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封的五等爵，但只是一時之事(36)。)楊光輝先生總結說：“北周虚封、真食之制，直接爲隋唐之制提供了模式。??這更進一步證明隋唐之制不僅在爵稱爵序方面，而且在食租税方式上亦承襲了北周之制。”(37)
七、勛官源於北朝
唐朝位階體制的基本構成，是品、階、勛、爵。由此反觀魏晋南北朝，魏晋南朝的位階無勛官，勛官是由北周的府兵官號發展而來的，是北朝獨有之制。
西魏北周實行府兵制，其軍職編制，由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大都督、帥都督、都督，及别將、統軍、軍主、幢主等構成。這套軍職，没多久就當作虚號而被濫授了：“此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咸是散秩，無所統御。”(38)這樣一來，府兵官號的擁有者既可能是有權有責的將校，也可能是有官號却不領兵的人，對後者來說，府兵官號等於是其散秩、階銜了，這就成了勛官制度的青蘋之末。
對北周位階體制中的勛官地位，陳蘇鎮先生最早予以定位：“在最初階段，它不是獨立於散官之外，而是高高凌?{於散官之上。柱國大將軍和大將軍都是正九命，開府和儀同都是九命，文、武散官也最高爲正八命。”(39)以陳先生之說爲本，我提出周武帝時的流内位階共四十階，即九命的上柱國到儀同大將軍的勛官構成八階，再加上八命以下的軍號、散官三十?二階(40)。就是說，我們是把北周勛官看成與軍號、散官類似的基本位階的，三者是相互結合、共同發揮作用的。顧江龍的考察又有較大推進。他指出，不光從柱國到儀同的最高八階，而且八階之下即從大都督到幢主這一段落的府兵官號，也有品位功能。整個府兵官號構成一套身份序列，發揮着“本品”作用，用以起家、蔭任，享有經濟和禮制待
遇。顧江龙還認爲，這套階銜並不完全與文武散官分立，二者有重合也有交叉；並且提示：北周的官僚待遇一般不區分職、散、爵、勛，大致以品命爲準(41)。在此之後，盧向前、雄偉也表達了勛官“與將軍號共同構成本階”的看法(42)。
隋朝的勛官制發生過較大的波動，此不贅述。總之經過一段曲折，唐朝的勛官最終與文武散階分離，變成了一套用於褒功的獨立位階了。如果不拘泥名號，而從“功能對等”的角度觀察的話，那麽唐朝勛官的功能，與秦漢軍功爵、與北朝軍號，看上去有很多相似之處：其目的都是褒獎軍功，也都展示了超出品官、廣及民間的巨大覆蓋面。秦漢軍功爵、北朝軍號擁有者的隊伍，曾經非常龐大。而唐玄宗時的勛官擁有者，可能達到了一百五十萬人，占課税壯丁的35％(43)。這說明在高貴的五等封爵之外，唐帝國確實還需要勛官這樣的一套普及型位階。如果說前者是“陽春白雪”，後者就是“下里巴人”。
府兵官號之所以很快演變爲一套階銜，首先因爲中古是一個“品位化”的時代，各種官職很容易變成品位。但又不僅僅如此。魏末周齊間，一大批軍功新貴崛起，新階銜的啟用有助於權勢利益的再分配，尤其是基於軍功的再分配。谷川道雄先生有“府兵制國家”的提法，認爲北周府兵制不僅僅是一種軍事編制，而且還有國家體制的意義(44)。那麼由府兵官號演化出一套新階銜，就不奇怪了。
至於南朝，正如錢穆先生所論：“劉宋以後，社會依然在士、庶階級的對立下面，軍人依然找不到他們應有的地位。”(45)南朝軍人難以成爲新興政治力量，也不足以由之孕育出一套與勛官類似的新階銜。當然南朝皇權有所復興，社會流動多少活躍起來了，對民衆的位階問題，王朝是有所考慮的。民爵的賜予在南朝忽而頻繁起來了，而且多達五十四次，平均約三年一次(46)。不過，南朝拘泥於秦漢傳統，使用的仍是二十等爵這種陳年舊制。無論如何，勛官是北朝特有的制
度遺産，它被唐朝繼承，一直使用到明朝。清朝把部分勛官名號?{入了民世爵的序列之中，與封爵合一了。
八、北朝官品體制的充分一元化
秦漢“爵—秩體制”之下，爵級與秩級在相當程度上是疏離的，其表現就是二者間的等級對應不嚴整，爵級不能獲得秩級。
“爵、秩疏離”有其歷史的原因。由“若干石”的俸禄額度所構成的秩級，很大程度上來自周朝的胥吏稍食。在結構上，稍食等級處於公卿大夫士的爵級之下，爵級與稍食上下相接。到了秦漢，由稍食而來的秩級不斷向上伸展，與爵級雙峰並峙了。爲什麽爵級與秩級一度疏離呢？現在就可以從上述“上下結構”到“並列結構”的轉折，來尋求答案了。在“爵本位時代”，有爵者是一個高貴的階層，無爵而領取稍食的胥吏是一個卑賤的階層。而秩級源於稍食，是“吏”的身份標志。囿於周代傳統政治觀念，如果?{藉爵級而授予秩級，等於是拿貴族當胥吏了。這樣，秦漢的品位結構，就呈現出了一種“二元性”，以“爵、秩疏離”爲特點。然而，隨“官本位”體制日益發展，這種“二元性”必將逐漸淡化。
