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行动能力更强。丝毫没有超越，如果说没有倒退的话。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们已经给他们提供平台提供了一百年了。就是说没了皇上后，就给他们提供平台，报纸也好，杂志也好，书籍出版也好，后来又有了广播电视，平台都给他们了。他们就是那么多东西。他们没有能够把我们带出去，就是说在我们社会的深层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这是我们为什么关注创意产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这些使用网络的草根里头，哪怕一千个里头有一个有闪光的东西和我们大家分享，这就是很了不起了。过去的一百年，我们和精英们的关系就像强关系一样，他们有什么资源我们很清楚了。现在呢，我们可以在网上看一看，不管是精英也好、草根也好，还有哪些人没有展示出他们有才华。我们十几亿人，各方面有多少有大本事的人！但能有机会展示出来的又有几个呢？比方说媒体人才，大众传媒的平台有限吧，对不对?电视尽管有那么多频道，有几个人能上去主持或出现在节目里？但互联网把这种状况彻底的颠覆了。
记者：是的，老专业很容易颠覆。只要你有观点，你有一个比较通畅的渠道。能够构成比如一个很瞩目的话题或者一个焦点，就能够产生很大效应
杨伯溆：对，就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创意产业假设人人都有创意的原因。它不是说你二十岁或三十岁左右搞出来个惊天大事业。像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那样，然后就把你供起来，你这辈子就可以吃可以喝，享受社会尊敬。但在网络上是不可能的。在创意产业里，就是基于互联网和手机的这种创意产业，你做了贡献大伙会认同，会赞赏。但是很快就会有其他的人起来往前走了。它不管你出身状况，不大管你过去做出了多大成绩。即便是互联网自身的发展也是这样的，对不对？他们三几年就是一次自身革命。比方说现在我们看到的里程碑式的新发展是社交类网站，三年以后可能会有一个更强大的崭新的平台出来了。这里，传统的垄断概念失去了解释力。它会让你很快变得不相关，或者是把你推到边缘的位置上去。这个就是新产业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方。
记者：对，像那个博客中国那么盛行之后现在不是也很淡了嘛，别说这种了。
杨伯溆：是，你像新浪，才几年就老态龙钟了。电视的前景都不是老态龙钟的问题，对不对？ 记者：对，就是像新浪、搜狐这几个网站，现在也是打算做那个社交网站，是要推这个。
杨伯溆：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创意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很少有公司能够革命性的挑战自己和超越自己。
记者：都往往是由一个新公司来替代或者说完成。
杨伯溆：对。雅虎对于微软来说是革命性的，Google对于雅虎又是革命性的，Facebook对于Google又是革命性的。你革命了一次就很了不起了。成功了以后谁还愿意再革自己的命呢？往往就是趋于保守。可是这种东西它不看出身，不看以前的成就，它完全是基于草根，靠想象力，生活在明天。在网上，有想象力的人太多了，明天就是他们构建的啊。
记者：但现在好像还有一种挺流行的，比如说那种社区类的网站也比较火，像小区里的网站，或者说我周围的这一片，某一个区里面可能就有居民类的网站，也有这种主张生活消费的网站啊，像这种的网站好像也开始火。
杨伯溆：咱们刚才谈的都是主干，一棵大树它有很多枝和叉，然后很多叶子，共同构成的这个生命，它的绿色，这都是不能忽视的。 记者：它的一个部分其实是您刚才讲到的一个词，是水晶化是吧？我没听清，就是水晶的那个“水晶化”？ 杨伯溆：对，就是。
记者：透明化，就是把这事说简单了？
杨伯溆：对，就是不需要再解释了，谁都可以看得出来了。
