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因此，从实践指向来看，在多元化的法理丛林中建立某种规则、形成某种秩序，实为实现全球治理的第一个环节，亦是新千年所面临的“在国际层面或在全球层面上建设法治”{19}的第一个环节。
第四，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无论是“一般法理”还是“特别法理”，在本文中，它们作为“法理”，主要是指法律渊源意义上的“法理”。在国际法的视野中，它亦被称为“公法学说”，构成了国际法的渊源。
譬如，“《国际法院规约》列举?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说?为国际法的一个补助渊源”，{20}就是对“法理”作为国际法渊源的直接确认。这样的国际法渊源“固然需要强调谨慎，但是公法学家的意见却得到广泛的使用”。{21}这种法律渊源意义上的“法理”，不同于作为理论形态或“法学二级学科”之一的“法理”或“法学理论”。后者是一种理论形态或知识形态，甚至是一个“二级学科”，它作为学术分工、学术专业化的产物，是与民法学、刑法学、政治理论并列的理论形态。与之不同的是，本文讨论的作为法律渊源之一的“法理”（包括“一般法理”与“特别法理”）是法的表现形式之一，与之并列的有制定法、习惯法、国际条约等。按照学者的解释，作为法律渊源之一的“法理主要是指法学家对法的各种理性说明、解释和理论阐发，这种学理性解释（法理）能否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法的渊源，取决于各个时代和
各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法律传统。在法律发展早期，如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法学家的著作中所阐发的法理成为具有法的效力的法的渊源之一。在现代，各个国家一般不承认法理是具有直接法的效力的渊源，但却是具有法律推理意义上的法的渊源”。{22}在大陆法系国家，作为法律渊源之一的“法理通常是指有关法律的学说、原理或精神”，它在法律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相对而言，在普通法系国家，法理“属于次要法律渊源”。{23}在法律实践过程中，这种作为法律渊源意义上的“法理”，一方面具有填补法律漏洞的功能，在制定法、习惯法、国际条约暂付阙如的情况下，可以为纠纷或争端的解决提供基本的依据，这就是“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依法理”的意涵。{24}另一方面，“法理”作为法律渊源之一，还可以为法律推理提供依据。不过，无论是在实体性的争端解决中，还是在程序性的法律推理中，所依据的“法理”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这就为“法理”的分类处理提供了契机，也为本文区分“一般法理”与“特别法理”提供了理论动力。
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表明，以“特别法”与“一般法”的二元划分作为原型，在法理的层面上做出“特别法理”与“一般法理”的二元划分，是必要的，是可能的，是符合时代要求的。
三、“特别法理优于一般法理”的理论要点
如果说，在为某个特定问题寻求法理依据的层面上，为了解决“法理适用”的难题，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在众多的法理中区分“特别法理”与“一般法理”，那么，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回答是：“特别法理优于一般法理”。
“特别法理”为什么优于“一般法理”？“特别法理优于一般法理”的依据是什么？依据就是上文提到的“联系最密切”、“针对性最强”。既然“特别法理”与特定问题具有“联系最密切”、“针对性最强”的关系，那它当然应该优先适用。因此，针对某个特定的问题，如果存在着两种或多种法理依据，就应当适用“特别法理优于一般法理”的规则。全面地理解这个法理适用规则，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点。
第一，“特别法理优于一般法理”的基本性质。
“特别法理优于一般法理”并不是在各种法理学说之间进行一般性的、等级化的处理。某种法理如果被优先适用，并不是因为这种
法理的“位阶”比另一种法理的“位阶”更高，并不是因为这种法理是“高级法理”或“优质法理”，而是因为这种法理与特定问题之间具有“最密切联系”，对该问题的“针对性最强”，足以充任针对该特定问题的“特别法理”，因而应当优先适用。而且，某种法理在这个特定问题中，堪称优于“一般法理”的“特别法理”，但它在另一个问题中，很可能就只能作为“一般法理”而不能被适用。反之亦然。换言之，“特别法理”在多种法理学说中享有的优先适用地位，是由它与特定问题之间的特殊关系所决定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法理优于一般法理”规则与“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之间的差异：无论是特别法还是一般法，都是相对固定的。譬如，相对于《民法通则》来说，《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都是特别法，都应当优先适用，这样的优先适用具有普遍性。只要是合同案件或民事侵权案件，《合同法》或《侵权责任法》相对于《民法通则》来说，都要优先适用。但是，在“特别法理”与“一般法理”之间，并没有这样的相对固定的关系。通常情况下，我们无法指认，某种法理一定是优先适用的“特别法理”，另一种法理则是不能适用的“一般法理”。此外，按照我国《立法法》第83条的规定，只有两种法律法规是由同一机关制定的，才能在两者之间做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划分。但是，“特别法理”与“一般法理”却不可能是“同一机关制定”的。无论是哪种法理，都找不出特定的制定机关。因为
法理并非国家机关的产物，而是出于法学理论中的创造与积淀，常常体现为权威性的学说。
比较而言，“特别法理优于一般法理”与国际私法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具有更多的相似性。所谓“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指在国际私法领域的法律适用或法律选择中，在为某个案件确立准据法时，应当研究与该案件有关的因素，确定哪个地方与案件当事人、案件事实有最密切的联系，就选择该地方的法律作为准据法。这就是说，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否由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来充当适用于特定案件的准据法，取决于特定案件与某国或某地法律之间是否具有“联系最密切”的关系。因此，作为准据法的某国、某地法律，并非在“位阶”上高于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法律，而是由于它与特定案件的人与事具有“联系最密切”的关系。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与特定案件具有“联系最密切”的关系，它就应当作为适用于该案件的准据法。
试比较这三种规则或原则：“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最密切联系原则”、“特别法理优于一般法理”，可以发现，“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适用于国内法的选择；“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于国际私法的选择；“特别法理优于一般法理”适用于法理依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