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思潮。我曾经深感兴趣于胡适的实证主义、顾颉刚的古史辩派，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一种鄙夷和冷漠。在经济学上，我也曾相信凯恩斯和萨缪尔森，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但是最终，我回归于马克思的学说。因为我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方法，颠扑不破，经得起历史之流的反复销磨和检验。我认为共产主义理念所体现的社会公正和人类正义的理想，始终是值得追求的，即使它是一种乌托邦也罢。”
“回顾我的思想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寻求破的时期，第二阶段是寻求立的时期。破，就是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桎梏。这个阶段从1967-1987，约略为20年。 立，就是在面对文化虚无和意识形态真空的废墟上，探索维系、延伸中华文明生存发展的新价值体系，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寻找连通华夏传统思想与现代革命、华夏传统思想与外来文明，使之衔接连续的桥梁。……试图以新的学术眼光，包括学习西方人类学、语言分析方法，深入读史、读经。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诸神的起源》等著作就是这一研究过程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和重新认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重新理解和评估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同时我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这一意义重新解读近代中国革命，我日益相信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承担着伟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并且决心致力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复兴。”（以上均引自何新《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一个人在历史中的真正价值，除了看他得到了多少掌声和赞扬以外，更重要的，倒恰恰要看他所受到的批判、攻击、丑化、贬损达到了何等程度。一个人的影响所及，到了某些宗派必须发动“文坛战役”围而剿之的地步，恰恰从反面证实
- 16 -
了他的学说具有不容忽视的份量。批判有利于人们接近和认识真理。随着历史进程的幕幕上演，人们正是通过事实的教训，认识到他的预测和主张的合理正确性。正是他最早向最高决策层提出，要把爱国主义列为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同等重要的国民教育内容之一。“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当新世纪到来之际，他郑重而严肃地提出新国家主义理论，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具有很强针对性的。何新的新国家主义，一言以蔽之，即是爱国至上主义。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洞察了历史趋势的现实主义。这一点，实际早在1990年与日本经济学家的谈话录中就已经宣示无遗了。他的经济政治文化研究只尊重历史与现实，只首先考虑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具有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这与目前许多只知膜拜权威食洋不化的主流经济学者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后者往往只是欲以“经济学”、“政治学”为进身求财之敲门砖，鹦鹉学舌，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其中不乏残酷冷血，漠视和无视人民割肉切肤之痛的所谓专家学者或学说理论，有的甚至无耻堕落成为国内外某些势力集团利益的吹鼓手和传声筒。在现实中我们看到，正是这样一位长期不为学界正统宗派所承认的离经叛道的异端者，却已日益受到广大读者和有识之士的认同和欢迎。这很值得人们深思。如果说，所谓“道义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曾经是何新在当代知识界备受敌意、误解与孤立的悲剧性写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理论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正在得到越来越广的传播和流布。其许多研究成果和政疏建议，也早在十几年前即已引起国家最高决策层的重视考虑，部分已采纳转化为现实政策。这表明，一个人只要是真正胸怀祖国和人民，他的努力终归是不会白白浪费，他的道路终归是会越走越宽，他的成绩终归是会受到赞许理解。试问，对这样一位以祖国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为治学宗旨的学者，有什么理由不
- 17 -
能够引起我们崇高的敬意呢？有什么理由不能够引起我们深切的热爱呢？有什么理由不能够引起我们坚决的支持呢？
凭阑静听潇潇雨
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不必附和雷同也。
——颜元《言行录·学问篇》
关于民主政治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他很早就指出了，20世纪以来在第三世界兴起的殖民地独立革命和追求国家现代化的运动浪潮，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严格意义上，只是要实现近代西方类型民主政治制度的“近代化”，而不是通常所说的现代化。同时，“在世界现行的经济体制中，走向富裕、现代化，并不是一条对各国都同样宽阔的多行道。”（《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拿破仑说：大炮毁灭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毁灭现代社会。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巨大的。毫无疑问，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激进启蒙思想，很大程度上诱导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间接引发了18-19世纪几乎席卷于整个欧洲大陆大规模的社会震荡、国家动乱和革命战争。其影响向东及于东方日本明治维新、中国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向下再遍及于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声势浩大的国家独立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降及于20世纪80年代末，则仍然变相地（经过西方国家的有意曲解）影响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等一系列惊人的历史变局。几乎是引发了
- 18 -
全球地理政治战略格局的“超级大地震”。他们的理论很神圣，具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同时，无疑也包涵着很多空想成分。今天看来，他们这种曾经是导致腥风血雨、杀人如草、流血成河的民主浪漫主义理论，究竟是否一定有利于社会稳定、国家强盛和人类进步？从二百多年的世界史来看，似乎还大可有待于重新商量和深入思考。何新提出，作为一种比较，近代英国、德国和日本国家思想库的理论建树及其国家崛起强大的历史轨迹，也许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有益的启示、经验和教训。同时，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所蕴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思想传统和民主治理实践，也还大有待于我们深入挖掘和重新认识。
何新深刻指出：“新世界的特征不仅表现为政治格局的多重性，而且将表现为文化发展的多元性。世界历史表明，西方文明在19世纪实际上已成为全球社会的典范。即使是那些倡导反对西方统治的殖民地领导人，他们也要求用以欧洲母国为典范建立起来的独立国家来取代西方的殖民统治。然而今天，再也不能断定只存在一条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同时苏联的崩溃，也意味着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模式的崩溃。新的发展趋势表明，各国人民不会再接受20世纪两种发展必由之路的模式一一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而是必须寻找能将技术力量与他们自身传统的活力结合起来新的发展道路。世界历史的趋势正在走向全球多样化发展而不是走向同一化。英国、美国试图以美英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模式整合全球发展进程的尝试，正如过去的斯大林主义世界革命模式一样，是注定要失败的。”民主和人权，早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用以进行国际经济政治斗争的世界战略性工具。这就是“民主”背后的另一面。我们不要陷入另一种神话、空想和迷信。
- 19 -
他说：“'五四’的旗帜是民主与科学。中国今天当然不能说还没有自己的'民主’与'科学’。有人说：虽然有，但是程度还不够。然而，怎样才能算'够’呢？”[注八]他认为，由于政治传统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差异，由于文化土壤的深刻差别，由于人口数量、文化素质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民主需要强大的国民经济基础和耗费国内外资源的支撑，近代西方类型民主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显然是不能像外科手术那样作简单模仿、盲目搬用和强行移植的。在向近代化和现代化国家转型中，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会经历一个代价异常巨大而痛苦的过程，其间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震荡、变革、动乱、革命和战争。而从历史看，社会动乱指数的高低，恰好与国家现代化进程呈现反比例关系，即动乱指数愈高，则其现代化程度反而愈低。凡是主动或被动盲目搬用、简单模仿和强行移植西方民主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很少有不陷入国乱邦危、经济凋敝、民生凄苦、欲罢不能悲惨局面的。西式“民主”“人权”之旗所到之处，往往即“革命”暴力战争动乱爆发之时。“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可以看作20世纪以来世界史中的一个基本规律。
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何新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具体分析计划经济的利弊得失，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史时，必须严格区分“计划性经济”与“统制性经济”或“指令性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评价宜审慎中肯，不应一概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固然不能跨越商品经济时代，但应充分肯定计划经济在一个落后国家和弱小民族建设社会主义时所起到的巨大历史作用。因为，计划经济的最大优点，就是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落后国能够迅速集中有限人力、物力、资源办大事，初步建立国家工业体系，增强国防军事实力，抗御外来侵略吞噬。同时，必须看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市场经济必然存在经济周期
-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