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与产业结构优化
目的选择、计税依据的确立、税率的设定、税式支出政策的实施等措施，使得不同的商品、不同的经济行为、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业承担不同的税负，从而导致不同经济活动的原始收益或成本因差别税负而发生变化，最终对产业结构的演进构成影响。
（一） 税收政策影响需求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税收政策能够改变需求结构，而在一个需求对供给影响的传导机制比较健全的经济中，需求的结构变化会通过对供给的影响最终改变产业结构。
1、 税收政策改变中间需求与最终需求的比例及中间需求结构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税收政策可以对技术进步施加鼓励（有时可能是阻碍）效应，而技术进步的程度则直接对原材料、能源等中间产品的利用效率产生影响，也对中间产品的更新换代产生影响，从而改变各产业的中间投入率和对中间产品的需求结构，最终影响中间产品型产业的比重及其内部结构。税收政策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方式主要有：第一，税式支出。政府可以通过对高技术产业、所有产业的技术改造以及技术开发活动给以低税率、税收豁免、税收抵免、加速折旧、费用扣除、退税等税收优惠，以促进其发展。第二，税种设置及税收课征方式。政府可以通过税种的设置及计税依据等税收课征方式的规定对与技术进步有关的产业及活动进行鼓励。当然，由于政府目标的多元化，政府基于其他考虑而出台的某些税收政策也可能会对技术进步产生负面影响。
2、 税收政策改变消费需求结构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1）税收政策改变私人消费需求结构和政府消费需求结构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第一，税收政策通过改变收入分配状况从而影响产业结构。税收政策可以通过相关税种的设置改变财产存量和财产增量的分配状况：首先，税收政策可以选择开征个人所得税、遗产与赠与税等税种，而众所周知，个人所得税可以改变财产增量即收入的分配状况，遗产与赠与税则可以改变往期收入结存所形成的财产存量的拥有状况；其次，在开征个人所得税、遗产与赠与税的前提下，税收政策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课税方法、不同的费用扣除额、不同的起征点、不同的税率、不同的税收优惠规定来对财产增量和财产存量进行不同的再分配。而收入和财富分配状况的改变会改变私人消费需求的结构，从而对相关产业的产业结构构成影响。
第二，税收政策通过改变消费品的比较价格从而影响产业结构。税收政策可以通过税种的设置、差别税率的设定等手段，使不同的消费品承担不同的税收负担，从而改变消费品的比较销售价格或消费品生产者的比较成本，进而改变消费需求结构。税收政策对消费品比较价格的影响主要有如下方式：一是直接对不同的消费品课征不同种类的税收或实行不同税率，其实施环节可以是生产和销售环节，此时影响的是消费品的销售价格；也可以是消费品的使用环节，此时影响的是消费品的使用价格。在这种调节方式中，比较典型的是特别消费税的设置。政府可以通过特别消费税税目的选择，使得特定消费品较其他消费品承担更重的税负；还可以通过差别税率的设置，使得不同的特定消费品承担差别税负。二是虽然对不同的消费品施加的名义税率相同，但是由于不同消费品生产、销售过程的不同特点，相同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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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税率却带来了不同的实际税负。这种对不同消费品施加的不同实际税负，有些是税收政策的主观意图，但由于在相同的名义税率下，影响实际税负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不少因素可能超出了政策制定者的考虑，因此，有些税负差别并非决策者的主观故意，而只是某项税收政策执行的客观结果。
（2） 税收政策改变私人消费需求与政府消费需求的比例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收入，而税收收入的增加会促使私人可支配收入减少，因此，一般而言，税收占GDP的比重，即宏观税负越高，政府财政收入越高，政府可能用于消费的数额也就越大，与此同时，私人可支配收入则越少，私人消费需求的数额将受到限制。因而，宏观税负的高低对私人消费需求与政府消费需求在整个消费需求中的比重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相应导致供给结构的不同。
3、 税收政策改变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比例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储蓄率是影响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比例的重要因素，而政府可以利用多种税收手段影响储蓄率的高低，从而改变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比重，并最终改变产业结构。首先，政府可以通过相关税种的设置改变消费与储蓄的比较利益。政府若对储蓄利息收入开征所得税，将会使储蓄的实际收益率降低，从而使消费的比较利益提高；政府若开征遗产与赠与税，也会提高私人即期消费的偏好。其次，政府可以通过相关税种的设置改变私人储蓄偏好。政府若开征社会保险税，对未来失业、疾病、养老等风险具有良好保障的预期将促使个人减少储蓄，而相应提高消费需求水平。再次，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手段改变收入分配状况，从而改变边际消费倾向。若税收政策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较大，个人收入差距就会缩小，边际消费倾向可能因此提高，边际储蓄倾向则会相应降低，从而导致消费需求增加，储蓄减少。
4、 税收政策改变投资需求结构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1） 税收政策改变私人投资需求结构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首先，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手段改变不同产业的比较收益率从而改变私人投资需求结构。如前所述，私人投资方向主要受产业比较收益率的影响，而投资的产业差别必定会带来对投资品（设备、原材料等）的不同需求，从而带动被投资产业的上游产业的发展。政府可以通过税种的设置、差别税率的设定、税式支出政策的选择等措施，构筑产业差别税负，从而改变产业间的原始比较收益率，进而改变投资的产业流向，最终导致私人投资需求结构的改变。其次，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手段直接提高私人对特定投资品的购买偏好。如政府若开征环境保护税，必将增加环境污染行为的成本，若成本的增量足够高，则企业购买环保设备的偏好必将提高。再次，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手段改变投资品的比较价格，从而影响投资者对投资品的购买结构。如政府通过设立资源性税种、选择资源性税种的税目、设定差别税率等手段，可以改变原油、煤炭、水、土地、矿产品、林业、海洋等资源的比较价格；政府通过对部分产业（如环保设备、环保产品等产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减少其产品所负担的税负，可以降低其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增加其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从而提高投资者对其产品的投资需求。