记者：其实是一种好事，我是觉得就是包括社会的一个进步或者什么也好，它指出了不仅是精英的带动，更重要的就是千千万万草根的一种参与，跟他们的一种成长，这是一个更加能推动社会变化的一种力量。 杨伯溆：是，就是这种东西也是牵扯到一个预设，就是说良知。这是咱们这个社会儒学的一派提倡的。但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还是需要借助我们，比方说我们能不能利用这次创意产业提供的这次机会，就是基于创意新媒体的这种机会，把我们的公民的品质提升一下。比方说我们对公民的那种权利和责任有了更好的意识。不是基于自利或者一个阶级的私利，在那里进行那种零和的博弈。如果我们能达到这一点，那我们就超越了，从文化上超越了，从社会上超越了，从经济上超越了，从政治上超越了，那么我们还有未来。如果我们没有超越，我实在想不出什么东西还能够救我们。这个你说还能要互联网怎么样？现在比如好多人说很多事不能说，有限制。你去说嘛，有些东西是没法说的，但你能说的已经很多了。如果你整天围绕着我得到了多少，就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那你还会说什么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互联网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对现在30岁的人，不是对现在40岁的人，也不是50多岁的，而是对90后、2000后、2010后这些人。如果他们利用不好这个，如果他们不能提升自己，那我们这个社会就没法提升了。
记者：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做互联网平台的，包括我们这些人30岁的、40岁的应该能够要给90后啊、2000后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他们去发挥去创作。
杨伯溆：嗯，我想说的是，出台任何网络相关的政策必须非常慎重，因为这个东西不仅仅是文化的，不仅仅是社会的，它还是经济的。它已经整合在一起了，你如果把它封死了，就是我们非常可能，不说别的，
26
经济上可能就没有未来了，对不对？你以后拿什么跟人家争？拿文化产业吗？你拿前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产业去撞击人家那些基于互联网的创意产业吗？你那个文化产业如果就是想办法从政府那忽悠点钱，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非要说那个代表着什么先进的东西，我觉得那对我们国家来说是极端极端的不负责任的。所以互联网政策这个东西一定要慎重。明眼人谁都能知道网络上的那些问题所在，但是你如果简单的限制它，会涉及到什么东西呢？就是你非常可能就把很多人的想象力给扼杀了，也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创意产业了。
记者：对，这跟大禹治水一样嘛，你放土没用啊。
杨伯溆：对，就跟一个正常的社会对搞艺术的人提供的环境都相对的宽松一点一样。因为他要创造。同样的道理适用于互联网。你如果想让它像工厂流水线的工人一样，那是不妥当的，因为从事的工作是根本不同的。当工人不需要创意，但互联网没有了创意它就结束了。问题是我们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依赖于网络，如果不意识到这点，我们的经济就可能还会处于那种加工一两亿件衬衫换人家一架波音客机的状况。从文化上说，也就还会处于目前这种文化产业的层面。
记者：您觉得社交类网站或者互联网的下一个发展是怎么样的呢？
杨伯溆：这个说不好。有一点我们必须得诚实，必须得老实。那就是我们没有多少新东西。我们大都是跟着美国亦步亦趋抄来的。我们这个社会如果沉醉在这种喜悦当中，我们就很可怜。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精英他应该感到羞耻，可惜我们很多精英他不羞耻，所以没法“知耻而后勇”。精英这个词现在不大好用。我这里指那些拥有各种社会资源，特别是话语权的人。如果他们还沉浸在这种模仿的喜悦当中，那是很可怜的。我为什么说30岁、40岁左右的人也不行呢，因为互联网公司也就是他们做起来的，他们也是在模仿，主要是模仿美国网站的发展。至于互联网下一步会怎样，目前在我们这个社会还看不到。我们的社会不是美国那个社会，目前还不具备领导革命性技术变革的能力。我们只能够在后边跟着人家，等人家折腾出什么来了以后跟着嚷嚷两声。现在我们社会有很多怪异的现象。比方说，“死要面子但不知耻”。这也是我对精英不抱很大期望的原因。“知耻近乎勇”、“好学近乎知”，这点唯一可寄希望的是从网民中涌现出来的先行者了，跨越阶层的先行者。
记者：我觉得我们整个体系都是在跟着西方的话语体系和逻辑。
