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现的投资回收标准，这种方法通过解释货币的时间价值来排除投资回收标准的某一缺陷。
对于有严重资本约束的公司使用投资回收标准的合理性有时受到质疑：如果一个公司在早期不能支付正向现金流，这个公司将会停止运作，并且因此在遥远的未来不能收到正向现金流，或者也将没有资源去从事下一期的投资。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支持这一主张的证据，因为我们发现投资回收和杠杆、信用等级和股息分配方针之间不存在相关性。我们对于投资回收标准被年长的和拥有长期任期的不具备MBA的CEO使用这一发现反而暗示缺乏经验是推动投资回收标准的一个驱动因素。
一些公司使用收入多样化方法来进行项目评估。大公司比小公司更可能采用这种方法，缺乏根据。我们发现高杠杆公司更可能采用收入多样化方法。无论公司大小，杠杆在收入多样化方法上的影响都是强健的。（也就是说，高杠杆公司，无论其大小，都频繁使用收入多样化。）
总的来说，与以前的研究相比，我们的结果显示净现值作为一个评估方法更受关注。此外，使用具体的评估方法与公司大小。公司杠杆以及CEO特性相关。尤其是小公司明显不大可能使用净现值。他们也不太可能使用敏感性和VAR分析方法。下一节我们将分析进一步深入，我们详述公司具体使用的方法，并一次来得到资本成本大小，最重要的风险因素和一个具体的资本预算方案。
4.资本成本 4.1设计
我们对资本成本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公司怎样计算债权成本。我们探索公司是否会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历史平均回报或股息贴现模型。第二，我们研究当公司在进行项目评估决定现金流和贴现率的投入时所考虑的风险因素。这些风险因素包括法犸1992描述年的基本要素，节加迪西和提特曼1993年定义的动量指标，还包括陈和罗斯1986年以及哈维1991年提出的宏观经济因素。第三，我们探讨这些模型是如何被使用的。尤其是，我们考虑企业如何评估海外市场的一个新项目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对CFO是否考虑项目贴现率很感兴趣。 4.2结果
表格3显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到目前为止最流行的评估债权资本的方法：73.5%的被调查者总是或者近乎总是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第二和第三流行的方法分别是平均股票收益和一个修正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multibeta CAPM）。这与季特曼和莫库里奥1982年发现的调查者中只有31.2%的人使用股息贴现模型来确定资本成本这一结论形成强烈对比。虽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很流行，但是我们稍后会展示这一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并不明显。
具有代表性的分析尤其具有启发性。大公司比小公司更可能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小公司更倾向于使用债权资本的成本，这由投资者偏好决定的。拥有MBA的CEO比没有MBA的CEO更可能使用CAPM
或带有额外风险因素的CAPM；但是这种差异仅仅在CAPM这一要素上较为明显。
我们还发现拥有低杠杆或管理层持股较少的公司明显更喜欢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我们发现私营企业与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不同（上市公司更喜欢使用CAPM）。这可能是因为考虑到私企的贝塔系数很可能是通过计算可比较的上市企业而获得的。最后，我们发现在国外拥有较高销售业务的公司更可能使用CAPM。
考虑到大公司与小公司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审核这些可控影响是否仅仅与公司大小有关显得很重要。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说，国外销售额度可以代表公司大小。表格1显示，国外销售比例与公司大小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当我们分析通过国外销售额度验证公司大小时，我们发现他们在使用CAPM方面没有显著的不同。但是，这不表示其他的控制变量也是如此。不同的杠杆率的公司在使用CAPM时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上市或私营对公司大小的影响也是明显的。最后，管理层持股多少对CAPM使用影响程度在小公司中比较明显，在大公司间不明显。也就是说，在小公司中，CAPM的使用频率与管理层持股多少负相关。对于大公司，则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总的来说，最重要的额外风险有：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经济周期风险和通胀风险。对于贴现率的计算，最重要的因素是利率风险，规模大小，通胀风险和汇率风险。对于现金流的计算，许多公司吸纳商品价格，GDP增长率，通胀和汇率风险。
令人感兴趣的是，几乎没有公司为了账面市值比，抵押物或者动量
指标风险调整贴现率或现金流。只有13.1%的调查者在计算现金流或贴现率时考虑账面市值比。动量指标仅仅被11.1%的调查者所重视。 小公司和大公司在处理风险时表现出不同特性。对于大公司而言，最重要的风险因素是汇率风险，经济周期风险，商品价格风险和利率风险。这与Ferson和哈维在1993年在采用大量样品研究国际资产定价模型是详细列出的要素集合是相似的。表格4展示了对于大公司而言，汇率风险是最重要的额外风险因素。（61.7%的大公司调整汇率风险，51.4%的大公司调整经济周期风险。）这与小公司不同。小公司更易被利率风险影响，而大公司则更易受汇率风险影响。
正如可能预期的，拥有大规模海外销售的公司对于非预期的汇率浮动比较敏感。拥有大量外汇暴露风险的公司中有14%的公司为汇率风险而调整贴现率，22%的调整现金流，32%的两样都调整。这些数据代表公司为规避某种风险而“调整某东西”这一事件发生的最高概率。 对于其他的控制变量，我们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发现。高杠杆的公司更可能多关注经济周期风险；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债务并不影响公司是否为利率风险，期限结构风险或破产风险而做出调整。增长型公司比非增长型公司对汇率风险更敏感。制造业企业比非制造业企业对利率风险更敏感。
我们考察最后一个关于资本预算的问题。表格5研究了海外市场项目的评估。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公司使用单一的全公司性的贴现率（company-wide discount rate）来评估项目。58.8%的被调查者总是或者几乎总是使用全公司性的贴现率，即使设想的项目极可能有不同的
风险特征。将近51%的公司声称他们使用风险匹配的贴现率来评估项目。如果这些相同的公司在考虑风险要素时为外汇风险而调整现金流，那么许多公司信赖全公司性的贴现率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未经报考的结果中，我们发现事实相反：在面临外汇风险时不调整现金流的公司（与面对外汇风险进行现金流调整的公司相比）在评估海外市场项目时相对来说也不大可能采用风险匹配贴现率。
大公司比小公司明显更可能使用风险配对贴现率。这在我们对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分析中等得到进一步肯定，这些企业比全企业在评估国外项目时比全企业（firm-wide）更可能采用风险配对贴现率。几乎非常少的公司在对同一项目进行评估时采用不同的贴现率来分开评估不同的现金流。
对公司特性的分析揭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增长型公司更可能使用全公司贴现率来评估项目。令人惊奇的是，有外汇敞口的公司明显更可能采用全公司贴现率来评估海外项目。上市公司比私营企业更可能使用风险配对贴现率；但是，这一结果并不适用于公司规模大小。 拥有短期任期的CEO更可能使用全公司贴现率（大公司和小公司都在5%水平）。
5资本结构
我们的调查分别对债务、债权、债务的给付日期、可转换债务、外债、目标负债率、信用等级和实际负债率设置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