（2） 税收政策改变私人投资需求与政府投资需求的比例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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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税收政策对私人消费需求与政府消费需求比例的作用机制相同，税收政策对私人投资需求与政府投资需求比例的影响主要也是通过宏观税负的高低来实现的。较高的宏观税负为政府投资需求提供了较充裕的资金保证，但同时，也减少了私人收入，降低了私人投资需求的比例。如前所述，由于私人投资领域与政府投资领域相异，因此，私人对投资品的需求与政府对投资品的需求具有不同特点，宏观税负的水平差异可能改变私人投资需求与政府投资需求的比例，从而改变整个投资需求结构，进而影响投资品供给产业的结构。
（二） 税收政策影响供给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1、 税收政策改变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1）税收政策改变劳动力的数量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劳动力的数量与一国的人口数量直接相关，而税收政策有可能对人口数量产生影响。税收政策对人口数量具有最直接影响的部分在于社会保险税的设立和完善与否。若社会保险税未设立或虽设立但税收数量过低或保障面过窄，都可能造成一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导致社会保障水平过低或部分民众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出于对未来社会保障无法企及的预期，缺乏社会保障的民众就会理性地选择“养儿防老”，提高生育偏好，从而促进人口数量进而劳动力数量的提高。而较高的劳动力数量水平，不仅为一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强化了一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必要性。
（2）税收政策改变劳动力的质量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如前所述，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与否关键在于教育水平，税收政策可以通过改善教育从而达到提高劳动力质量的目的。政府可以通过以下税收手段促进教育水平的提高：首先，通过税收为教育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由于教育的准公共品性质，教育资金在相当高的程度上是由政府提供的，而资金的充裕与否是教育水平能否提高的重要条件。政府通过税收手段提供充足的教育资金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开征特定的教育税种，如教育税、社会保险税等；二是通过其他税种的完善提供教育资金。其次，通过税收制度的优化提高公民的教育偏好。政府在设计个人所得税制度时，应使教育支出能够在费用扣除额中全额扣除；由于劳动所得在相当程度上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因此，政府应使劳动所得的税收负担低于非劳动所得。再次，通过税式支出手段提高企业在职培训的偏好和鼓励教育产业的发展。政府可以通过费用加成扣除等措施为企业承担部分人员培训费用，提高企业在职培训的偏好；政府也可以通过减免税等措施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
2、 税收政策改变资本的数量和投向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1） 税收政策改变资本的数量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税收政策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对资本的数量构成影响：首先，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措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税收政策是投资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国际税收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税收政策在国际投资争夺中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视。两种方式都可以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一是为外资提供特别税收优惠，使外资承担较内资更低的税收负担；二是对内外资全面实施低税政策，外资同样可以获得低税负利益。其次，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措施增加国内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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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第一，如前所述，相关税收政策可以提高储蓄率，从而为资本形成提供充足的资金基础。第二，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政策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储蓄作为潜在的投资，其转化为现实的投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足够高的投资率和便利的转化途径，而税收政策同样可以对投资率和转化途径产生影响。一方面，税收负担是企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若税收负担过高，企业的收益必然下降，投资收益率自然也会降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就会受阻；另一方面，税收政策若对多种投资方式、多种投资主体进行鼓励，则会使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更加便利。如税收政策若对中小企业提供适当的税收优惠，就可以鼓励更多的私人投资。第三，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政策促进私人收入向投资的直接转变。政府可以对国债及其他相关债券收益提供税收优惠，从而鼓励私人购买国债，而国债资金也是政府投资的重要来源，私人对国债的购买，实际上是将私人原拟用于消费或储蓄的资金直接转变为了政府投资；同理，政府也可以对股票收益提供税收优惠，从而促进私人消费资金或储蓄资金向投资的直接转变。