唐代的情况就判然不同了。此時的九品官品構成了一個大框架，職、散、勛、爵羅列其中，呈現爲一個“一元化”的複式品位結構，各種位階緊密耦合，等級關係井然有序。從秦漢的“爵—秩”二元體制，到唐朝的上述一元化體制，經歷了魏晋南北朝的複雜演化；在演化的進程之中，北朝同樣領先南朝。
九品官品出現於魏晋之交，它初次把官職、爵級、軍號?{入了同一框架之中。但因剛剛脱胎於秦漢等級秩序，其一元化的程度又是有限的。首先，秦漢禄秩在
魏晋南朝一直未廢，與官品並用，然而品級與秩級間的關係，一直參差不定。例如，漢代郡守是地方行政長官，而刺史只是中央監察官，所以郡守秩?二千石，刺史秩僅六百石。魏晋以下，刺史變成了郡守之上的一級地方行政長官，二者的等級關係便顛倒過來了，郡守五品，單車刺史五品，領兵刺史四品。然而直到陳朝，禄秩未廢，在陳官品中，郡守爲五品、二千石；刺史有三、四、五品，共三等，其秩級却注爲“不言秩”。對於刺史一官，秩級無法使用了，可是王朝既不放棄秩級，也不去爲刺史制定一個適當的新秩級，聽任郡守有秩、刺史無秩這樣的怪現象存在。可見漢制的束縛相當强大。
再以《陳官品》第五品爲例，其中列有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等官職，而且它們還不依秩級高下排列，低秩之官可能居前，高秩之官可能居後。衆所周知，此期官品中的先後排序，具有選序、資序的意義。張小穩君指出，如果具體到某一部門，則秩級高低還是一目了然的，基本不與官品衝突，這說明秩級的高低與職務簡繁、職責輕重相關。所以晋宋齊的印綬等級依秩級，而不是依品級，因爲印綬是權責的象徵(47)。那麽直至陳朝，選序、資序與秩級，進而是與實際權責的關係，仍然是錯雜淆亂的。薪俸有取决於品級的，有取决於秩級的，也有取决於職位或職類的，如張小穩所言，“我們很難找出一個皆準的規律來”，“魏晋南朝時期品位與職位嚴重錯位”。至於其他等級禮遇，也差不了多少，有時依品級、有時依秩級，甚至有時依職類、依“清濁”而定，並無一定之規。
梁武帝的班品改革，没能使品秩位階的參差關係改善多少，反而有治絲益棼之嫌。其改革所創，除了十八班、流外七班之外，還有郡職十班、縣職七班、將軍號十品二十四班及不登二品者八班、施於外國之軍號十品二十四班等一大堆班品，它們與官品的關係，讓人眼花繚亂。再看封爵。梁朝的“五等諸公，位視三
公，班次之。開國諸侯，位視孤卿、重號將軍、光禄大夫，班次之。開國諸伯，位視九卿，班次之。開國諸子，位視二千石，班次之。開國諸男，位視比二千石，班次之”(48)。這裏對公、侯、伯三爵，采用“位視某官”確定其地位。“班次之”之“班”，應該是用三公、孤卿、九卿等禮學概念來確定的朝班，而不是十八班(49)。至於子、男二號，又轉而使用“視若干石”的辦法了。這種用公、孤、卿、二千石、比二千石安排地位的做法，與后妃爵號的比視之制十分類似(50)。那麽梁朝的爵級，也没有與品級充分一體化。
陳朝的“戎號擬官”即二百三十七個軍號，與官品没有完全整合，這一點已見本文第三節。陳朝的封爵雖然均匀分布在官品之上了，與梁朝已有不同了，但又是這樣規定的：“其封爵亦爲九等之差。郡王第一品，秩萬石。嗣王、蕃王、開國郡縣公，第二品。開國郡、縣侯，第三品。開國縣伯，第四品。並視中二千石。開國子，第五品。開國男，第六品。並視二千石。湯沐食侯，第七品。鄉、亭侯，第八品。並視千石。關中、關外侯，第九品，視六百石。”(51)其爵級與品級、秩級、官職的等級關係，顯有錯雜之處。例如“關中、關外侯，第九品，視六百石”，而陳官品的第九品中，列有六百石、四百石、二百石三個秩級，爵號只“視”其中的最高一個。
總之，南朝的官職、品級、秩級、爵級、軍階、朝班、十八班的等級對應關係，最終仍停留在“犬牙交錯”的狀態之上。雖然南朝君臣對之已“習慣成自然”了，没感到多大不便，但從制度規劃原理看，明快與整齊，仍然是建構科屑組織的一個基本原則。那麽我們把視綫轉向北方，北朝品位結構的明快整齊，赫然在目。北魏基本停用了漢式禄秩，割掉了這個漢制的“闌尾”。北齊、北周以九品或九命爲基本框架，官職、軍號、散官、爵號(及勛官)羅列其中，森然不紊。俸禄及各種特權、禮遇，全由品命而定。就此而言，在位階體制的一元化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