杨伯溆：对！但，我们的终极追求和他们的不是一回事，把那套东西硬拿过来也很难成功。 记者：对，关键是我们没有相应的文化基础。
杨伯溆：嗯。这个没有办法拿过来。制度很容易拿过来。如果没有配套的文化，这样会发生什么呢？你解放了，但你没有自由。比如在BBS上，作为一个参与者，你解放了，但你还是沉浸在你多我就少的我们过去的观念中，那你有什么自由？玩的还是我们农业社会的游戏。还沉浸在农业社会你有一百亩地，我拿过来你就成贫农，我就成为财大气粗的地主状态，这没有意义。从文化上讲，我们没有和工业社会配套的东西。那么再看我们学术界、文化界在做什么？一直在争着定义和驯服西方的学术、定义和驯服传统和当代的中西文化，把它们当成为我所用的工具或棍子。我定义了我就是权威、专家或者成为有话语权的精英。这和知识、真理毫无关系。这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具体内涵。 记者：还是有权威主义意识在里面。
杨伯溆：是，在这种情况下毫无创新可言。但是互联网打破了这一点。它谁都敢挑战，最后让有见地的人出来。当然这是期待的理想状态，能不能发展到这一步，就得看年轻人们的学习能力和判断能力了。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优势在什么地方？他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信息，你打个比方说，我就是右派，我就赞成国民党；又比如说我就赞成毛泽东，我就认为他那一套是祖国的未来。这没有关系，可以争论，都把理由说出来，让这些孩子自己去看，让他们去判断。我们必须有个预设?? 记者：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力。
杨伯溆：对，如果没有这个预设，一切都没有指望了。他们有没有辨别力和良知，三四十年后也就知道了。 记者：您觉得像搜索引擎对人的影响有多大？我觉得现在离不开搜索了。
杨伯溆：这个是这样子的，你看，西方的市场经济，很忌讳垄断，因为垄断会扼杀创新，会对消费者带来不公平待遇。再看互联网公司没有垄断，当然微软除外，微软不是当代意义上的互联网公司，它还是要卖它的Windows的。为什么没有垄断？因为根本没有办法垄断，就是因为网络的草根性。比如说百度占到国内份额的百分之七十多，这个我根本不担心，虽然它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因为什么呢？它如果不改善自己，就会被超越。比如说社交类网站，其内部就是隐含这一个重要的功能：搜索。搜索最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呢？搜索最核心的目标是寻求信息，比如说你在开心网上有一千个朋友，当然开心网上也许这种人偏少，你比方说在美国，在Facebook上有上万朋友的人大有人在。你有一天突然有点事情，比如说你想寻求相关信息，你打开网络，告诉你那上万个朋友，很可能你瞬间就会得到所需的优质信息。网友乐于分享和互动，这样才能增强关系，增加社会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搜索网站被冷落了。当然搜索引擎如百度和Google有很多很专业方面的作用。但它们会不断地受到挑战，从而促使更好的搜索引擎出现。也许它们最后都会被整合，具体怎么整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社交类网站也会将一些东西外包，很专业的东西也外包了。当然这是它的组织形式之一，这也是创意产业的形态之一，越来越专业化。这不同于传统服务业那种内容专业化，它是内在有机的融合在一起的。这种融合是靠使用者内在的结合在一起。
27
记者：比如说百度知道啊，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像百度知道这样的东西会不会削弱了人们的学习能力，有什么东西就搜吗，比如说导致片段化的知识什么的。
杨伯溆：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什么是知识？智慧不等于知识，还有：科学技术知识有些东西对于一些人来说越来越没有用了。比如工业社会发明了一种材料：塑料。你说现在还有多少人需要知道塑料是怎么产生出来的？没有意义。实际上人们越来越少使用，因为有更好的材料出来了。所以关键是要知道什么是相关的，什么是不相关的，什么是知识，什么不是知识或陈旧的知识。 我们以前要认识很多字，背下很多东西，这就是知识。但是现在这些东西越来越不相关了。
