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中,我顶着压力站了起来。在学术上,我创立了我的体系,我的风格。历史将是公正的,未来追求真理的学者们会永远记住我。”[注五]——壮哉斯言!他无愧于此。从佛哲学角度看,他是一个真正臻于理解古今中外诸大智者哲思、集多家学术之大成并加以融会贯通、参悟得道意义上的“自了汉”。其著述风格,浩浩然如大江奔滔千里,一扫陈旧乏味腐儒书生之头巾气,而颇有文起八代之衰之气概。所谓李小龙之“李三腿”,不足以道其刚强威猛之势;所谓霍元甲之“迷踪拳”,不足以言其出神入化之妙;喻之以雄岳名山,不足以形其高大伟岸;方诸以洋海大川,不足以绘其浩瀚广博。所以,恐怕很难或不应具体称他为是什么家或定型为什么学者。杜牧说得好:“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我们应当深深感谢何新先生,对他的卓越工作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不辞艰苦的辛勤工作,排除文字障碍,穿越历史迷雾,拂去覆盖于千年古卷之上的厚重积尘,以超人才华还原了经典的真实面貌,使得我们面对佶屈聱牙、艰涩古奥令人生畏的上古经典文献,就仿佛面对黯淡已久的青铜古鼎,忽然目睹了瑰丽绚烂的光彩,重拾了阅读欣赏的兴趣,从而使得我们增强了对伟大祖国历史文明的强烈自信。我们应当感谢何新先生,是他勇于打破和粉碎了“疑古派”和学术汉奸与华奸们精心构造和炮制的关于中国历史的种种胡说八(霸)道,从而引发我们对于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作谦虚审慎的重新思考与评价体认。
新知培养转深沉
时间是伟大的。它是人世间一切真理与虚伪、科学与谎言唯一最公正、也最无情的鉴定者。我们的命运只是攀登。达到高峰是下一代的事情!爱。憎。追求。奋斗。因之而有痛苦。但假如失去这一切,那么整个人生又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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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寻找被遗忘的世界》
1982年,在系统论、控制论、思维逻辑等领域造诣极深的中国导弹与航天之父钱学森曾经在答复何新的信中,表示同意他关于逻辑有“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的深刻区分的论证,同时,钱先生把何新的创见命名为“何新树”,希望他能够把“更复杂的形象(直感)思维和辩证法”加以数理化[注六],以完成一项伟大的工作。何新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把这一研究成果定义为“泛演化逻辑”。钱老并且希望他能够继承和完成其曾经建议于宦乡同志的未竟夙愿,继列宁之后写一本分析论述帝国主义出现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书。二十年过去了,到目前为止,可以告慰钱老的是,前一项工作,何新已经通过《泛演化逻辑引论》一书,为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假以岁月,必将会取得更多的进展。后一项工作,以《何新集》、《东方的复兴》、《为中国声辩》等开其端的一系列著作,从国内外舆论、学术文化界、广大读者和敌人的强烈反应来看,已经很好地回答了钱先生和宦乡同志。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他对朴学学术划时代的发展(引入文化学、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符号学、宗教学等现代学术理念方法)一样,对于他在逻辑学领域极有可能导致学术方法以至科学哲学革命的奠基与建树,似乎尚未引起当代学术界特别是逻辑学界的足够重视和深刻认识,反而首先为科学巨匠钱学森所最早同时也最敏锐的注意和重视。这很正常。因为何新的《泛演化逻辑引论》所要建构的泛演化逻辑体系,相对于国内外逻辑学界主流学派,本身就是革命性的逻辑学术新方向,对于古典逻辑或传统形式逻辑和现代数理逻辑而言是一个强大的解构。黑格尔是幸运的。他饱含智慧的“思辨逻辑”理论(恩格斯称之为“辩证逻辑”)尽管语言形式晦涩深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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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不仅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大师所深刻认识,而且在东方文明古国,复为一个名曰何新的现代中国人所出色继承和深刻阐释。
历史上的许多胜利者,往往不是大喊大叫的人。他述而不作,经常在激烈的诘难辩论中,通过流畅明快的语言,对深奥棘手的问题给出令人豁然开朗的解答,既胸怀磊落,又不卑不亢。其数量众多的的谈话录表面看来松散随意,其实颇具有先秦诸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话录的思辩风格,饱含冷静务实的理性和强大的逻辑力量。那些试图质疑、诘难、批驳、或撼倒他的人士中,不管国内外如何知名的记者学者以至于外交官,若矢吹晋,若索尔曼,若纪思道,若露易丝,若舒先生,若托夫勒……,在他雄辩的攻击力面前,往往左支右拙惊讶愕然,或唯唯噢哦,或哑然失言,或引起深思,或望之叹服,遭败退者或王顾左右而言他,自取其辱者或颜面而无存。这倒不是由于他的气势是如何的咄咄逼人,而是因为他的谈话,本来就是立足于事实的极为朴素的分析,其逻辑性之强是颠扑不破的。更因为,多数与他对话的人,无论是笔墨或舌战,其实往往一开始就先已在学识和功力上输了他几着,不在同一量次或接近的级别上。他的谈话录内容既学识渊博,同时贯穿着严密内在的理论逻辑性,谓之咳唾珠玉盖非夸张之词。