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性转变中有机地、合于逻辑地生长出来。五四运动以反日的政治运动始，以文学、语言、文化的'狂飚激进’（郭沫若语）式革命终。而其主题和精神，则融入了20世纪中国的几乎整个现代史。其意义，至今犹值得我们反思、三思、深长思之。”（何新《“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再思考》，《人民日报》，1989年3月24日）
他深刻地指出，尽管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壤上未能产生近代西方国家类型的政治民主制度，但这绝不意味着古代中国不存在民主政治的文明因子和民主治理社会形态，绝不意味着古典中国文明已经失去存在的价值。例如，古典中国文明的经典文献中，很早就具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惟天无亲，克敬为亲。民无常怀，怀于有仁”、“同力而度德，同德而度义”、“以德者昌，以力者亡”、（《尚书》）、“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李世民）……等等伟大的民主观念和人道主义精神。何新在《尚书精解》中指出：“仁即善美与博爱。德即正行与正心。和即多元兼容的协调与统一。仁的思想后来为孔子所发挥而成为儒家之中心价值。和而不同的思想则被用作治国追求的理想境界。'德’，一是天德，二是民德，三是政德。……天命无常予，暴力不足恃。有德则兴国，无德必失国。这是贯穿《尚书》德教的基本理念。”他由此而提出一个前无古人的重大观点：“实际上，社会契约论或曰民约论的思想，民本、民（人）权与民主的思想，皆并非起源于西方，起源于罗马，而是起源于中国，起源于《尚书》。”这确实是一种蔑视权威、逆反潮流、离经叛道的破天荒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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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历史，绝不是一部如某些批判者所形容的那样只有“专制”、“屠戮”、“吃人”、“暴政”的丑恶史、黑暗史（所谓“丑陋的中国人”）。否则就不能解释，在这样一个“黑暗落后”的国家中，竟然能够连续出现汉、唐、明、清那样疆土辽阔、政治清明、文化发达、国势鼎盛强大的伟大帝国。发源于远古的中国古典文明，乃是完全不逊色于源自古希腊罗马传统的欧美国家的一种伟大文明，是一种负有伟大使命的文明。她之所以能够垂五千年而绳绳不绝、存续到现在这个事实的本身，即已证明了她具有无比深厚神奇的伟力和无穷发展前景。何新说：“中国文明从古以来就不是封闭的，而是与外部文化体系一直存在着密切的沟通与互动的。这种开放的互动性，为中国本土文明不断输入新的文化因素和信息资源，一直是激发中华文明不断进步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可惜的是，经过了上百年不断激进彻底的反传统、动乱、革命、战争、运动和文化反思，我们许多人似乎已经习惯于数典忘祖崇洋拜外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的世界历史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达到或者敢于宣称已经达到民主完善、河清海晏的理想状态。即使有，那也不过是别有用心的欺世之谈而已。在人类历史中，正如文明有多种类型一样，国家社会的民主治理方式也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这正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西方国家企图以其近代类型的政治民主制度一统天下，这本身就不是“民主”的体现，更不是科学的态度。何况它们自身也从来没有达到止于完善的地步。所以必然要遭到质疑和反抗。所以必须认真仔细地区分“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注九]
关于中国历史研究问题。他说：“当我们讨论一个事件的意义时，这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事件的历史意义，即其在历史中的意义。一是事件的当代意义，也就是我们借助于历史的力量，在历史事件中所试图构建或寻觅的现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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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一个关于存在的事实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后者是一个主体对于存在的阐释问题，是一个主体需要的问题。两者常常可以重合，但却并不相同。历史就是历史，但阐述历史却常常是为了现实。历史学中的悖谬，也往往就发生在有意或无意地分不清这二者。如果无意地分不清，那是史学的天真;如果是有意地不分清，那就是史学的欺骗。”他很早就指出了，理性的文化和历史研究者，有必要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发展历史，摒弃并非出自马克思本人、带有浓厚苏联斯大林教条主义烙印和西欧文明中心论色彩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公式理论，抛弃用苏联教条主义理论和西欧封建社会模式，生搬硬套强加于中国历史的所谓“封建主义论”“封建社会论”、“封建传统论”……等等。从而消解和粉碎西方批判攻击我国“封建落后传统”的政治心理优势和所谓“学术话语”霸权，以及学术汉奸们据以自我贬损、自我丑化与自我摧毁的“文化卖国”理论渊薮。
