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业和手工业
曾有外国学者说过：“研究柬埔寨就要研究柬埔寨的农民。”①高棉人自古以来都和土地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在扶南时期，农业就成为了社会经济的主要基础之一。《晋书》中记载，扶南人：“以耕种为务，一岁种，三岁获”。②扶南时期主要种植的农作物是水稻。当时的生活在扶南南部的人们已经会利用自然地势，用河流水来浇灌农田，同时也兴修了人工水渠来灌溉稻田。鉴于对水利条件的善加利用，农作物的产出量很大，收获也得到了保障。除了基本的农作物，扶南还大量种植着经济农作物作为经济来源。常见经济作物“有甘蔗、褚蔗、安石榴及桔，多槟榔”。 农业的发达和相对良好的粮食供应也为扶南的海外贸易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本土商贾和远道而来的外国商人在扶南的俄厄城等港口地区可以得到充足的粮食及其他后勤供给，他们能够放心地在本地经商或等待季风去往其他目的地。扶南拥有较强的农业生产力，使得其在与暹罗湾周边其他国家的贸易竞争中，脱颖而出。
扶南时期的手工业发展也达到了一定程度。近几年，柬埔寨本土进行的考古挖掘中，发现加工水平较高的金银器，还有陶器。④而中国古籍中也记载，扶南人“好雕文刻镂，食器多以银为之，贡赋以金银珠香”。⑤手工业的产品不仅作为贡赋，也作为商品销往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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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真腊时期的经济
一、扶南经济的衰落
扶南的衰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途经巽他海峡的南方路线逐渐取代了经马来半岛和扶南港口的贸易路线。进而导致了扶南丧失其在东南亚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二是扶南国内统治阶级的内斗，而以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基础的扶南，国势渐衰的同时，内部纷争更加激烈。⑥
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海船逐渐不需要再沿着海岸航行，海船可以深入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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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elvert, Le Paysan cambodgien.Paris:Mouton,1961,Introduction.转引自Ian Mabbett and David Chandler. The Khmers.UK and USA: Basil Blackwell Ltd , 1995,p.139. ②
（唐）房玄龄撰《晋书》卷九七“列传第六七·四夷”，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1220页。 ③
（南朝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五八“列传第三九·东南夷”，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417页。 ④
Gania Nali. Khmer Renaissance Vol.2（柬文版）.Phnom Penh: Friends of Khmer Culture Inc, 2006，p.87-89,p.101-111. ⑤
（唐）房玄龄撰《晋书》卷九七“列传第六七·四夷”，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1220页。 ⑥
梁志明主编《东南亚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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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大约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从苏门答腊等东南亚其他地区来的商贾开始选择不经过扶南直接将香料等土产运往中国，即使需要途中停靠休整，他们也更乐于选择占婆（今天越南东海岸）的沿海港口。在到达中国进行贸易后，商人们将购买（或交换）的中国商品直接运回自己国家的港口，再通过巽他海峡的各个货物中转站，运往西方。进入6世纪之后,马六甲海峡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海峡两岸和苏门答腊、爪哇的港口取代扶南成为海舶停靠的中转地而蒸蒸日上。①
与此同时，扶南北部的属国真腊逐渐强大，并向自己的宗主国发起了挑战，在两者的战争之中，扶南进一步衰落下去。最终在公元627年，被真腊所兼并。与自己曾近的宗主国不同，真腊的主要经济基础是农业。
二、真腊时期的经济 1. 气候条件、地理环境
真腊时期由于贸易的衰落，经济更侧重于农业。真腊的土地条件是南北有别的，《隋书》中写道：“其国北多山阜，南有水泽”，②外国学者也提到在七世纪的时候，柬埔寨的中央地区是一块利于水稻生长的土地。③而在当时的气候，“地气尤热，无霜雪，饶瘴厉毒蠚”，④ 虽然有厉害的毒气和病虫害，但是无霜雪、温暖的气候有利于农作物的生产。从自然条件来看，真腊具有发展农业的良好基础。
2.水利设施和农业生产技术
早在扶南时期，历代统治者重视水利设施的修建。真腊的统治者也很好的继承了。只要是在和平时期。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的兴修和利用是不断进行的。真腊本身的水利资源丰富，洞里萨湖和大小不一的湖泊、河流为生活在周边的人们提供了农业和生活用水。就如在首都伊奢那补罗就建在洞里萨河的支流森河边，森河与湄公河平行。人们将自然水引进农田进行灌溉，或是将其引进护城河和城内的某些水池，以供日常使用。兴修水利设施利于扩大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促进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和夯实国力。从宗教活动中也能看出农业在真腊的重要性。每年五六月“瘴厉”盛行的时候，真腊人用白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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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大珂：《略论扶南的海上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94年04期，56页。 （唐）魏征撰《隋书》卷八二“真腊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973页。 ③