记者：那会不会对人的思维有很大影响？比如我妹妹等那些八零后、九零后小孩，写作文会上网搜搜有没有范本什么的。记者写稿子也是，看看有没有相关的模版。
杨伯溆：是，模版，这是一种依靠模式或模版的思维。这个打个比方说，说我们这代人，给人写信，这是很重要的，要用很好看的信笺，有特点的邮票，特别是对自己喜欢的人，字写得要漂亮。但是现在还有几个人做啊？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好，只是不相关了。打个比方说，你怎么能认为现在非要写好字才有意义？这是我们过去的思维定势：你比方说，我们过去夸奖一个学者，说他能记住什么什么东西，他能直接告诉你什么东西在多少多少页。现在这些都没有意义了吧。你用word一搜索，就能很快找到了。你把过去的那些精力，用在别的地方不是更重要吗？你比方说现在互联网有哪些很创新的东西需要去背去记的？再比方说，一部电影两个小时，后来一集电视剧长的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对不对？那么网路视频就是几分钟。过去的很多东西也是模式，但随着时代变得毫不相关。
记者：嗯，“不相关”体现在什么地方？
杨伯溆：就是它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了。打个比方说，我们这个社会对诸葛亮是基本没有负面印象的。你概括一下诸葛亮，无非就是为刘备争天下耍心眼。如果你提升一下那就是智慧。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在这之前没有出现这种人呢？是当时的政治生活成熟了，还是“智慧出，有大伪”呢？如果我们当时的社会有较高的诚信和公正度，那么产生诸葛亮的那个环境也就不存在了，那个也就不相关了。再比如，我们这个社会到了现在还是在推崇甚至呼唤包公，特别是一个普通人遇到大的不公正的遭遇的时候。可是想想，什么样的社会里才会出现包青天式的人物呢？如果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权力并且愿意承担起一个公民的责任，包公是不是也就退休了。更具体点的例子，现在的北京几乎所有的宽点的公路中间都有没法跨越的栏杆。如果我们都遵守交通法则，这些栏杆也就不需要了，也就是不相关了。所以说每个民族构建的文化和内在的价值观是相互联系的。新媒体提供了使这些东西变得不相关的技术条件，并且产生着影响。比方说前段时间一个政协委员提出的恢复繁体字，这个是完全脱离了互联网时代了。我们现在的担心都是和传统价值相关。现在的问题都不是写不写繁体字了，现在都是你还写不写字了。都是打字。我很怀疑，现在2000后的人，以后工作了能用手写出多少字来？现在发生着很大的变革。另外一个问题是会不会用手写五千中国字很重要吗？尽管是简写的，书法也是这样的，你是记者，我是老师，以前字写得不好那是个事儿。但是现在还是个事情吗？充其量将自己名字写漂亮点就行了。 记者：对，现在就是说，随着社会发展，判断标准都在发生着变化。
杨伯溆：对，打个比方说，现在打仗，你还挎着一把剑，那是很可笑的事情。那个都不相关了。可是我们的民族不愿意往前想，比如对武侠的情结等。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不理解过去的人，也不能不理解现在的人，但理解未来就更重要了。停留在过去，没有未来，会变成不相关的人或社会。
记者：对，移动传播这一块，现在手机和互联网结合，以后移动互联网发展是不是一个方向呢？随时随地获取信息，这个是不是对我们以后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杨伯溆： 这就是最终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我们以后会在移动传播中生活。 这涉及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空间。就是以后随处都是我个人的空间。现在手机在这方面表现的最充分，以后就像你说的你可以不叫移动互联网，也可以叫移动媒体。这个空间就是我个人的空间，就算是配偶也进不来。不管在私人空间还是公共空间，都可以营造个人空间，其他人不经过你的允许进不来，老板、妻子丈夫、父母等都可以被排除在外。你比方说，几年前媒体一直在炒“自媒体”，就是所谓“我的时代”，这个背后是有内容的。这个不是说跟在洋人后面嚷嚷个新名词就算了，兴奋一段就完了。构建个人空间这个现象社会上到处发生，开会、上学、在家都可以发短信或移动上网，营造自己的空间。为什么说这个个人时代能够到来，是因为现在个人构建的这个空间。这势必会促使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朝某些特定方向发展。 记者：就是从以前的集体空间剥离出来了。,