关于改良主义问题。他说：“现代化必然意味着文化形态的转变，意味着文化整体设计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除了中国人的民族本体意识应当保持外（不保持就没有凝聚力，国家、民族就难以存在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切都可以扬弃，可以改造，可以吸收，可以重建。社会的变革，往往是先整体（设计），后部分（具体实施），意识形态、文化精神的转变应该走在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的前面。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就不会有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没有“五四”运动，也不会有北伐战争和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而缺乏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转变，却正是当代改革陷于被动局面的原因之一。”为此，他认为，站在致国家于现代化的高度，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嘲笑、丑诋、诟病的“改良”、“改良主义”、“改良主义运动”，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改革是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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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改革何尝不是一种改良呢？从历史看，那种打着“革命”、“运动”、“进步”等各种名义进行的活动，有时倒恰恰导致社会的退步。革命固然不可避免，但改良也绝非没有道理。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同时，我们已有必要重新考察和思考一下古今中外历史上的“改良”、“改良主义”和“改良主义运动”，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基本性和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人身上所穿的衣服。改革需要谨慎小心。尤其必须警惕当采取某种改革政策往往是来自外部的“批评”、“建议”、“意见”、“鼓励”以至煽动的时候。（何新“我的困惑与忧虑——当代中国文化备忘录”，《东方的复兴》（第1卷））
关于保守主义问题。他说“所谓'保守’，就是首先力求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以大局稳定寻求政策的良性调整，以政策的调整来争取时间，寻求机会，改良结构，疏解矛盾，消除腐败，求得新的发展。不错，这是一种'保守疗法’，而不是'休克疗法’。但我认为这是面对当今社会问题的一副良药。这就是我的'保守’思想的根源。在我的字典中'保守’并不是一个坏字眼。保守就是执着地坚守某种传统。何况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着两种传统。一种是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传统，从伏羲、炎黄到孙中山。一种是新中国赖以立国诞生的革命传统，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近２０年来，这两种传统遭到八面来风的冲击。而我在精神上所致力的，一直是坚守和复兴这两大传统。”（何新《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国际战略环境问题。他很早就指出了，长期以来，若干具有世界战略意图的超级大国，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是口蜜腹剑，一方面玩弄维持亚洲大陆均势的惯技，一方面却极其畏惧中国的复兴崛起，害怕中国打破均势，变成脱缰之马，不利于维持其在目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的霸权地位。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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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守和实施“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的马基雅弗利式政治术谋，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持一种机会主义与长期战略相结合的立场：坚持“民主”、“自由”、“人权”、“博爱”等四项基本原则，内则以鼓励、培养、拉拢、庇护、收罗“持不同政见者”（既可以是真正具有野心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可以是“**功”一类乱七八糟的组织者，又可以是作奸犯科、贪污腐败、仓皇出逃从而对国家权威怀有畏惧心理的坏蛋渣宰），物色储备若干仰其鼻息潜在的政治代理人，同时授意其对外宣传机器和经济政治“智囊”“策士”，制造和大灌其“自由市场”和“民主人权”的神话迷汤，试图蒙蔽引诱中国政治领导人接纳和采取实际暗布陷阱的经济政治理论和政策，以及一旦大规模实施之，必然造成经济困难、社会震荡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乱、政权更迭、民族分裂和国家解体恶果的所谓友好的改革“建议”、“意见”和“点子”，谋图从内部分化破解颠覆之。外则以具有弹性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体制为主干建立军事战略封堵圈，谋图最大限度的限制中国发展空间。一旦时机成熟，则鼓励扶植发动，以至导演促使人民离心、社会动乱、中央权威分崩离析、地方军阀割据内战、国家版图肢解破裂局面的出现。使中国“经济的非洲化（缺水缺粮的荒漠化）！债务问题的拉美化！政治动乱和内战频仍的黎巴嫩化！许多中国人将流离天涯，成为现代巴勒斯坦人”。所谓“中国威胁论”，不过是贼喊捉贼的夫子自道而已。何新冷静地指出，21世纪前期仍然潜伏爆发世界性战争的危机。经过一个长达六十多年的“冷战”和“冷和平”时期，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因素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多。在“民主”、“自由”、“人权”、“全球化”口号和“贸易摩擦”、“经济壁垒”、地区与国际冲突的后面，已经隐然潜伏着世界战争的魔影。与所谓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的观念相反，他认为，目前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规模更大的新战国时代。今天，中国所厕身的仍旧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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