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北朝位階體制變遷之全面領先南朝
閻步克
? 2013-05-03 15:01:53 来源：《文史》2012年第3辑
一、問題、背景與視角
本文討論南北朝的位階制度，計劃對南朝與北朝位階體制的演化步伐之異，提供一個宏觀的比較，以期說明，魏晋以來位階變遷的階段性可以概括爲“魏晋—南朝—北朝—隋唐”，即，北朝領先於南朝，北朝的位階體制更接近唐制。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發展既呈現了鮮明的連續性，同時其演進軌迹又不完全是“單綫”的，有時會出現“分叉”現象。例如在若干政權並立之時，各方的制度往往就會呈現出差異來。先秦列國的制度，程度不同地各有特殊之處，最後是秦制占據了主導。三國魏、蜀、吴的官制也有異同，随後的晋制，沿魏制的方向繼續前行了。去觀察制度差異是如何生发和淡化的，發掘其原因與意義，有時就能深化對中國制度的各種演化條件、演化可能和演化機制的認識。
東晋十六國與南北朝的制度演化，明顯南北分途。程樹德先生較早采用比較視角，把此期的法制變遷區分爲南北兩系，指出北系的法制進化領先于南系，其原因在於南朝崇清談、北朝重法律①。陳寅恪先生繼踵而來，在論述隋唐制度源流之時，進一步提出了梁陳、北齊、北周三源之說，並把關注之點，擴大到了禮儀、職官、音樂、兵制、財政等更多方面。其核心論點之一，是隋唐制度主要上承梁陳與北齊，至於北周因子，“其影響及於隋唐制度者，實較微末”②。程氏主要着眼於法制優劣，並從南北政治文化風氣之異闡述其原因。陳氏的視角主要
是“胡化—漢化”，以此辨析唐制三源。
本文所將討論的南北各政權的位階體制，程、陳尚未寓目落墨。所以依然有分梳的必要。任何官僚體制都有兩個等級結構：官職之等級與類型的結構，官員之等級與類型的結構。二者都要通過品秩位階來確定和維繫。品秩位階的功能，就是爲官職分等分類，爲官員分等分類。通過品秩位階，政治行政權力、事務與資源得以按等級與類别配置，官貴的身份、地位和聲望也按等級與類别得到了配置。就後一點而言，中國古代官僚體制既是一個“功能組織”，也是一個“身份組織”，品秩位階也是用來安排各集團、勢力、階層之關係的。像文人與軍人、士族與寒庶、高官與吏員、漢人與胡人之類的身份安排，往往就體現在品秩位階之中。各種品秩位階的組合樣式，我們稱爲“品位結構”或“位階體制”。從官職的權責看官制，可以稱爲“職權視角的官制研究”；而由品位結構看官制，是爲“品位視角的官制研究”。本文將由後一視角出發，具體考察南北朝到唐朝的位階體制的變遷大勢。
秦漢以爵級(封爵、二十等軍功爵)與“若干石”禄秩，做爲等級體系的兩大主幹，可以稱爲“爵—秩體制”③。唐王朝則以九品官品爲框架，把官職、散階、勛官、封爵容?{於其中，形成一個“一元化多序列的複式結構”。二者間的變異十分明顯。在漢唐位階之間，魏晋南北朝構成了過渡的環節。甫入魏晋，帝國位階就出現了明顯變異：
第一，進位計階制度出現。官員的資格管理，由此而品位化了。
第二，一百多號將軍變成了軍階。
第三，品位性官號開始泛濫，如“黄散”即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黄門侍郎，及給事中、奉朝請等繁衍出來了。
第四，九品官品出現了，後來又出現了流外品。而流内外制度明顯具有品位意義。
第五，九品中正制問世。中正品是一種管理資格的品位。
第六，源於周朝的五等爵被再度啟用。封爵的家族化和承襲性明顯强化，而且爵級與品級整合起來了。東晋十六國以來，制度的演化分爲南北兩系。進入南北朝後，北朝逐漸後來居上了，其位階變遷明顯快於南朝。如果以唐制爲歸宿來反觀此前的演化，則能看到“魏晋—南朝—北朝—隋唐”這樣一條軌迹。贅言之，南朝比北朝落後一拍，北朝位階更接近唐制。本文的主旨，就是舉證展示這一事實：北朝位階體制之變遷全面領先南朝。是否“領先”就是“先進”，這是一個評價問題；無論如何，以唐制爲準來反觀此前的位階演化，是有意義的。
