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具有国际法性质的跨国社会契约——这种现象，在世界宪法史上具有独特性。正是这样的独特性，使“跨国契约论”成为与日本修宪问题“联系最密切”、“针对性最强”的法理学说，堪称专门解决日本修宪问题的“特别法理”，因而应当在日本修宪问题上优先适用。至于“自主修宪论”，较之于“跨国契约论”，就只能作为“一般法理”了。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按照“跨国契约论”的解释路径，日本的修宪活动就不仅仅是一国之事，不仅仅是日本的国内事务，不仅仅是国内法事务，而是一^个跨国性事务、国际法事务。回顾历史即可发现，日本现行宪法的制定与实施，本身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国内事务，它是二战的产物，更是二战前、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外政策结出来的一枚畸形果实。既然日本现行宪法从一开始就与国际社会相关联，那么，日本现行宪法的修改也就与国际社会、国际法相关联。因此，在前文述及的宪法日益走向国际法的大趋势、大背景之下，日本的修宪活动亦应当从国际法的视野中来考察。按照国际法理论，“国际法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价值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47}事实上，日本现行的和平宪法就是按照这样的国际法理念而制定出来的。而且，“随着国际社会日益社会化和组织化，原生的国家间体制不断被修正，尽管以主权为支柱的秩序价值的基础地位没有动摇，但以人权为代表的正义价值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概念的出现对国家主权形成挑战和冲击”。{48}本文提出的“跨国
契约论”，亦可以看作是对这种“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一个论证。因而，倘若超越日本国内的视界，倘若从国际社会、国际法的层面来看，较之于日本国内护宪派所秉持的“永久和平论”，思想基础深厚的“跨国契约论”能够为日本修宪问题提供更优越、更坚实的法理依据。
五、结论
本文以由来已久、至今愈演愈烈的日本修宪问题作为切入点，以法律效力理论中的“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国际私法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原型，在法理适用规则的层面上，论证了一个新的命题：“特别法理优于一般法理”。这个命题的价值与意义在于：为各种各样的法理解释系统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个可供遵循的规则，为众说纷纭的法理学说做出了某种有序化的处理。
日本修宪问题正好可以作为检验“特别法理优于一般法理”这一法理适用规则有效性的典型事例。在针对是否应当、是否可以修改和平宪法的问题上，日本国内有两种主要观点：要求修宪的修宪派，以及反对修宪的护宪派。前者的法理依据是“自主修宪论”，后者的法
理依据是“永久和平论”。然而，根据“特别法理”与“一般法理”的二元划分，以及“特别法理”的发现、确立机制，在“自主修宪论”与“永久和平论”之间，“永久和平论”具有“特别法理”的特征，应当优先适用。因而，就日本国内的两种观点来看，“永久和平论”及其支撑的护宪派的观点与实践，具有更坚实的法理基础。
然而，如果超越日本国内的两种观点，以安倍晋三的“不需要向邻国解释”的立场来看，尤其是以国际社会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观点来看，与修宪派的“自主修宪论”形成竞争的法理学说可以归纳为“跨国契约论”。按照“跨国契约论”的解释框架，日本现行宪法并不仅仅是日本国家意志的体现，它本质上是日本国内的和平力量与世界的和平力量达成的一个“跨国社会契约”。因而，日本现行的和平宪法具有“跨国社会契约”的性质，同时还具有国际法的性质。由于“跨国契约论”与日本现行宪法之间具有“联系最密切”、“针对性最强”的关系，因此，“跨国契约论”应当作为解释日本修宪问题的优先适用的“特别法理”。与之相对应的“自主修宪论”，则只能作为不能适用的“一般法理”。换言之，就世界范围来看，“跨国契约论”能够更好地解释日本当前的修宪问题。
（责任编辑：徐爱国）
【注释】
{1}“安倍称日修宪不需向邻国解释”，载《京华日报》2013年5月3日，第21版。
{2}在日本，要求修改1946年颁布的和平宪法（尤其是其中的第9条）的观点，并不是安倍晋三的个人观点，而是一个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观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鸠山一郎首相、岸信介首相、中曾根康弘首相、小泉纯一郎首相、小泽一郎议员、北冈伸一教授一直到现在的安倍晋三等首相、议员、学者，都是不同时期修宪派的主要代表。
{3}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107。
{4}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329。
{5}《朝日新闻》2000年2月26日。 {6}《朝日新闻》电子版，访问地址：http：
//www.asahi.com/politics/update/0509/TKY20130508091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5月9日。
{7}《读卖新闻》2013年5月3日。
{8}日本弁護士連合会：“憲法第96条の発讓要件缓和に反対す
る意見書”，访问地址：http：//www.
nichibenren.or.jp/library/ja/opinion/report/data/2013/opinion_130314_2.pdf，最后访问日斯：2013年5月10日。
{9}（日）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吕昶、渠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页177-178。 {10}同上注，页7。
{11}（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页99。
{12}张旭：“论康德的政治哲学”，《世界哲学》2005年第1斯。 {13}顾建亚：“?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适用难题探析”，《学术论坛》2007年第12期。
{14}（美）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
{15}关于“大同”理想的早期表达，集中体现在《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关于“大同”理想的晚近表达，代表性论著有康有为：《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6}参见于飞：“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发展与适用”，《法律科学》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