其实,这正是富于他个人风格与特色的“述而不作”。更难能的是,正如人们阅读他所翻译的《培根论人生》,许多常人深感复杂深奥的问题,他却能出之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即使文化程度不高的学生或门外汉,恐怕也能够不太费力的读懂和理解,这就不是普通腐儒或貌作深奥的玄学之辈所能够企及。用“深入浅出”这个词语来描述他的治学为文风格,应当说是恰如其分的。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朴实的道理:真理是朴素的;同时真理自在,真理是自身的尺度,不管数目多寡的人们承认与否。我们说他是一个深得黑格尔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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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精髓的薪火传人,首先在文风方面就是一个典范,应该说洵非过誉。我们说他是一个学界的孙行者,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治学造诣深湛变化不穷,更是因为他因佛而斗战,因斗战而为佛。何谓佛?心中有芸芸众生至广至大者也。孰谓大?国家民族之利益幸福斯谓大。我们同时又说他是一个新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战略学研究“中国学派”的开山鼻祖,这是因为他在理论和学术方法上提供和揭示了许多创造建树和探索方向,在学术上展示了一幅奇峰突起繁花似锦的图景,使后人有可能沿着他的道路继续开拓前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位出身寒微而完全依靠自学成材的青年人,从20世纪70年代末步入学术界起,却仿佛孙悟空一般,在其所涉猎的领域中,几乎把温良恭俭让的文坛学界搅了个天下大乱,以致遭受到那样巨大的敌意,强烈的嫉妒,各种各样的流言中伤和公开的诋毁诽谤。其能量之大,致使其忌妒者围剿攻讦之不足,竟至沦落到制造所谓“伪民族主义”、“亲日派汉奸”、“自杀”谣言和假冒其名发表文章的地步。“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这样语无伦次口不择言的造谣技术,真是未免令人好笑。由此可见,何新对于他的敌人和忌妒者而言,是一个恨不得碎之为齑粉的“魔影”和噩梦。有意思的是,何新本人粗通拳脚,精于跤术,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见识经历过了诸如黑社会、大串联、流浪京华、政治批斗以至镣铐牢狱之灾。当其风华正茂之时,身上即不无强悍豪迈之气,具有与三教九流打交道的能力,若论歪门邪道,他熟见谙识更多。盖此等卑鄙下作之术,于彼何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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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片流言中伤和诋毁诽谤,他的回答是:“十多年以来,我与一些知识分子的分歧与其说是在学术上,不如说是在政治上。这种分歧特别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在政治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不是激进主义者。是国家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世界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而不是西化主义者。多年来,我和我的学术一直居于非主流的地位。在很多时候,我是孤立无援的。我承受着多种批评、批判、误解、攻击、诋毁,不仅在国内,也包括海外。但是,我从来没有向他们低头过。 黑格尔讲过一件轶事,他说:有人为斯宾诺莎的一幅画像作了如下的题辞:Signum reprobationis in vultu gerens[一个忧郁的受谴责者](《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97页。)我每读到此不禁发笑。真正的哲人永远会受到世俗的谴责,也经常会是忧郁的,因为他们远远地超越于庸俗。我也是一个忧郁的受谴责者。不过我是经常抬着头,而且睁着眼的。我认为自己是人生这出戏剧和当代历史的观察者。我想我此生的宿命就是如此,也只愿如此。”[注七] 回顾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历程,他的结论是:“十几年来,我曾反复自问:我所求索和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说到底,无非是四点:祖国、真理、社会公正和正义。祖国存在,真理存在。这两点无庸置疑。但是,社会公正和正义并不总是存在,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更值得为之而奋斗!我从来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但是我始终看重的是国家利益,我是爱国者,我关注社会公正。在许多年里,我曾经苦苦求索,研求历史上和世界上的各种学派,各种哲学、各种学说。在七十年代末,我曾一度醉心于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语言释义学、结构主义、价值相对主义和多元论等形形色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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