秦漢的行政等級——秩級，其特點是“職位分等”。魏晋以來位階變遷的宏觀趨勢，則是“品位化”，轉向“品位分等”爲主了。這場“品位化”運動的主要動因，是皇權低落、官僚階層大幅度貴族化，士族門閥崛起。南北朝的制度“分叉”局面，則主要是北方少數民族造成的。異族入主使此期北方的政治社會發生巨變，同時異族政權自身，也随即開啓了一個被稱爲“漢化”的進程，制度之漢化是其最核心的部分。北朝的制度漢化，並不僅僅是一個“學習”的問題。首先，北朝的制度也有創造。更重要的是，北朝之不同於南朝的政治結構，使其集權官僚制獲得了更大活力。像法制、考課制、地方控制和基層組織等等，在魏孝文帝改革之後，明顯北優於南。魏晋以來趨於低落的帝國體制，是沿北朝走出低谷、
在隋唐重新振興的。這一事實，使北方民族因素與帝國體制的關係，成爲一個重大論題。異族入主造成專制主義强化、進而推動了集權官僚制發展的情况，在中國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現。
南北兩方的位階變遷並不是“齊頭並進”的，魏晋南朝承受着秦漢舊制的束縛，以及士族政治的束縛，其政治形態更爲“士族化”，其官階變遷不像北朝那麼劇烈；北朝的品位結構則更爲“官僚化”，由此又構成了南朝和隋唐之間的中介環節。在考察南北朝兩方的不同政治體制、政治形態與政治前景之時，位階體制可以成爲一個新的入手之點。下面就轉入具體叙述。
二、北朝的計階進位制領先南朝
三國伊始，一個新現象便映入眼簾：在曹魏和孫吴，都出現了“增位”、“進位”、“加位”之事。
漢朝的所謂“加位”，除了“加位特進”之外，通常是指升官，所謂的“位”指的是官職、職位。而曹魏與孫吴“加位”之“位”，則已不是指職位了，至少不完全指職位。曹魏王昶《陳治略五事》中有這樣一個建議：“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續則就增位、賜爵。”④王昶的宗旨既在於“久於其職”，那麼他所說的“增位”，就只能是一種脱離了職位的個人位階，即官員的個人品位。章太炎云：“諸稱增位二等、增位一等者，徒其朝列、冠服、印綬、奉禄之差。”⑤這個判斷不甚確切。所謂增位二等、增位一等，乃是一種量化的位階、個人官資的尺度，不妨說成“資階”。西晋以下，“文武普增位二等”、“增天下位一等”之類事情，就經常化了。在東晋南朝，百官普遍使用“位”、“階”來計算官資⑥。
秦漢還没有計階進位的制度。章太炎也看到：“秦、漢時無散階，去職則夷於庶民。”那麽魏晋間的上述變化，就標志着帝國官僚的官資管理，初次獲得了品位化的形式。楊樹藩先生認爲：“秦漢以來，文官有職而無階。至隋始見‘階制’之初型。??至唐，擴充爲二十九階。”⑦這個“至隋始見‘階制’之初型”的說法，略微簡單了一點兒，魏晋的增位進階之制，可以說已是“階制之初型”了。“秦漢以來，文官有職而無階”情况，至魏晋而一變。
增位進階之階既是“人之階”，用以標示個人的資歷深淺，被記録在階牒、考簿之上；同時也推動了“官之階”的形成，即，各品之内的官職也相應分成若干階，某階之人，才有資格做某階之官。超階用人是爲特例。階的獲得，有任滿進階、因功賜階，及朝廷開恩“普增位”等多種途徑。“普增位”亦稱“泛階”。“泛階”的做法，通行於兩晋南北朝與唐宋，秦漢、明清却没有這種事情，對比鮮明。明清時“階”的功能淡化、變質了。這也說明在中國官階史上，魏晋至唐宋構成一系。
唐代的二十九級文武散階，既然是由魏晋以來的計階進位做法發展而來的，那麽就可以由唐階來反觀魏晋以來的相關變遷。唐代文武散階的特點有三：第一，它們是量化計算的官資；第二，散階與品階是一體化的；第三，階次采用官號形式，即，以某某大夫、某某郎，或某某將軍、某某校尉(副尉)等命名。以上三點可以表達爲“位階＋官號≌品級”，即資階與官號相結合，資階的級數與品階的級數“全等”，與官品一體化。由此來反觀魏晋：此時雖然出現了量化計算的資階，但它既没有跟品階充分一體化，也没有官號化。
西晋有“九班”之制。在這個制度下，官員一班一班地遷轉；一品之内，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