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衰退危机，存在贫富两极分化与区域差距分化问题。单方面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只能误导国民经济与国家发展。列宁说：谬误往往是真理的延伸。***说：计划中有市场，市场中有计划，两者都是手段。计划经济不是贬义词。没有毛泽东等老一辈政治家在建国初期打下的坚实基础，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可想象的。这里的计划，就是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
通常人们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存在计划经济，它们实行的是完全的纯粹的彻底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但是从经济史和当前现实看，并非如此。人们忘记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时期，正是罗斯福毅然采用了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才使美国得以渡过空前危机。而凯恩斯政策建议的核心内容正是加强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力度，通过国家主办大量公益性社会工程，最大限度地创造和增加就业机会，带动国家经济向健康良性方向运转。英国效而仿之。德国通过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得以迅速医治一战造成的战争创伤，恢复和增强国防军事实力，为其发动新的争霸战争准备了物资条件。嗣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干脆试图通过对外侵略扩张、分割世界市场来解决国内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遂不可避免。
二战后期，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欧洲战局急转直下。苏联红军解放波兰攻入德国本土后，兵锋直逼西欧，其势力乃迅速扩展圈及于东欧平原国家。英、法、荷、比等一片恐慌，怎么办呢？此时的美国除了急忙兑现“开辟西欧战场”诺言，实施诺曼底登陆作战，还于战后祭出了“马歇尔计划”与北大西洋公约的双保险，作为对雅尔塔协议的补充。一方面从经济上向西欧输血，同时向西欧开放市场；一方面从军事上形成攻守同盟，对苏联共产主义构筑地缘政治的封堵遏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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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为了遏制新中国，阻挠中国国家统一，它如法炮制，在中国大陆周边庇护扶植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方面，拼凑东南亚共同防御条约组织，一方面建立美日安全保障同盟与美台、美韩联合防卫体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时的美国对外搞起了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的办法拯救了西方资本主义。而日本在战后初期，取得了盟国的谅解，实行国家高度控制与干预的管理方式，迅速医治战争创伤，逐步恢复国民经济，为60—70年代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直到现在，日本政府部门中还有一个“企划省”。而目前许多巨无霸式的超级跨国垄断集团，就其内部微观的操作运转来看，恰恰是计划经济，例如沃尔玛。美国的联邦储备署经常干的工作其实就是国家干预。我们看，一向标榜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这时又抓起了社会主义的救命稻草。凡此都足以证明，计划经济并不是贬义词，只是经济管理的一种方式与手段而已。当然，斯大林时代和毛时代使之极端化而变成了“统制性经济”或“指令性经济”，那又另当别论，而且还需要根据历史时代作具体分析。
关于意识形态问题。他说：“对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就我所知，那本身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马、恩在1844年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这个术语的涵义指社会对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自我表述。例如，我国现在的意识形态，自我表述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美国的自我意识、自我表述则是'民权主义’和'民主主义’。这都只是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象征和虚拟的体系。或者说，是一种主观的社会自我表述。
马克思说：'在现实中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说法为依据。同样，在历史中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也不能以它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在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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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面具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学却还未具有这种常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什么和想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德意志意识形态》P.46。）所谓'社会科学’的多数领域（包括被某些人奉为圭臬的'经济学’理论），也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即属于社会中某些阶层/利益集团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表述。例如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自我意识和自我陈述。所谓'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有时是一种极端的个性主义，有时又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反对公共威权/确立自我威权）。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通常具有极大的价值偏见和排他倾向。它很难中立。但是，科学这个术语具有中立、客观、以事实（而不是主观意识和某种利益）为根据等等涵义。所以培根将之称为'工具’，后来有人将科学称为工具理性。科学是科学，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它们各有自己的领域和功能。它们常常被混淆。但是二者实际是非常不同的。工具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功能有时很容易被混淆。但如果在政策的施用中，决策者对二者的功能发生混淆，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
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应该为信仰和理性划定各自的领域。国家不是一个自由组合的社团，不是所谓'自由契约’（卢梭），也不是一种暴力机器（列宁）。国家是一种制度，一种有机有序带有某种强制性的组织制度。这种制度中需要有权威，需要有权威的象征符号（如国徽、国旗、国歌、领袖），也需要有支持合法统治的基本原则和政治理念。这种原则和理念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虚拟现实，它是被设定的一种政治理想。它不一定真实。也不必要求它一定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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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识形态的虚拟性，马克思讲过一句经典性的话：'它（意识形态）不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5页。）现今的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国家制度，有多种多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西方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是意识形态，《圣经》是教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亚当夏娃的故事以及上帝七天造人的神话是真理呢？美国总统就职前要到教堂中去作礼拜。这不仅是一种宗教仪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仪式。日本国家认为天皇不是人而是神。至今日本国家仍以神道教作为国家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靖国神社就是其象征之一）。难道天皇真的是神吗？追究统治意识形态的虚拟性问题，常常蕴涵着推翻和否定国家现实政治制度的涵义。国家意识形态是超越理性的，它是一种政治信仰。它不接受追究，不接受质询，但是它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承认它，接受它，信奉它。就像国徽、国旗、国歌一样。因为它是国家权威、国家统一的象征体系。”（以上均引自何新《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我们看，何新以上关于意识形态的深刻分析，对于目前时髦的“自由人权”理论与空想民主浪漫主义，是不是迎头给予了最无情的拆穿与解剖呢？
关于人权问题。他很早就指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发展权高于虚伪空洞的西式“人权”。退一步讲，尽管西方国家在其国内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民主”，但却在世界更大范围内造成了大规模的不民主。试问朝鲜战争、古巴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哪一次不是耀武扬威以“自由”、“民主”、“人权”、“铲除暴政”为名义发动，持强凌弱将痛苦和灾难强加于穷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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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国家人民头上的战争？“博爱”云乎哉？“人权”云乎哉？如此“民主”，置亿兆万千生灵之国家权、生存权、发展权于何地？其实正是真正的“恐怖主义”和世界和平的敌人。这种以飞机、导弹、核弹和航空母舰为后盾的“炮舰民主”即使有可能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必然也不会长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谓“恐怖主义”云云，只好引以自况罢了。六百年前，明帝国郑和率领的庞大舰队不就是当年的“小鹰”号吗？但是那时的中国人所到之处“民主”了吗？“人权”了吗？我们反而恰恰可以完全自豪地说：这正好证明了我们的先祖是富于博爱人道主义精神的人类，我们的中华文明不愧是富于政治智慧的成熟伟大的文明！有许多人会说：“你看现在西方和美国是那么的强大，民主是世界潮流，是历史趋势，是不可阻挡不可抗拒的，何苦螳螂挡车鸡蛋碰石头呢？”那么试看曾经是“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方”、“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语）的秦帝国、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又如何呢？不是最终也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了吗？道理很简单：“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这个世界上和宇宙中，真正有力量的不是飞机、导弹、核弹和航空母舰，而是存在于人心中的信念与理想、智慧与道义。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两千年前，贾谊写了《过秦论》，今天我们或我们的后人，是否有必要再来做一篇《过美论》或《过西论》呢？！ 关于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他说：“文化变迁对于现代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19 世纪以来所有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都表明，现代化不能自一个社会外部向内部作直接的嫁接和移入。西方先进的技术、实业、科学、社会形态自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渊源；它是从西方古代的希腊、罗马以及希伯来传统的背景上，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思潮的背景上，自然而且必然地生发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也应当从中国自身社会文化背景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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