Michael Vickery. Socie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Pre – Angkor Cambodia : The 7th –8th Century . Japan :The Toyo Bunko, 1998，p.300. ④
（唐）魏征撰《隋书》卷八二“真腊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973页。 ⑤
陈显泗：《柬埔寨两千年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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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白羊放在城池的西门外的神祠内，进行祭祀。祈求神灵保佑五谷丰登，六畜平安，人们免于疾疫。真腊时期的农业生产技术是否比扶南时期有了进步，我们无法证实，但可以推测其生产技术应该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因为它尚且能应付今天的农业生产。到现代的柬埔寨，很多地区的农民仍然使用七世纪的耕作技术进行耕作，可能这是因为，同样数目的人和动物，耕作着同样面积的土地。①
3. 特色物产和家畜的饲养
真腊 “土宜梁稻，少藜粟，果菜与日南、九真相类。”②特产有无花，叶似柿，实为冬瓜的婆那娑树，这个好像是今天的菠萝蜜树，还有花叶似枣，实似李的菴罗树，这个可能是今天柬埔寨的鸡蛋果，花似木瓜，叶似杏，果实似楮的毗野树，是现在的柠檬树等。③而水产有建同鱼，“四足、无鳞，其鼻如象，吸水上喷，高五六十尺”，④这个描述有些像今天生活在柬埔寨桔井地区的淡水海豚，还有一种浮胡鱼，“其形似<鱼且>，嘴如鹦鹉，有八足。”⑤《隋书》中还描述这里的大多半鱼，只是半个身子露出水面，就像山一样。这一点，已经由在柬埔寨进行古鱼类研究的学者证实了，在古代洞里萨湖及其他河流中生活中许多种类的大型淡水鱼。⑥
真腊时期，人们还驯养了很多的牲畜，如猪、牛、羊等。这些牲畜除了用于祭祀，还用于日常食用。根据外国学者的研究，当时统治阶级的食谱里除了米饭，还有大量的动物制品，如黄油、乳酪、用肉汁做成的膏等等。⑦真腊人还驯养大象，富人家用肉来喂大象。大象的数目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单是用于战斗的大象就有五千余头。在陆真腊⑧的副王向中国朝贡时，奉献了十一头驯养大象。⑨真腊时期，手工业应该有了进步一的分工，能够制作金子、象牙装饰的宝帐、宝床、还有金香炉、金宝花冠、革履、金珰等工艺较为复杂的生活装饰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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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Vickery. Socie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Pre – Angkor Cambodia : The 7 –8 Century . Japan :The Toyo Bunko, 1998，p.300。 ②
（唐）魏征撰《隋书》卷八二“真腊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973页。 ③
陈显泗：《柬埔寨两千年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 209页。 ④
（唐）魏征撰《隋书》卷八二“真腊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973页。 ⑤
（唐）魏征撰《隋书》卷八二“真腊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973页。 ⑥
Gania Nali. Khmer Renaissance Vol.1（柬文版）.Phnom Penh: Friends of Khmer Culture Inc, 2006，p.43-46. ⑦
Michael Vickery. Socie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Pre – Angkor Cambodia : The 7th –8th Century . Japan :The Toyo Bunko, 1998，p.300. ⑧
8世纪初，真腊分裂为陆真腊和水真腊。 ⑨
（北宋）宋祁、欧阳修撰《新唐书》卷二二二“真腊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转引自国学网站，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newtangsu/liansh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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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高棉民族形成时期的文化
第一节 扶南时期的文化
扶南时期的经济和综合国力在东南亚地区独占鳌头，其文化在此地区也可以称得上是首屈一指。扶南文化是以本土原生文化和外来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相互交融形成的。其主流文化是在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在物质文化方面，但是印度的影响则是在精神文化层面，这是由于东南亚和印度有相似的地理环境，东南亚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更容易接受印度的宗教文化。①
