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马、布对文化进化论的反叛
1.文化进化论的观点
19世纪文化进化论从生物的类比中得出结论：文化与生物界的生存法则一样，
(1)低级——高级； (2)世界的发展从“非西方的落后文化” ——“西方的进步文化”
2.马、布的反叛
从生物学中获得启示：
1.人文现象和生物现象的雷同，不在于高低之别，而在于他们存在的目的与生物体一样，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2.欧洲的优势不在于进化阶层上的地位，而在于它可以通过实证的科学研究掌握非西方的文化特性。
3.马氏、布朗对人类学发展的贡献
(1)功能的解释强调了不同文化间的“平等生存权利”，“非西方文化”的合理性。
(2)对“异文化”的研究所获得的实证知识，有助于对西方本土文化的自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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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人类学的基本观念，对人类学者的文化价值判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功能主义的省思(背景)
马氏和布朗被推崇为社会人类学的导师
相继在英国的人类学界形成学术霸权。
1.二战爆发，社会进化观念的幻灭
2.战争意识，质疑功能主义社会整体性和稳定性的命题。
3.德国种族主义的危害，使学界开始反思欧洲种族主义的历史。
30年代至60年代的“重新思考者”
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
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Pritchard）
马克斯·格卢克曼（Max Gluckman）
埃德蒙德·利奇（Edmund Leach）
新解释的探求
贝特森：《纳文》1936——仪式
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1940
格拉克曼：《非洲部落的控制与对立》1961
利奇：《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1954
（格氏的“社会冲突论”；利奇的“过程论”）
下一讲 黄金时代的人类学重镇与精神领袖
牛津大学：爱德华·埃文斯-普利查德
伦敦经济学院：雷蒙德·弗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