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迷离和严峻险恶的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国家遭遇一片“批判”“制裁”狂澜之中，正是他很早就将西方现代地缘政治学理论引入介绍于最高决策层和广大国人，并且还指出地缘政治学在中国古典文化中亦具有古老渊源。使我们在观察分析国际问题和世界局势时，又获取了一种锋利的工具。[注十] 关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问题。他很早就指出了，所谓名噪一时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之所以出现在中国大陆周边地带，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所谓先进政治制度，还具有西方针对新中国实施边缘地带封堵的深刻战略涵义背景。而经过席卷于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之后，现在却又似乎重整乏力，已经沦降衰退为“四小猫、四小虫”。“它们在70—80年代的经济的高速发展，都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条件一旦消失，就未必能继续保持给人如此印象深刻的发展，不信就请再看十年。这种特殊性，恰恰与50年代新中国在东方崛起，而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和战略大包围的历史背景有关。亚洲“四小龙”最初都是借美国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而起家。没有新中国存在，美国当时就不会给他们这种援助（这恐怕就是'四小龙’都产生在亚洲和中国大陆周边，而未出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它们的高明，是在于不失时机地抓住和充分利用了历史提供的机会。” [注十一] 何新在澳门“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时，引述布拉德雷将军1948年11月10日在波士顿商会的演讲中的名言：“我们有无数科学家却没有什么宗教家。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秘，但却摒弃了耶稣的训谕。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而行，一边却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的秘密。这个世界有光辉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们精通战争远甚于和平，熟悉杀戮远甚于生存”。对此何新随后指出：“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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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类面临的困境和前景。这种困境和前景令人不安而不令人快慰，使人感到焦虑而不是使人感到安然。但世界历史上所有伟大时代无不如此，并且必然如此。因为伟大的时代就是转折的时代，就是急剧变革的时代，就是充满机遇也充满危机的、动荡的时代。旧观念和旧制度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而新观念和新制度则只能逐渐而痛苦地成长起来。世界历史上所有前黄金时代都是危机的时代，都是充满紧张和恐惧的时代，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五胡十六国时代五代十国时代，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莫不如此。当今时代同样如此。人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展望未来，我们可以说面临如此矛盾的前景：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既是如此灿烂夺目的前景，同时又是潜伏在这种景象后面的核子战乱的阴云。”
故国人民有所思
我珍爱命运所赐予我的生活经历，一如我珍爱我们这个民族的全部历史。而在历史中并没有绝对的正确或错误。……为了我过去所写的一些书，有人憎我，有人爱我，有人咒我，有人赞我。当即时即事，我也许曾有喜悦或愤怒的回应。但事过境迁，则终使一切置之心外。
——何新《孤独与挑战·序言》
深入观察和思考之后，我们当应发现自己生活于当前这个时代，乃是何等有幸！因为我们不仅生当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20世纪，更因为这正是一个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需要巨人呼唤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伟大变革时代。我们只要看一看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奠基人费正清一本名著的书题——《1800—1985：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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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中国革命》，就不难理解我们的国家民族，曾经经历了怎样一段亘古未有旷世罕见的，悲壮而伟大的奋斗史！更催人奋发的是，这一历史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