杨伯溆：是，对个人挑战来讲，必须知道“我是谁”。比方说给你个平台，你要做什么？ 记者：是，我们被管制惯了。
杨伯溆：是被管制惯了，另一方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尝试开始在平台上活动的时候显得有些笨拙、鲁莽。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在练习。这个事情，在很多情况下不能苛求。我们在练习和陌生人打交道，在公共场合发言。我觉得有些人对于网民太苛求了。他们是在练习平等的交流，苛求是不厚道的。不然的话，起码就个人层面而言，就会依然处于“解放了，但没有自由”这种尴尬局面。个人没有自由，社会也就没有，创
28
新就是一句空话。
记者：嗯，应该给他们更大空间，更多的自由和宽容。
杨伯溆：对，网民似乎有时候也很沮丧的，比如支持某个东西最后发现是个骗局。他们也在自我反思。这就促使他们理性。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反思能力，什么平台都没有用。我们必须预设他们有反思能力，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国家和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如果民众没有反思能力，最好的制度就是皇帝制度，那就是很郁闷的事情了。
记者：这和当时伏尔泰那一句“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类似。
杨伯溆：是，我们带有很沉重的历史负担。比方说有的网民有时候自己想说话，又不想让别人说话。 记者：对，那么政府机构和组织怎么适应这种个人化时代的到来？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杨伯溆：我觉得必须宽容，只要不涉及那些对民族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或触及法律的那种，都要允许。我们这个社会太不宽容了。想想每个孩子小的时候，就受到了父母的管教，你说让小孩子吃好喝好没有自由多可怜？这都不是政府的问题了，这是家庭的问题了。你哪怕是不认可网民活动，最起码应尊敬他们。以父母的姿态把网民的网上自由剥夺了，这个民族还有什么指望呢？我们必须盯住创新，必须意识到创新。现在掌握资源的人，不管是什么人，艺术家作家等，如果他们做不了创新，就只能寄托在网民身上了。如果我们扼杀了他们，我们没有未来没有希望。
记者：政府现在正在动，但是不知道往什么方向。但是政府越来越重视了。现在比如人民网强国论坛，全国省长发帖，和网民互动。有一个专门的频道各个省的人去发表意见，有人定期回复。 杨伯溆：互联网这个媒体吧，当然任何一个媒体其实都是这样，必然会损害一些人必然会使得一些人获益。对这个必须诚恳。因为互联网特有的技术属性，我们应认识到互联网剥夺了在现实社会中掌握资源的人享有的某些特权，迫使他们和网民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这个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你是个官员、作家、教授、研究员、艺术家等，如果说你不喜欢互联网我非常理解。因为如果你参与互联网你必须平等对话，你必须跟他人一样。如果不参与就被边缘化了，不喜欢是必然的。
如果社会往前走，必须约束自己，特别是掌握资源的人更应该约束自己。有资源的人的伟大不是看你有多少钱，是什么专家，掌握多大权。而是你为社会发展贡献了什么。过去皇帝权力大，可是还有谁记着他们？西方的资产阶级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起码展示了两个维度：一个就是马克思观察到的对利润追逐的无耻贪婪；另外一个就是文化精英倡导的启蒙运动。这是当时两个重要现象。在启蒙运动中，以资产阶级自身的文明化为切入点，指出了传统的贵族没有垄断高贵伟大的权力，你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整体，他们后来逐渐改善自己，逐步开始约束自己。