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讲义 王先霈主编《大学语文》
2 《潮州韩文公庙碑》（苏轼）
【作者介绍】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创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政。这次变法打击了享有封建特权的豪族地主阶层的某些利益，其雷厉风行的整治声势，更轰动了整个暮气沉沉的官僚机构。韩琦、欧阳修、富弼等元老重臣，首先从庆历嘉佑时代的高唱改革变成了反对改革的中坚力量，后来，一些守旧的封建士大夫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强大的变法反对派。苏轼和那些故乡旧臣有密切的联系，也就跟在他们后面反对新法了。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在湖州任上，谏官李定、舒亶(dǎn)、何正臣等人，摘出苏轼的一些讽刺新政的诗句，加以弹劾。苏轼被押至汴京后关在御史狱中，至十二月底方结案出狱贬往黄州。因汉代的御史府树上多乌鸦，御史府又称“乌台”，古人们把苏轼的这场文字狱称为“乌台诗案”。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等旧党上台，苏轼被召回汴京，做了翰林学士、侍读、龙图阁学士等官。苏轼因反对司马光等人尽废“熙宁新法”而再度遭受排挤，于是他又请外调，做过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的知州。绍圣元年（1094），宋哲宗亲征，新党再度上台，对“元祐党人”进行报复、迫害。苏轼又以“为文讥斥朝廷”之罪被贬往广东惠州、海南儋（dān）州。1100年，宋徽宗即位后，苏轼遇赦北归，1101年卒于常州。
苏轼是文艺全才，在诗歌、词、散文、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有杰出成就。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并开创了豪放词派；书法亦列为“苏（轼）黄（庭坚）米（芾fú）蔡（襄）”四大家之首，均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其父苏洵、其弟苏辙也是著名文学家，世称“三苏”。著有《苏东坡集》、《东坡乐府》。
21
大学语文讲义 王先霈主编《大学语文》
苏轼在北宋中期多年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中，一直扮演着一种奇怪的角色。他的侍妾朝云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费衮《梁溪漫志》），无论旧党还是新党上台，他都不讨好。但正是在这里，反映出他的人品的一个方面。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受儒学理想影响较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努力兴利除弊。作为一个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坚定执着的品格。
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宦海风波和人生挫辱的苏轼，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他因此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和空间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以一种旷达的宏观心理来对待，把这一切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短暂现象；他不愿以此自苦，而更多地在“如寄”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东西。譬如他被贬到当时为远恶之地的岭南时，吟道：“日啖（dàn）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正是这种人生态度的表现。毫无疑问，苏轼上述心理中实际蕴藏着比一般直接流露的悲哀更深沉的悲哀，包涵着自我麻醉、苦中作乐的成分，这种心理使他的文学创作削弱了激情的强度，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不仅是时代文化的产物，而且毕竟表现出在更为高远的立场上观照社会与人生、处理个人不幸遭遇的宏达情怀。（参见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卷第370-37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在贬所黄州写过一首词，叫《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第4册第3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版）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兆鹏先生在分析这首词说道，“一蓑烟雨任平生”，我们有了一件蓑衣、一顶斗笠，足以比风挡雨，下刀子我都不怕，何况是下这种小雨呢。字面上是说，我们有了应付烟雨的准备，但深层里却是象征。“烟雨”，不仅仅是指自然界的风雨，还指人生经历的风雨，人生的挫折、人生的磨难。有挫折，有磨难，有风雨，不可怕，怕的是我们没有心理准备。有首流行歌曲不是说：“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苏轼在这里宣称，他随时准备迎接风雨，随时准备应对人生的挫折磨难。就像他在《水调歌头》中所说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22
大学语文讲义 王先霈主编《大学语文》
此事古难全。”人生本身就不是圆满的，人生就意味着有挫折，挫折和磨难是人生的必由之路，我们有了这种精神准备，就不怕它了。苏轼说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很典型地反映出了他的一种人生态度、人生感悟。
苏轼不仅仅是在心态上随时准备着面对挫折，他还能够主动地去消解挫折引起的心灵痛苦，他有一套心灵解脱的公式。这个公式叫“譬如当初”。什么叫“譬如当初”呢？人的痛苦往往是失落的痛苦，你拥有以后失落了，或者拥有以后被剥夺掉了，这时候特别痛苦。那苏轼就把自己的心态恢复调整到没有拥有之前的状态。他从湖州太守被贬谪（zh?）到黄州，地位可以说是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由一个市委书记变成了阶下囚、流放犯，这个落差很大，原来拥有的官职俸禄全没有了，苏轼也很痛苦。但他转念一想，“譬如当初”我就是黄州一个没有及第的秀才，人家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我苏轼就过不下去吗？他后来被贬到了海南岛，苏轼想，譬如当初我就是黎族人，人家黎族人过得好好的，我苏轼就过不去吗？他这样一想，心里就开朗多了，豁达多了。这种自我心理调节，有助于心理健康，让我们快乐地活着。（参见王兆鹏《唐宋词名篇讲演录》第114-11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版）
初中语文教科书和高中语文教科书收录的苏轼作品如下：
1.《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上册第20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2.《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上册第22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3.《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下册第18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版）
