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明快整齊的程度上，北朝依然領先南朝，並下啓隋唐。
九、結語
論述至此，就可以對南北朝位階體制的演進異同，做一小結了。漢唐間位階演進的階段性，大略呈現爲“魏晋—南朝—北朝—隋唐”，那麽如何看待“北朝領先一步”的這個事實呢？
制度演進發生“分叉”之後，通常的情况，是更具適應性的制度占據主導，以及勝利者的制度占據主導。就制度本身而言，若其複雜性、系統性提高了，按照自然法則，即應視爲進化。不過制度又要跟社會政治達成?{適，如果一個制度不適應現實條件，則無法按預期方式運行。所以要把“這是更高級的制度”、“這是更具適應性的制度”與“這是勝利者的制度”幾點，適當區分開來。它們經常重叠，但不完全重叠。在一定範圍内，制度的形式或“外觀”可此可?彼。像官品、爵號和職名的選擇，其彈性就是相當大的。勝利者會把其習慣的制度樣式强加於新的地域。當然有時也反而選用失敗政權的制度，這時就有文化心理、政治象徵等更多考慮了，例如在異族政權尋求漢化之時——政治强勢不等於文化强勢。
若只從技術上觀察，問題就比較具體。例如，北朝位階結構比南朝更明快整齊，一元化程度更高，這就有利於降低制度成本、增大管理便利。制度規劃上也有一把類似的“奥卡姆剃刀”：“如無必要，勿使複雜”。在功能相近的兩種制度安排中，簡練整齊的那個更好。總的來說，漢唐間“爵—秩體制”的衰落，以官品爲框架的“一元化多序列複式品位結構”的形成，具有一般制度進化的意義。魏晋南朝的制度與漢制是連續的演進，難免“路徑依賴”的束縛，例如漢式的爵
制和禄秩等長期與新制雜糅，藕斷絲連。而北朝更多地是“從頭開始”，更便於棄舊從新。北朝的位階體制比南朝更進一步、更接近唐制，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若從政治上觀察，可以把“貴族制”與“官僚制”的關係問題作爲背景。這是中國政治史上最核心的問題之一。貴族等級制是身份性的、凝固性的、封閉性的，官僚等級制則是行政化的、功績制的、流動性的。戰國秦漢開啟了“爵本位”向“官本位”的變遷，其背景就是貴族制向官僚制的歷史變遷，這一度造成了一個非常流動化、平民化的社會。任何歷史分期模式，如果忽略了戰國秦漢間這場重大體制轉型，就必定是不完善的。轉型後的集權官僚政治又不是直綫發展的，它經歷過多種曲折。随時光流逝，貴族性的因素又在重新積累。進入魏晋之後，士族門閥、在北朝還有部落軍功貴族，占據了政治舞臺的中心位置，皇權低落，“選賢任能”的官僚政治有衰敗之勢。這就是此期位階體制大幅度“品位化”的政治社會原因。官僚的“貴族化”傾向與位階體制的“品位化”傾向，具有内在的親合性。
然而兩千年的政治史最終表明，專制官僚政治是常態或主導。較之東晋，南朝皇權已有重振之勢。北朝異族政權的特殊政治結構，進而又爲帝國體制的復興提供了更大動力。宫崎市定用從“貴族主義”到“軍閥官僚主義”來解釋北朝位階體制的變遷，“北方民族的能量爆發，破壞了貴族制度”(52)。黄惠賢先生總結說：“十六國北朝時期由少數族軍事貴族專政向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過渡，皇權的極度强化，促使少數族貴族走上官僚化道路”(53)。我們認爲，十六國北朝政治結構的最大特點，就是“異族皇權—軍功貴族—國人武裝體制”。南北朝的競争史，不妨看成一部文化士族與軍功貴族的競争史。北朝軍功貴族與異族皇權的結合，使北朝成爲帝國復興的歷史出口，進而帶動了一系列的制度演化。北朝在法制、考課、考試、監察、地方行政等衆多方面，往往都能後來居上，領先南朝，
並下啓隋唐。同樣的制度，在北朝通常也比在南朝運行得更好(54)。隋唐位階體制源於北朝，就是其制度遺産之一。北朝很多品位安排，都能看到軍人勢力、軍功貴族的影響。勛官就是其犖犖大端。勛官帶有鮮明的北朝政治胎記，並以其軍功精神，促進了北朝功續制的發展。
當然，中國集權官僚制扭轉和克服中古的這一波“貴族化”，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進程。唐宋集權官僚政治全面復興，官僚通過考試考課而非門第選拔晋升了；然而繁複的品位結構，優厚的品位待遇，表明此期的君臣關係、身份秩序和利益分配，仍處於特定階段。明清專制主義進一步强化，新的變動又發生了：官僚品位特權明顯下降，品位結構明顯趨簡。簡言之，在唐宋、明清兩個階段，中國政治中的貴族性因素，進而是“品位化”因素，成梯度地逐級下降。