当然现在暴露出来约束的不够，但是在尝试。我们是什么？在实践层面上往往不是你高贵我比你更高贵，而是你黑我比你更黑，居然还出现了厚黑学这样的“智慧”。完全是往下比，完全是我要占有。这个东西是我的，你多我就少。我觉得我们所有掌握资源的人，包括政府，现在面临对国家做出贡献的非常伟大时刻：那就是约束自己。如果没有约束，那就是重复过去的事情。这也是互联网政策应该考虑的方向。要认真考虑如何才能借助新媒体把我们这个社会整体提升一个层次的问题，而不是其它。 记者：好的，杨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2009年7月6日下午两点，应某报记者之约，新媒体研究室的师生——杨伯溆教授、以及在校的五位研究生同学（乐媛、刘凯、范小青、叶韡明、唐芳），在廖凯原楼一层的咖啡厅进行一次热烈的座谈。座谈的内容主要关于“互联网改变了什么”，本文即是座谈录音的整理稿。
记者：我们想做一个关于“网络改变了什么”的报道，想问问各位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可以从各个侧面谈网络改变了什么，比如说对生产、流通，对政府、社会舆论、交往等等。一个是说说现状，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将来可能发生的影响。 杨伯溆：大家都聊一聊。
哪些人在论坛上活动？
记者：互联网上有哪些人，这个是挺有意思的题目，你能谈谈吗？
唐芳：当时我在做这个课题的时候，就是在想是什么人在参与这个网络上的一些讨论？就比如说我们老是在说中国的网民在改变整个社会的进程，或者说是影响一些事件的舆论。一个很大的事情出来的时候，网民总是在发挥一些作用。但再仔细一想并不是这三亿的网民都在发挥这个作用，或者是有能力或者是有意识在发挥，总是有一部分人在主导公共事件的进程。所以我在想究竟是什么人在左右这种公共事件在网络上的议程的走向，或者现实和网络的互动。所以我当时设计了一个网络调查法，通过抽样的网络调查法，找到这样的一个群体，之后针对这个群体做了些研究，最后发现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个群体的）基本人口元素我都是掌握比较清楚的，比如他们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啊，他们的职业构成、文化教育水平，还有他们是来自哪些地区、哪些城市，这些我都是比较清楚的。
具体的比较有趣的（发现），就是现在网络上在时政论坛讨论的这些人，我可以提供比较有意思的发现，
29
比如说大多数都是男性，超过95%的都是男性，这是我的研究结果，以男性为主导的；他们的年龄结构在30岁以上，没有上限，可能有些是70多岁、60多岁的；有些20多岁的人不会在上面很积极地参与这些，中年人以上的是最主要的话语领导者和发起者。在城市方面，我很惊喜地发现大中城市是最主要的来源，而里面地级市所占的比重特别特别大，地级市的人有更多的诉求、表达欲望，他们会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在农村，或者说一些网络没有够到的地方，他们在网络上是基本失去话语权的。文化教育方面，他们的受教育水平都比较高，大学以上的，包括大专，占85%以上；研究生、博士也特别多；所以网络上的舆论还是依靠高知识的人所主导和控制的。最后他们的职业分布也有比较有趣的现象，比如说教育行业出来的，跟公务员系统出来的，特别特别多，大概超过了40%。 记者：教育行业出来的指的是什么？高校毕业吗？
唐芳：高校里面的，无论是老师，还是高校里的一些从业人员。教育这一块的人员特别特别多。所以我自己当时设想一下这些人参与讨论的优势，像公务员比较闲，他们要捍卫自身的利益，他们有自身的利益需求，在网络上谈论的时候他们都有明确的利益倾向，比如说对党特别支持，提意见的时候比较温和；比较多的教师在网上讨论，我自己猜测的原因是，首先他们有足够的知识和积累去表达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时间也比较充沛，这一部分人有比较多的优势。像公司职员参加公共事件的，又会分得比较有趣，一般的公司职员不会去参加这类事情，因为他们很忙，他们要做实际的事情；参加的主要是公司里的管理阶层和技术阶层，我猜管理阶层因为他们有比较多的时间，也比较不用被琐碎的事情烦扰；而技术阶层是因为他们有较强的技术优势，他们比较清楚网络上是怎么运作或操作的，所以他们会利用技术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当时在人口方面有这几个比较重要的发现。 记者：那你调查的主要是论坛还是什么方面？