一、语言和文字
高棉人所讲的语言是高棉语是可以肯定的，高棉语应属于孟高棉语族，和泰国及下缅甸的孟族人相近，同属澳亚语系（Austro-Asiatic group）。②当时扶南还有部分的印度移民，统治阶级上层也有人来自印度，他们使用的语言应是梵语。也就是说在当时，可能梵语主要用于官方，而高棉语主要用于普通日常生活。对于使用的文字，《晋书》中记载：“亦有书记府库，文字类于胡”。③这个类于胡的文字，可能是类似梵文的文字或是就是梵文。一些学家认为扶南早期的文字以梵文为主，他们的根据是现今发现的四块碑铭都是用梵文镌刻的，这样可以说明当时的官方文字是梵文。如在越南芽庄地区（当时的扶南领地）出土了公元3世纪范师蔓时代的梵文碑铭。④这个观点有一定的说服性，我们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可以得出付男的统治阶级中有印度人或被印度文化影响的高棉人。而这些人在说梵语的同时，肯定会使用梵语进行书写。高棉文是在扶南统治的后期，由高棉人根据古代南印度婆罗迷字母创造的。现已发现的最早以高棉文刻写的碑铭，是立于公元609年的阿克姆碑（Akxom），该碑出土于吴哥西南部。⑤而从元代周达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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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版，95-97页。 山本达郎编著《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 81页。转引自佛缘资讯：《柬埔寨佛教史》，http://www.foyuan.net/article-201010-1.html,2010-12-24/2013-6-04。 ③
（唐）房玄龄撰《晋书》卷九七“列传第六七·四夷”，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1220页。 ④
许肇琳、张天枢：《柬埔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252页。 ⑤
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版，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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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著的《真腊风土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高棉文的书写是“大率字样，正似回鹘字。凡文字皆自后书向前，却不自上书下也”。①根据笔者自己学习现代高棉文的经历来看，至今其书写方式仍未从左到右，自下而上。
二、外来宗教的传入
在外来宗教进入扶南之前，高棉人也有自己的原始宗教，主要体现在对山神、土地神等小型领地神灵的膜拜。在扶南初期，婆罗门教和佛教先后传入，目前学者对两者传入的先后顺序有着不同的看法，柬国学者耶登认为在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已经派人到东南亚传播佛教。传播的地点可能包括扶南这样的强国。②而英国学者查尔斯也认为,印度教传入东南亚的时间可能要比佛教晚，其根据一是公元前几个世纪印度与东南亚来往频繁，当时是在印度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是佛教；二是印度教即是信仰又是生活方式的特点，致使它传播较为缓慢。③而扶南建国传说中的混填可能是一个印度婆罗门或是印度化的统治者，他的到来也带来了婆罗门教，现在人们推断混填到来的时间是公元1世纪后期或2世纪初。但这个时间也只是推断。目前佛教与婆罗门教传入的时间先后和确切时间还有待研究，但我们根据在今天越南南部（当时扶南统治区域）出土的武康碑铭，可以确定的是在公元3世纪时，婆罗门教和佛教都已传入扶南，佛教的保护者是国王。在现已发现的3-6世纪的文物中，有佛像、湿婆像、毗湿奴像，这说明婆罗门教和佛教共存或是交替出现。④
根据《梁书》中的记载，扶南的人们供奉婆罗门教神祗⑤，“其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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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世纪末，僑陈如，又一位来自印度的婆罗门教徒，成为扶南的统治者后，
“复改制度，用天竺法”。⑦这都可以证明婆罗门教的信仰十分广泛。统治阶级信仰婆罗门教，但对佛教也采取了宽松的态度。如在5世纪，扶南国王阇耶跋摩派遣释那伽仙来到中国南朝的刘宋王朝，在谈及举国信仰湿婆教的同时，还谈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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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周达观原著，夏鼐校注《真腊风土记》第十二条“文字”，中华书局，2006年，119页。 陈显泗:《柬埔寨两千年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 83页。
[英]查尔斯?埃利奥特：《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25页。转引自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版，106页。 ④
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版，108页。 ⑤
这里的描述象婆罗门教三位一体神中的湿婆神。 ⑥
（唐）姚思廉撰《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八·诸夷”，中华书局（标点本），1983年，346页。 ⑦
（唐）姚思廉撰《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八·诸夷”，中华书局（标点本），1983年，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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