相似，他们调查了84家财富500和福布斯200最好的小公司，和布鲁纳、伊迪斯、哈里斯以及希金斯（1998）的发现也很相似，他们调
查了27家非常被看好的公司。
我们的调查和以前的调查在很多方面都很不同。最显著的区别是以前的调查几乎都是唯一地集中于大公司。第二，在我们的样本容量比以前的调查都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控制很多不同的公司特征。最后，我们超越了净现值对内部收益率分析发，试图发现公司是否使用下面的评估技术：调整净现值法（参见布雷利和迈尔斯，1997），回收期发，折线回收期法，盈利能力指标，会计收益率法。我们也咨询了公司是否绕过折现技术而简单地使用收益倍数。我们对公司是否使用MBA课程中所教的其他分析法（比如模拟分析法和Var值法）也很感兴趣。最后，我们对实物期权在项目评估中的重要性也非常感兴趣（参见迈尔斯，1977）。 3.2结果
被调查者被要求为他们使用不同的资本预算方法的频繁度在0到4之间打个分（0意味着从来不，4意味着总是）。结果与以前的调查相比，有许多不同，或许是因为我们采用了一个更多样化的样本。这儿有一个重要的警告，那就是贯穿整个调查，回应反应了信仰。我们没有办法证实信仰与行为一致。
更多的被调查者选择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作为他们最常使用的资本预算方法。74.9%的CFO总是或近乎总是使用净现值。75.7%的被调查者总是或者近乎总是使用内部收益率。要求报酬率也很流行。 对公司和高管特性的回应的审查是最令人感兴趣的结果。大公司比小公司明显的更可能运用净现值。成长型公司与非成长型公司在使用
工具方法方面并无不同。高杠杆公司比低债务率公司明显的更可能使用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这不仅仅是一个公司大小的假象。在未报告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高杠杆与低杠杆的小公司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高杠杆与低杠杆的大公司之间也是如此。有趣的是，高杠杆公司也更可能用敏感度和模拟分析。或许是因为他们在管理过程中被要求如此做，工具更可能使用内部收益率和净现值，并且采用敏感度和模拟分析。我们发现拥有MBA的CEO比没有MBA的CEO更可能使用净现值，但是差异的水平只有10%。
支付红利的公司比不支付红利的公司明显更可能使用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这一结果在我们分析公司大小情况时同样成立。上市公司比私营公司明显更可能使用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正如在表格1所做的相关性分析，这些属性中很多都是相关的。比如，私营公司也是小公司。
除了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回收期是最常用的资本预算方法。令人遗憾的是几十年来金融教科书对投资的回收期限的标准存在缺陷。（投资的回收忽视了货币和现金流超过截止日期的时间价值，截止是任意的。）小公司使用投资回收期的频率几乎与使用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一样高。在未经公布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在小公司中，没有MBA的CEO更可能使用投资回收标准。投资回收期在成熟的CEO中最流行。在一次分开的实验中，我们发现无论对于小公司还是大公司而言，成熟的CEO明显比年轻的CEO更可能使用投资回收标准。投资回收标准也被那些拥有长期任期的CEO频繁使用。几乎没有公司使用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