（2） 税收政策改变资本投资方向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税收政策对不同产业、不同产品所实施的差别税负必然改变相关产业和产品的原始收益率，从而直接影响资本对不同产业和产品的偏好，改变资本投向。资本投向的变化必然影响不同产业的资本存量，进而影响各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状况。
3、 税收政策影响技术进步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税收政策对技术进步的主要决定因素——R&D投入水平、教育水平、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水平等均能构成重要影响。税收政策对教育水平的影响如前所述，税收政策还可以通过多种税式支出手段，如费用扣除、税收抵免、加速折旧等的应用，鼓励R&D投入的增加；通过对科技成果转让收入的税收减免鼓励科技成果的转化；通过对科技人员收入的税收优惠鼓励劳动力培养和劳动力使用的科技取向。
三、 我国产业税收政策的结构效应分析
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是：就三次产业而言，我国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偏高，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比重过低。我国三次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见表2，作为中低收入国家的我国其产业结构与所有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产业结构的比较见表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产业结构的偏差。同时，我国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严重失调，第一产业沉淀了过多的过剩劳动力，导致第一产业的效率低下。就各产业内部而言，我国各产业内部均存在技术进步程度欠缺，高技术及新兴产业欠发达的现象。第二产业内部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过低，第三产业在总体欠发达的情况下，金融、信息、咨询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状况更是不容乐观。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税收政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表2 我国三次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 项目 第一产业 年份 第二产业 劳动力比重 第三产业 增加值比重 劳动力比重 增加值比重 劳动力比重 增加值比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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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7.1 24.5 21.8 19.9 20.2 20.5 20.4 19.1 18.6 17.6 16.4 15.2 60.1 59.7 58.5 56.4 54.3 52.2 50.5 49.9 49.8 50.1 50.0 50.0 41.6 42.1 43.9 47.4 47.9 48.8 49.5 50.0 49.3 49.4 50.2 51.1 21.4 21.4 21.7 22.4 22.7 23.0 23.5 23.7 23.5 23.0 22.5 22.3 31.3 33.4 34.3 32.7 31.9 30.7 30.1 30.9 32.1 33.0 33.4 33.6 18.5 18.9 19.8 21.2 23.0 24.8 26.0 26.4 26.7 26.9 27.5 27.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52、118页。
表3 我国与中低收入国家产业结构比较（%） 项 目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 1990 中 国 中低收入国家 二 者 差 异 27.1 21 +6.1 2000 16.4 13 +3.4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1990 41.6 40 +1.6 2000 50.2 41 +9.2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1990 31.3 39 -7.7 2000 33.4 45 -11.6 资料来源：同表1、表2。
我国实施的对产业结构构成影响的税收政策，许多是政府出于引导产业结构转变的目的主动实施的，但还有相当多的税收政策，政府制定其是出于与产业结构无关的目的，但由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这些税收政策仍对产业结构产生了影响。为了分析的全面和准确，本文将所有对产业结构构成影响的税收政策均定义为产业结构税收政策。我国税收政策的结构效应分析如下：
（一） 我国的税收政策通过对需求的影响对产业结构的作用
1、 我国的税收政策通过对中间需求与最终需求比例的影响对产业结构的作用 由于我国的技术水平欠佳，我国各产业的中间投入水平也居高不下。由表4、表5、表6可以看出，与日本相比，我国工业产品的单位物耗绝大多数都较高，有些甚至高出日本几倍甚至几十倍，而在近十几年中，我国相当多的主要工业产品的单位物耗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导致我国单位能源生产的GDP不论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相比，均处于很低的水平，这种状况使得我国相对于中间投入水平较低的国家而言，中间需求型产业（一般为基础产业）的比例必须较高，而由于我国基础产业的基础相对薄弱，因此基础产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随后虽经多方努力，但仍不能满足我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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