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公司作为一种由母子公司形成的各结构单元之间相互联结进行信息交流以及行为互动构成的网络，不同于传统的强调“总部控制与子公司服从”的层级关系，作为“有组织的市场”和“有市场的组织”的结合，它所强调的是“子公司自主、公司间互动、整体目标实现与提升环境适应性”的网络关系(武立东、黄海昕，2010)，秉承的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握手”(Larson，1992)。子公司在新成立时，由于本身缺乏资源与能力，对母公司依赖性较大，使母公司得以拥有较大幅度的实质控制。但在子公司逐渐成熟，资源累积也日渐丰富时，此种控制受内外部环境的综合影响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弱(Prahalad，1981)，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要根据不同子公司的关系性质制定计划，并且在决策时可能需要子公司的参与。海信电器的成长与发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最初，海信电器是完全受控于母公司的，但在上市之后，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加之股权多元化程度的提高，此种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逐渐减弱，至今海信集团很多战略都是围绕着海信电器来制定的。
换言之，子公司作为企业集团面向外部环境获取知识与信息的前沿，它的运行需要更多的现场决策，总部已不再适宜绝对代替子公司做出决策和命令(武立
东、黄海昕，2010)，要赋予子公司必要的自主权。在较低的自主权情况下，子公司的营运策略在集团总部的监督之下，可能必须配合集团整体战略布局，因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子公司可能的策略选择与营运弹性。此时，尽管一些子公司在网络中居于中心地位，也具有较强的网络关系，能够促使子公司不断地进行创业，但由于子公司的自主权较低，可能会导致其不作为或者采取非合作行为，有时即便是想作为，也可能无法根据自身的需求去与其他子公司构建一些建设性的关系，客观上会削弱子公司网络嵌入性对关系价值机制以及子公司创业强度的影响。相反，子公司如果拥有较高的自主权，既有的网络嵌入性更多的是其自主选择的结果，而这些网络关系又是围绕自身创业活动的有效开展而构建的，所以能够强化公司网络嵌入性对关系价值机制以及子公司创业强度的影响。访谈中海信集团公司总部的一位经理的观点是对此较好的例证：“对于授予子公司多大的权力，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困惑，权力放大了母公司无法控制，权力放小了，子公司的积极性明显降低，基本上处于不求有功，只求无过的状态”。实际上，从海信集团运营的实践来看，海信电器和海信科龙两家上市公司网络嵌入性较高，创业强度也较大，其间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自主权相较其他子公司高的缘故。基于此，本文得到推论2：
推论2：外部环境一定的条件下，在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网络嵌入性对子公司创业强度以及联合价值创造和价值攫取两个关系价值的影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取决于子公司有多大的自主权，即子公司自主权对上述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三)理论模型
如前所述，母子公司型企业集团将科层内的权威关系、市场关系和社会网络
关系整合在一起，形成了基于“市场—科层—网络”的包含子公司个体网络和组织间网络(母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在内的复杂的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同时，这一网络也会反过来作用于集团内的母公司及各个子公司。这种作用不但会影响到子公司创业活动的展开，还会直接影响到集团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通过对本文所选案例海信集团母子公司关系网络的剖析可知，在外部环境一定的条件下，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子公司的网络嵌入性对子公司创业强度会产生重要影响，且联合创造价值与价值攫取两个关系价值机制在其间可能具有中介效应，而子公司自主权在网络嵌入性对子公司创业强度以及联合价值创造和价值攫取的影响中可能具有调节作用(具体影响及作用方式反映在本文所提出的4个命题和两个推论当中)。依据对海信集团母子公司关系网络解构所提出的命题和推论，可构建如图2所示的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影响子公司创业内在机理的理论模型。
上述模型由子公司网络嵌入性、子公司创业强度、关系价值机制(联合创造价值与价值攫取)以及子公司自主权等要素和相应的路径关系组成，反映了各个要素作用于子公司创业的方式，是一个概念模型。子公司的创业强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模型中各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该模型虽然仅是通过海信集团案例予以构建，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解释母子公司关系网络推进子公司创业的动因与机理。
五、讨论、启示及局限
母子公司关系网络问题因可以加深人们对社会结构与关系如何影响组织行为的理解，已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学中令人振奋的领域。将子公司创业问题进一步
置于母子公司关系框架下进行研究，探讨其前因及作用机理，更有助于拓展公司创业理论的研究视角，弥补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博弈论等对此类问题研究的局限，丰富经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内容。例如，交易成本理论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核心概念对公司间的纵向一体化行为做出了有益的解释，但由于仅关注了交易双方的经济关系，没有考虑买方与卖方的社会关系(Williamson，1985；Ghoshal & Moran，1996)使得理论难以对买方与卖方公司的行为做出更深层次上的诠释。代理理论基于经济人假设来审视母子公司关系，由此直接引致的逻辑命题就是母公司对子公司正式控制的使用，而很少(或者不)考究网络关系的现实影响。博弈论的核心论点是：自私的参与者在最后阶段来临时，即使有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关系，并且相互很欣赏对方，他们仍然会采取背叛行为(Jacksona & Wolinsky，1996)，这与实际网络的规则很不相符(Uzzi，1997)。特别是，其严格的假设早已将母子公司内客观存在的人际连带排除在外。
图2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影响子公司创业内在机理的理论模型
可以说，制度经济学将传统的经济学观念应用于组织行为，为解析母子公司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范式，但在不经意间却忽略了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可能产生的重要作用。正如Granovetter(1985)所言，公司间的社会关系对秩序的贡献比原本“市场或科层”思考方式想象的要重要些。与此同时，以
Granovetter(1973，1985)等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运用网络分析方法解析诸如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嵌入及行为主体间的链接问题，为经济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然而，相关论点却缺乏对社会关系是如何影响经济交换的具体解释(Uzzi，1997)，对母子公司情景下的子公司创业问题更是没有予以关注。
本文是基于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同时具备的“市场—科层—网络”特性对子公司创业问题的解释，不是对“制度经济学”或“经济社会学”的否定，而是主张将两者联合起来解析子公司创业的内在机理。研究中得到的主要结论与其他作者的观点也相关。例如，本文的主要结论与Uzzi(1997)对公司间网络的社会结构的研究以及姜翰、金占明(2008)对关系价值机制和相互依赖性对关系价值影响的研究较为近似。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究这些观点是否适用于更广泛的公司创业网络问题。
本文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在以下3个方面进行拓展。
首先，母子公司关系网络的内外部环境作用于子公司创业的内在机理。任何一个子公司都是嵌入于由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构成的母子公司关系网络中，而整个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又在更大的层面上嵌入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当中。为此，子公司的决策与行为会受到来自组织间的行为惯例、合作方式以及社会的法律法规、文化期待、观念制度、市场竞争程度等母子公司内外部环境双重影响。然而，理论上虽然注意到了环境因素在公司创业(或创业导向)到组织绩效转换中的调解作用(Simsek et al.，2008；Romero-Martínez et al.，2010)，但关于母子公司网络内外部环境如何作用于子公司创业却鲜有关注。即便是本文，受资料所限也并未对此进行探讨。基于此，理论上有必要对此展开研究，以明晰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外部环境作用于子公司创业的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