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批评学复习大纲(7)

1970-01-01 08: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P145页) 白色给人以明快、洁白、纯真、愉悦、轻松之感,黑色则给人以静寂、悲哀、绝望、沉默的感觉。紫色给人以高贵、壮丽、神秘之感,而粉色则给人青春、明快、纯真、可爱的感觉等等。这些只是对色彩与情感的联系作了最宽泛的界定,其实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对色彩的偏好各有不同。如黄色给人感觉明朗而欢快,常与金子、太阳相联系,在我国古代象征着王权,是一种华贵的颜色。而在西方基督教中,黄色因叛徒犹大身穿黄色衣服而遭厌恶,在回教中黄色则象征着死亡。紫色稳重而仁厚,许多民族赋予其典雅的意义,而在巴西则用来表示哀悼。不同的民族在绘画艺术中对色彩的追求也不尽相同,西方绘画一般追求色彩的丰富性,而中国画则对色彩注意较少,如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常在黑白深浅之中表达深远的意境。

声音

声音同色彩一样,是物质的自然属性。声音是音乐、影视、戏剧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之一。声音“具有一定的模拟功能、类比功能和象征功能,但是,最为突出的,则是它的表情功能”。

以声音为手段媒介的艺术主要是音乐,戏剧中的音效、电影中的画外音多是现实声响的再现。

音乐凝结着作者对声音的美学理解和创造性阐释。音乐是可以传达情绪的,人们能够从音乐里面感受到创作者想要表达的喜怒哀乐,引导欣赏者产生无限的遐想,从而获得美的享受。

对于音乐之美的追求,已经辐射到其他各种艺术样式。舞蹈艺术的生命从来都是与音乐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戏曲的音乐成分已经成为其核心因素之一;人们把雕塑称作凝固的音乐,寻求建筑中的音乐的流动之美,在美术中探索绘画与音乐的结合等等,均是对于音乐所具有的能够穿透与震撼人的心灵的巨大艺术魅力的神往和追求。

十二、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方法

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

论的指导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历史批评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者看来,一切艺术作品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因而对艺术作品的把握和批评必须从历史的观点出发,去发掘作品的社会作用和历史价值。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又不忽视艺术作品的美学属性和美学构成,提出艺术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原则、艺术风格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原则、艺术的真实性与倾向性相统一的原则等重要原则。正是从上述两个基本点出发,恩格斯总结出了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的总原则和最高标准: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美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价值思想最集中的概括,始终贯穿在他们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既反映着文学作品内在的价值,也反映着文学接受主体审美需求中为特定社会历史所规定的利益需求关系。

运用美学的观点,能促使艺术批评者充分注意、审视和评价艺术作品是否符合审美创造的规律,是否具有美的形态,能否最大程度地显示美的本质、特征和魅力。运用历史的观点,则提示批评者要把艺术作品放在社会及历史的大背景上,去看其是否描写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是否反映了历史的进步要求,是否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须趋势,从而衡定其历史作用和历史价值。实际上,这两种观点不是绝对对立的,无法割裂开始用。因为任何美学观点都是一定历史的产物,具有历史性;而历史的观点,又必须落脚于艺术作品,给审美对象以历史的审美和评价。因此,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是辩证统一的,在艺术批评实践中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综合地起作用的。

用恩格斯倡导的美学观点来要求、衡量和评价作家作品,就应当自觉地注重和强调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和审美属性。艺术家从事审美创造活动,对自身的发现和创造精神,对审美心理的结构和功能,对选择和驾驭艺术语言的才能和娴熟的技巧,都必须达到较高的境界和水准,遵从艺术把握生活的特殊规律,探寻审美创造特有的方法、途径和目的。从恩格斯对歌德及其作品的评论中,可以看出美学观点所包含的思想内涵:艺术家应当具有“从心底出现的比较正常的美感”;“博学”、“敏锐”、“有血有肉的”“活跃”的“天性”;把作家“推向实际生活的”“气质”、“精力”和“精神意向”等等。(《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4——275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美学的观点”是既包括内容又包括形式的关于整个艺术的观点,要求艺术倾向性与真实性的统一,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以及形势与内容的统一。