對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位階變遷，北朝的異族政權發揮了特殊作用。無獨有偶，對唐宋到明清的位階變遷，金元兩個異族政權，又發揮了特殊作用。張帆先生指出，明朝位階體制之大爲簡化，與金元兩朝的制度影響息息相關(55)。葉?發現，明清封爵的降級襲封之制，並不是唐宋制度連續發展的結果，而是出自遼金元之影響(56)。李鳴飛博士對金元散官的考察表明，明朝散官制度的變質始於金元；明朝散官的初授、升授、加授之法，元代已然(57)。那麽，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三階段中的兩次轉變，都涉及了異族入主带來的制度變動。
近年來，李治安先生又揭舉“第二個南北朝”概念，指出宋遼金元明時也存在着南北兩條制度演進綫索，明初“很大程度上是北制占優勢”(58)。其論述高屋建瓴，頗富啓發性。這進一步顯示，北方少數民族的存在及其入主，除了在民族史、政治史上加以觀察之外，還可以在制度史方面繼續開拓，從而爲認識這個官僚帝國體制的長時段發展，提供新的啓示。
注釋：
①程樹德《九朝律考》，中華書局，1963年，“後魏律考序”、“北齊律考序”，第339、393頁以下。
②《陳寅恪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4頁。
③“爵—秩體制”概念，詳見拙作《從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漢官僚品位結構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二章。
④《三國志》卷二七《魏書·王昶傳》，中華書局，1971年，第749頁。
⑤章太炎《檢論》卷七《官統上》，《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册，第546—547頁。後引同。
⑥可参看汪兆鏞《稿本晋會要》卷二八《職官三》，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339頁。
⑦楊樹藩《中國文官制度史》，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上册，第10頁。
⑧西晋李重曾指出，當時的官僚遷轉變複雜了，“皆數等而後至。衆職率亦如此”，“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他主張“大併群官等級，使同班者
不得復稍遷”，“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晋書》卷四六《李重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1310頁。又见《太平御覽》卷二○三、《通典》卷一六等)。這就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第一，魏晋出现了“階級繁多”的新現象；第二，按“選例九等”辦事，讓同班者不得遷轉，就可以抑制等級繁多，轉徙如流的現象。另查，劉頌也有一個類似建議：“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在劉頌轉吏部尚書之後，他着手“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見《晋書》卷四六《劉頌傳》，第1306、1308頁)。其事未果。李重想讓“同班者不得復稍遷”，這是以“班”的存在爲前提的，則其所說的“選例九等”，應即“九班”之類。劉頌所謂“建九班之制”，大概是根據“選例九等”，而進一步設定了若干抑制“傍轉”的遷轉規則。
⑨分見《魏書》卷五七《崔挺傳附弟崔振傳》，卷一一《前廢帝紀》，中華書局，1974年，第1272、274頁。
⑩Dennis Graffl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1: 1, 1981.
(11)陳蘇鎮《南朝散號將軍制度考辨》，《史學月刊》1989年第3期。
(12)據陳奕玲統計估算：“南朝時也許30％左右的中央文官都擁有軍號。”(《魏晋南朝軍號散階化的若干問題》，《燕京學報》新13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13)《隋書》卷二六《百官志上》記爲四十四班，中華書局本校勘記謂爲三十三班(中華書局，1973年，第749頁)，均誤。陳蘇鎮《南朝散號將軍制度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