唐芳：论坛，时政论坛。因为当时觉得网络也是一个挺大的地方，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比如说有时政的博客、时政论坛、时政网站之类的，当时我想找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讨论平台，所以当时找了时政论坛。对于时政论坛，经过观察也考虑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所以当时截取了强国论坛和猫眼看人，这两个因为人气、知名度和代表性都比较好，所以选取了这两个。所以基本上研究发现都是根据这两个（论坛）得出，他们比较好地表现中国BBS论坛的情况。
记者：你觉得强国和猫眼在使用人群上啊，内容的设置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唐芳：会有一些不一样。首先他们两个论坛在政治倾向上有明显的差异，我做了一个差异的相关研究，发现他们两个在政治倾向上是具有显著差异的，比如说强国的人比较偏左，猫眼的比较偏右。具体的我当时想探讨，是不是猫眼上的人更加有钱、地位更高，因为（一般认为）如果偏右的话，他们的经济情况可能会比较好。但后来我的研究结果也不支持这个假设。所以觉得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但可以确定的是，强国上的人很多是公务员系统的，跟一些稳定职业的人比较多，然后猫眼上自由职业者比较多，还有在市场经济里头混战的比较多吧。两个的差异确实特别特别多，我当时主要侧重考虑网民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异。关于他们两个在话语结构的差别，乐媛师姐做一些关于这两个论坛的话题、议题的研究。 记者：杨老师对这个人群有什么看法？就是她的结论。
杨伯溆：她说的都是相对比较准确的，因为她是有数据的。这种结论我觉得特别重要，你比方说，并不是像我们传统想象的，家庭收入比较高的偏右，和强国比，是不是这样？ 唐芳：对。 杨伯溆：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这是唐芳研究发现比较重要的一点，关于谁是在网上言语比较激烈的人。 唐芳：对。因为长期的观察，我自己把它总结为就是一种网络的“群体极化”的现象，在网络上有一些激进主义的表现。之前列宁说过“左派的幼稚病”，我觉得现在在中国有存在不少的“激进主义的幼稚病”，这个激进派不单左派有幼稚的表现，右派也有比较多幼稚的表现。像一般我在做这个研究之前，我个人觉得，在网上如果表现出来强烈的右派倾向的，比如他们很在乎自己个人的财产、权利、自由啊，他们很强烈地支持美国、西方民主的那一套，我觉得他们应该特别有钱，或者说不享受这个体制的约束。后来我的数据发现，这一部分人有那么强烈的西化的倾向，或者说他们反对中国现有体制的，那些人的处境都比较悲惨，往往达不到网民的平均水平。所以说这是网络比较有趣的地方，它让一些人可以不顾及很多东西，只是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会往极端的方向走。对自身的抱怨、或者说对处境不公平的想法，他们都会在网络上找一些极端、激进的出口。这个结果还蛮让我吃惊的。
他们在网络上讨论什么事情的话，本来可以很心平气和的就事论事，但我们现在会发现很多事情到了网络就变了味了，就有点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而且谁都不服谁，谁都不服输，发展成最后是彼此没有意义的攻讦，我就要骂你，我看你就是不顺眼，已经不是很理性的讨论。最后我的结论也在思考在中国网络是否会营造一个民主的阵地或者公共舆论，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羁绊，阻止它能顺利地产生一个公共舆论的。在网络上一些比较极端的、激进的现象还是比较容易滋生，当然这个也是比较局部的现象，不能认为这是主流，但这个现象确实存在，并且这个存在产生一个痼疾，就像一个瘤子一样，会产生不太好的影响。
先富起来的人需要更多的自我约束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