文学艺术同政治、哲学等其他意识形态在表达倾向的方式上毕竟是不同的。一部艺术作品,其倾向性的对错与其强弱,主要不取决艺术家在作品中公开表明了何种立场,宣扬了何种理想,而在于艺术家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是否正确,是否出自主观的真诚写出了生活的真实,揭示了客观的真理。生活本身包含有倾向,即客观倾向性;艺术家对待生活有态度和情感的倾向,即主观倾向性。主观倾向性应该同客观倾向性相一致,应该蕴含在对客观社会生活的真实描写之中,应该通过所塑造的人物、所展现的场面和情节自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中讲到,不必把“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而只要“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恩格斯认为,做到了这一点,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品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换言之,是真实性带来了倾向性。另一方面,恩格斯批评了缺乏艺术性的倾向文学。在恩格斯的时代,有不少作家忽视文艺的形象特点,在他们的作品中,思想往往淹没了形象,雄辩往往代替了具体的描绘,人物往往变成了作家单纯的传声筒。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作品的感染力量,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基于此,恩格斯不满于把创作当作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的倾向性文学艺术,指责那些缺乏艺术力量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批评那些以抽象的说教取代情节和场面的丰富性的创作,而肯定了文学艺术作品中那些“富有诗意的裁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即对人物、事件和社会现象的是非好坏作出客观评判的作品。总之,艺术倾向性与真实性辩证统一的原则,反映了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它要求艺术家投入生活实践,取得丰富的实践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作品的倾向性和真实性得到客观检验。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关于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观点亦是我们应当遵从的科学的观点。艺术作品构成的内容和形式本身不可分割,二者互为条件、相互渗透、有机统一。没有形式,内容就无法显现;没有内容,形式也就无法存在。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如果形式是内容的表现,它必和内容紧密联系,你想把它从内容中分出来,那就意味着消灭了内容;反过来也一样,你要想把内容从形式中分出来,那就等于消灭了形式。”理论上是这样,创作实践中亦如此。恩格斯在《致

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提到“德国戏剧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戏剧的情节结构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正是戏剧艺术的内容和形式辩证统一所达到的美学境界。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美学的尺度衡量作家和作品的优劣高下时,明确实践着其文艺批评审美的价值取向,并将这一价值列位为首先。早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马克思最早提出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再一次表明文学批评是“美学批评”。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对自己使用的方法作过说明:“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衡量他”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7页)。他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又重申了“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并强调这是“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两位创始人辩证地突出了美学标准的重要地位,表达了他们对文学批评审美价值取向的理性认识。文学艺术品质首先是审美,决定着文学批评首要的职能是引导文学活动“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美的问题时,很明确地阐述了审美与功利之间内在的联系。马克思认为,人的美感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并与人现实的需要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说:“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美和特性。”

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活动。马克思将文学艺术归结为人类“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这种掌握世界的方式体现着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马克思指出:“对象如何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造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文学活动既然是一种审美的活动,是创造审美价值、实现人审美需求的精神性的实践,那么审美就自然地成为文学批评主体与其对象关系的规定性,也就自然地成为文学批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文学批评也是一种文学活动,文学价值的实现,不仅取决于文学作品自身潜在因素和审美接受群体的期待,还需要批评家的参与来沟通二者的“供求关系”。批评家的审

美权衡和判断,一方面实现着作品的美学价值以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同时也引导着文学作品和审美主体走向更高的审美境界。

马克思恩格斯对作家作品进行美学的批评时,同时进行着历史的分析和衡量。用历史的观点要求、衡量和评价作家作品,应当考察艺术的社会位置和艺术的历史根源,艺术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内容放置在时代氛围中,以一定的历史深度进行观照。换言之,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从特定的社会关系、历史条件中去考察文艺现象,具体来说就是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

实现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问题不在于能否进行艺术想象和虚构,而在于通过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真实地反映历史和社会生活的面貌,揭示出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就历史剧《济金根》给拉萨尔的信的一个理论问题就是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了拉萨尔的创作违背了历史真实,具体地说,就是拉萨尔的剧本歪曲了16世纪20年代德国的现实关系,错误地描写了农民和骑士在这种现实关系中所处的地位,特别是忽视了农民反抗和起义给当时反对封建的国民运动带来的巨大影响,以及这种反抗和起义以及农民战争所造成的阶级斗争的客观情势。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能否写出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环境,揭示出这个环境中真实的阶级关系,整体符合历史真实,是判断历史剧是否达到艺术真实的客观标准

将“历史的观点”和“美学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不仅是对具体的作家和作品符合特定历史范畴的评价,而且是立足于现实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根本利益的审美引导,从而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价值取向的另一重要方面——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为目标。

站立在人类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先进生产力,他们的利益、要求和理想,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注。两位创始人历史主义地运用美学的尺度进行文学批评时,必然的带上无产阶级革命功利目的。马克思坦率地表明:“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7-418页) 文学作品如何反映无产阶级生存境遇及其革命风貌,无产阶级如何在争取自身经济解放的同时成为审美王国的主体,这些思考作为一条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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