4.《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上册第20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3
大学语文讲义 王先霈主编《大学语文》
5.《浣溪沙》：“蔌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sāo）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上册第22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赤壁赋》（《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第2册第32-3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版）
7.苏轼词二首即《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定风波》（《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第4册第36-3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版）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韩氏先世居昌黎（今河北昌黎县），后人称其为韩昌黎。韩愈出身于小官吏家庭，3岁而孤，由嫂郑氏抚育成人。唐德宗贞元八年（792）中进士，时年25岁，先后任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贞元十九年（803）因上书言关中旱饥，触怒权要，被贬为阳山令（阳山今属广东）。唐宪宗元和初年（806）和元和七年（812），先后两次为国子博士。元和十二年（817），在平淮西藩镇吴元济战役中有功，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又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唐穆宗即位（821），被召回京师，任国子祭酒，又转为兵部侍郎。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任礼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长庆四年（824）病逝，享年56岁。有《昌黎先生集》。
韩愈先后做过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直接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在任地方官时，他十分重视兴办教育事业，写下了《子产不毁乡学颂》，歌颂了郑子产不毁乡学的行为，批评了当时不重视地方教育的现状。他做潮州刺史时，拿出了自己的俸禄来新办州学。尤为可贵的是，在官学衰落，世风日下，人们耻于从师为师的情况下，他奋然不顾流俗的嘲讽，重振师道，积极教诲和提携后生。经过他的指点和培养，涌现了李翱、皇甫湜、张籍等一批人才，时称“韩门弟子”。在教学过程中，他很讲究方法，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受到教育。他“评讲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诙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皇甫湜《韩文公墓铭》）由于他热爱教育事业，积极培养人才，不断探讨有关教育理论问题，遂使他成为唐代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在中唐，韩愈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诗坛的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不遗余力，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志趣相投、风格相近的文人。他不仅大力称赞比他年长的孟郊，还奖拔比他年轻的贾岛（779-843），又鼓励李贺（790-816）这位天才诗人，并为他因避父讳而不得参加科举而大声疾呼；此外，他还与皇甫湜（shí）、卢仝（t?ng）、樊宗师、刘叉、李翱等有密切交往。这样，他与他
24
大学语文讲义 王先霈主编《大学语文》
周围的这些文人便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并以他本人为主将，掀起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诗潮。（参见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卷第138-13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韩愈在诗歌方面最重要的理论主张是“不平则鸣”说。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指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náo）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音，其皆有弗平者乎！”（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第12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所谓“不平”，主要指人内心的不平衡，强调的是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它既是对创作活动产生原因的揭示，也是对一种特定创作心理亦即“不平”心态的肯定。这篇序文是专为一生困厄潦倒、怀才不遇的孟郊作的，文中以“善鸣”推许孟郊，则其更重视穷愁哀怨者“鸣其不幸”的倾向不言自明。在《荆潭唱和诗序》中，韩愈进一步指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这里的“和平之音”和“愁思之声”虽都可视作“不平”之鸣，而且所谓“欢愉之辞难工”并不说不能工，“穷苦之言易好”也不是说一定好，但从文学创作规律来讲，因前者出于王公贵人之手，其生命状态多平易流滑，便很难表现出“鸣”的深度；而后者饱经困苦磨难，其生命力与阻力激烈碰撞所导致的“不平”之鸣便易于惊动俗听，传之久远。
“不平则鸣”说的另一个要点在于特重诗歌的抒情功能。本来，作为诗文大家的韩愈更重视文的，他说自己不过是“余事作诗人”（《和席八二十韵》），并明确认为与他那些“约六经之旨”、“扶树教道”的文相比，其诗只是抒写“感激怨怼（duì）奇怪之辞”（《上宰相书》），以“舒忧娱悲”（《上兵部李侍郎书》）而已。然而也正由于韩愈没有把诗与文等量齐观，才使诗歌避免了成为道学工具、政治附庸的命运，才得以保持其“舒忧娱悲”、“感激怨怼”的美学品格。“感激怨怼”就是“不平”，“舒忧娱悲”就是将此“不平”不加限制、痛痛快快地抒发出来，所谓“郁于中而泄于外”（《送孟东野序》），指的便是这种情况。由此看来，韩愈提倡“不平则鸣”，就是提倡审美上的情绪渲泻，尤其是“感激怨怼”的渲泻，可以说是抓住了文学的抒情特质。（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2卷第310-311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