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叠、不匀稱的文散官，繁衍到了二十四個，獲得了與軍階相同的位階化和序列化程度，匀稱分布於九命之中，由“官”而“階”了。可見在西魏北周，除了軍階的簡化與匀稱化之外，文散官贏得了更大進步。這個進步，可以說是在軍階的“拉動”之下完成的。
爲什麽“雙授”之制發生在北朝，而不是南朝呢？這跟南北朝的不同政治結構相關。在南朝，文化士族擁有重大政治權勢，他們的位階偏好是“重文輕武”，對文號更感親切，如果在文號之外還有一個武號，結銜時也習慣以文號居先、武號居後。至於單純的軍人，是很難染指文階的，所能指望的通常只是軍號而已。所以南朝兼有文號武號的現象，遠不像北魏末年和西魏北周那樣普及泛濫；進而由軍階來“拉動”文散官這種事情，就不大可能首發於南朝。西魏北周就不同了，左右政局的是軍功新貴，他們的結銜照例以軍號居前、文號居後。軍功新貴的軍政權勢，足以衝破“重文輕武”的束縛，在占有軍號的同時進而占有文號。所以“雙授”之制出現於北朝，而且是由軍號來“拉動”文散官的，乃是事出有因。
北周的“雙授”造就了兩套對稱的文武散階，不過它們是成雙授予的，以適應於軍功貴族政治下文武不分途的狀况。由隋入唐，文官政治恢復了常態，文武分途了，軍號與散官不再“雙授”，而是一分爲二，分别授給文官與武官了。唐朝文武散階之制，由此定型。總的說來，漢唐間的散官變遷，全程呈現爲一道“長波”。請看下圖：
由圖可見，唐朝文武散階的直接來源，不是南朝，而是北周。通過北周“雙授”這個演進環節，文散官的序列化和位階化得以完成。
五、流外品、中正品及“清濁官”制的南北異同
“流外”是中國官品結構的一個突出特點，它把公職人員分成兩大段落：品官與胥吏。二者的區别不但是行政性的，而且是身份性的。
本來，秦漢是官、吏無别的，小吏亦可遷至公卿。曹魏末年出現了九品官品，不入九品之卑微吏職，隱然已有“流外”之意了。正式的流外品是在南北朝問世的。北魏孝文帝在九品之下另設流外七品。南朝梁武帝創立了十八班，位不登二品之官另行列爲七班，七班就相當於流外品。流内外的制度似乎是在南北兩方同時現身的，然而細考其事，依然是北朝居先。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澄清流品”、“宣示品令”，由此“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17)；而梁朝之建立流外七班比北魏爲晚，約在天監七年(508)，比北魏的流外七品晚了十多年。换言之，流外之制是北朝率先發明的。而且有理由推測，梁武帝的十八班和流外七班，來自對孝文帝的類似制度的參照模仿(18)。
流外七品，可以認爲是中正品與官品相“叠加”的産物。中正九品既爲士人分等，是“人之品”；也爲官職分等，也是“官之品”。獲得了中正二品以上的人是士族，是二品衣冠；適合他們做的官，是中正二品以上官，即“二品清官”。把官品中的各種官職，以中正二品爲界而一分爲二：中正二品以上的官職，留在官品九品之内；中正三品以下的卑官，摒之於官品九品之外，流外七品就是這麼來的。流外官最初之所以設七品，是因爲中正三至九品有七等。北齊增流外爲九品，北周則爲流外九秩。唐官品采用的是北齊的流外九品，而不是梁陳的流外七班。那麼從形式上看，唐朝的流外品直承北朝，而非南朝。
中正品的意義在於區分流品，即區分士族與庶人，區分君子與小人。所以在流外制度誕生之初，流外吏職是被定性爲“小人之官”的，品官則是“士人品第”、是“君子”之官。誕生之初的流外品，乃是一種“士族化”的品位安排，因“人”的流品有别，而導致了“官”的流品有别。士、吏之别可以追溯到周朝，在周朝，士以上是有爵的貴族，胥吏無爵，一高貴而一卑微，身份判然不同。
不過，流外品也具有行政意義，即也可以用來區分高級文職與低級吏職。這個行政意義，經隋而入唐，變得濃厚一些了。葉?指出，唐朝處於流外部分的流外官與雜任官，主要是根據職位性質與類别而被認定的；與流内的品官不同，“在唐代胥吏管理中，采取了更爲純粹的以職位爲中心的管理方式”，“職位分等”的意味更濃厚(19)。也就是說，唐朝的流外之制較多體現了高級文職與低級吏職之别。與南北朝相比，其“職的流外”意味較重，“人的流外”色彩變淡，從而“行政化”一些了。