一百多年来，中国遭遇了西方列强的数度严重威胁与挑战。较关键者为：1895年败于甲午之战，1900年再北于庚子之役，1931年起复陷于日寇之铁蹄。蛮夷猾夏，强邻蔑德，虎狼入室横行屠戮于华夏腹地，我们的人民肝脑涂地惨然呼号朝不保夕，我们的政府屈辱狼狈迁徙流离，始则仓皇避逃于西安，继而缩首侷伏于巴蜀。旧朝故事，两度搬演，亡国灭种，危机空前！然而，天不灭中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当神州陆沉大厦将倾之世，有伟材生，有圣人出，无数仁人志士续续涌出于炎黄华胄之域。唤起民众，前仆后继，愈挫愈奋。灭帝制，创共和，铲军阀，废条约，播种马列，抗御外侮，树红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狂潮动地，铁流横奔，斩倭寇于中夏，击日本于缅甸，败美帝于高丽，拒苏联于北疆，歼印军于西陲，惩越南于南疆。终使我古国中华再度雄起屹立于世界东方。五十年之间，核爆云红、火箭升空、巨轮下水、三峡大坝横截巫山云雨，青藏铁路穿越雪域高原。百年以前，“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百年之后，中国人驾御神州飞船遨翔于茫茫太空之中。当年旧中国欲自造一辆汽车而不可得，谓铁钉汽油为“洋钉”“洋油”，于今却在航天技术上与美、俄鼎足而三立，这是何等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毛主席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正是在这跨越了三个世纪的一百多年里，中华民族不甘落后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方表现得如此淋漓酣畅慷慨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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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昔八九之季，风雨飘摇，国家社稷，狂澜惊涛。当此之时，有何新氏，心所谓危，乃不避毁誉荣辱与祸福安危，布堂堂之阵，以正正之旗，挺身出而为国家民族呼吁与声辩。其音也洪钟，其论也至切，其情也至深，剧谈雄论，指陈厉害，正所谓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使炎黄子孙闻而神为之王、气为之壮，不亦伟乎？二十年于兹不离不弃，著诸于文，发之于口，煌煌巨卷，蔚为壮观。至若北和苏俄，南修交趾，东抚高丽，西柔域胡，远交德意志，近结古印度，南洋诸国，渐复来归，非洲南美，忻然向慕。俾国家地缘战略态势之不利局面，渐涣然而冰解之，于国于民，实深利赖。此吾国十余年来地缘政治棋局之关键数着，要之，何氏愚庐书房之深谋远虑与政疏陈言，赞猷殊多。弭乱之后，遍访英、美、法、德、俄、日、西、奥诸国，目光如炬，烛照无遗，于其内政外交、社会发展、国家治理等多所冷察，回国即进而指呈深宜借鉴德、法混合经济体制与夫民族主义意识之长，及早研究确立国家长期发展总体战略之建议。“书斋战略家”云云，固非虚誉。复慨然受命不远万里，持节说古巴卡斯特罗氏于山姆大叔狼视虎口之下，竟使西半球社会主义之蕞尔小国，国策改弦更张，起而转图经济改革之举，举国以是渐出于困敝艰危之境，使其国民上下迄今泽收其利。推原肇始，何新之言，实与有力。不惟如此，其洞若观火，剧谈雄辩，竟令卡氏而有延留作国家经济战略顾问之举。而古巴之行，复致美帝旧敌未除，再添新恨，是亦世界史中之一奇。斯可谓“倾危之士”耶？ 试看“二十世纪之中国，乃亘古八千年（以红山文明为标记）文明史上最大变革之时代。在其政治天空中，孙中山乃北斗，毛泽东乃太阳。在思想天空中，可譬喻王国维氏为青龙，陈寅恪氏为白虎，郭沫若氏为朱雀，闻一多氏则为玄武。”[注十二]百家蜂起，英雄辈出，可以直追春秋战国、三国魏晋、盛唐两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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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伟大时期。一个古老庞大的国度和一种具有深厚伟力的文明，正在令人生畏的重新崛起复兴，在她博大精深富饶肥沃的文化土壤上，曾经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伟人圣哲和英雄豪杰。何新，就正是这样一位文化巨人。不管他的敌人、仇家、嫉妒者承认与否，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未来世纪。正如伟大的康德、黑格尔、弗·李斯特之于近代德国那样，他的许多思想，不仅对于中国国家民族有着深刻意义，而且对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是极为具有启示性意义的。他也是一位生前就必须和有必要为其在高等学府中设立“何新学”的博学鸿儒。而且普及得越早越广越快，对国家民族越好越有利。对于他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复兴所作出的贡献，其意义无论作如何评价和估量，应都不会过分。先哲有云：“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何新，是一个曾经颠沛流离艰苦备尝，难以为同时代人所深刻认识，但却必将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流传于久远，为后世人们所重视纪念的杰出人物。
结语
愚谬以为，何新学术体系具有四大特色：
一是朴素性。通观其各类著作，决不作故弄玄虚游谈无根之论。从不轻易相信二手著述资料，十分注重对经典著作语词原始意义的考证梳理，以此确立治学之本根，真正作到纲举而目张，根深而叶茂。这也正是他所谆谆劝诫于年青人的重要读书治学原则。不是罗列新词玩弄术语的浅薄之谈，而是深入历史扎根现实的经世致用之术。不是开讲于经院教坛之上的深奥玄论，而是面向于广姓万众的坦诚剖白。不是志在新奇搬引权威虚张声势的时髦之作，而是理性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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