從“士族化”與“行政化”的視角，我們繼續觀察相關問題。對中正品與官品的對應關係，學者曾有很多討論。胡寶國先生指出，中正品與官品間並無法定
的某級對應某級的關係，中正品是直接爲各個官職規定的(20)。我們贊成這個看法。很多事例顯示，中正九品與官品九品並不一一對應。官品的高下安排，要較多照顧到諸官之間的權責統屬關係，即行政關係。中正品則不然，有的官職品級很低，但其中正品不低；有的官職品級不低，但中正品不高。問題主要集中在所謂“起家官”上，文化士族習慣的起家遷轉之官，未必品級很高，但中正品都定得很高。如果說官品的等級原則相對“行政化”的話，那麽中正品的等級原則更爲“士族化”，它賦予了士族所傾心的官職以更高清望。
這樣一點，在“清濁官”制度上，就看得更清楚了。魏晋以降，適合士族做的官被視爲“清官”。官分“清”、“濁”的做法，至南朝而愈甚。由於中正二品成了士庶的界標，“凡厥衣冠，莫非二品”，所以中正二品以上官，就進一步用“清濁”來區分位望。較之官品，南朝士人更在意的是清望高下，“從濁官而得微清，則勝於轉”。宋齊的五校尉在第四品，黄門郎、散騎侍郎在第五品，然而南齊選例，黄門郎、散騎侍郎號稱“清貫”。黄門郎可以畜女伎，品級較高的五校尉反而不得畜女伎。有人已經官居五校尉了，却求爲黄門郎，“以四品武職而求五品清望官”(21)。在這個例子中，官品高下與清望高下的關係是顛倒的。
在梁十八班制中，五校尉七班、散騎侍郎八班、黄門郎十班。五校尉與黄門郎、散騎侍郎的品級關係，在十八班中反過來了，與“清濁”一致起來了；宋齊官品未予體現的諸官“清濁”差異，因梁十八班而正式化了。十八班的性質是什麼？十八班中不列封爵、不列軍號、不列州郡縣官，這提示人們，十八班與魏晋宋齊官品的性質並不相同。進而從上述班位安排看，魏晋宋齊的九品官品較多反映了行政科層秩序，梁朝十八班却是資格等級，是諸官在選舉時的資位、清望之差。十八班中的列卿地位安排，可以繼續證明這樣一點。
魏晋以來，列卿都在官品第三。其道理說來十分簡單：列卿處在同一行政層級，權責大小與統屬關係相近。然而梁十八班制下的十二卿，等級却是這樣安排的：太常十四班，宗正、太府十三班，衛尉卿十二班，司農、少府、廷尉、光禄十一班，太僕、大匠十班，鴻臚、大舟九班。列卿的高低，竟有五班之差。處於同一行政層級，地位却有五班之差，這只能說是一種品位化安排，是爲了區分任職者的身份資望。可見，梁十八班的等級原則與魏晋宋齊官品不盡相同，它轉而向“清濁”靠近了，在更大程度上以區分資位、清望爲目的了。
還有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細節，史料顯示，梁代的少府從四品、大匠正五品(22)。這兩個官職的相對高下，與十八班是一致的，即與少府十一班、大匠十班一致；却與此前的晋宋齊，甚至此後的陳官品都不相同：除了梁朝，諸朝的列卿都是官品三品，秩中二千石，並無軒輊。根據梁朝的少府從四品、大匠正五品一點，還可以推斷梁朝的太常爲正三品，宗正、太府爲從三品，衛尉爲正四品，司農、廷尉、光禄爲從四品，太僕爲正五品，鴻臚、大舟爲從五品。魏晋宋齊的列卿品級相同，而梁十二卿品級有異，意味着梁武帝的官品高下安排，與十八班的高下安排，遵循着共同的品位考慮。贅言之，梁武帝在釐定官品之時，充分考慮了官職的資望“清濁”，進而在改定十八班時，繼續貫徹了這一原則。陳朝官品放棄梁法，列卿恢復爲官品三品，可能是受了北朝影響，因爲魏齊列卿均在三品。
當然，北魏也有“清濁”制度。史料顯示，列卿以及郡守、縣令等官，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及“士人之官”的區别。“三清”等級與官品並不一致。不過在這一點上，南北兩方又出現了差異。第一，如學者所論：“魏晋以來，人分士庶，官有清濁，但是均爲習慣使然，未曾見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規定哪些官是清官”(23)；“以皇權的威力和法令的形式硬性規定清官”，“這是魏晋南朝皆不曾見而北魏獨有的現象”(24)。這也意味着，北朝的“清濁”是較爲“行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