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杨老师觉得这种激进的、极端的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束缚太多吗？ 杨伯溆：这个应该跟我们的社会传统有关系。当你们想网上的激烈，那我们的现实呢？
现实也很激烈啊！如果你乘飞机你可能感觉不到，因为机场、飞机提供的环境较好，乘坐飞机的人相对有着较好的社会地位。可是你坐坐火车看看，你到火车站看看，坐公共汽车看看。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和生人打交道的能力很弱。你比方说我们在公共空间的行为，比如在广场、汽车站、酒馆、茶楼。想一想，我们在餐馆里吃饭，多少人在大声地说话，有的时候发生激烈的冲突，这都是经常看见的。但是在现实当中最令人失望的是，目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活有了较大提升的那批人，他们在公共空间内的行为也非常难以让人恭维。打个比方说，他们富裕了，买了车，但开车的时候，常常谁都不让谁，对不对？经常在街上，你看见两个人把车停下来，为了不大点的事在街上破口大骂。
我们看到的还有什么呢？任何一个宽点的马路中间都有，格栏——这是耻辱，这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我们在不遵守交通规则，不得不采取这种形式。有车的人相对而言在我们这个社会处于中产阶级，我不知道用中产阶级这个词好不好，应该说他们应该感谢改革开放，可是呢，他们并没有对自己在公共场合的行为提出较高的要求。这就是我为什么对国内几乎所有的教科书简化马斯洛理论有看法的原因。什么几个层次，有饭吃了就会怎么样。没有那个决定性的，那只是一个条件。事实上是什么？我们的汽车文化，充分证明了我们先富起来的，条件改善的人，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很好的约束自己，提升自己。反而是利用这些得到的、占有的资源，在街上表现了自己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一面。从这个层面我看不出丝毫的进步。这只是个街上的例子。如果我们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然后说网上的人怎么怎么样，那个东西有点矫情了，对不对？
事实上就是说，网上的东西是什么呢？它就像这个栏杆一样，网上在很大程度上还使你避免了那种不文明的做法，因为我可以撤出来，不和你对话了，对不对？我也可以不跟你争这个了，如果我觉得你野蛮或者不诚恳。网上为什么还在争呢？这些技术条件并没有影响这些东西呢？那跟咱们这个传统的文化有关系了，我们是带着包袱上去的。不是说到了网上头去把什么事弄清楚，而是要展示出我赢你就要输这样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再加上历史恩怨，就很容易出现激烈的语言冲突。比方说，如果你是个在改革开放前受了迫害的网友，在网上碰到有其他网友给你讲那个时期还是有些好的东西，造成激烈语言冲突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事实上，网上早已根据年龄及不同的历史经历化分出界限分明的BBS论坛。这个界限，就像是公路中间的“格栏”，区别了左行和右行的人。
根据唐芳的这些发现，我们还是有些令人鼓舞的地方。相对地来说，在改革当中富裕起来的这些人，在网上不管他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都比较温和。而比较激烈的，并不是说人穷就成为左派，也不是说人富就成为极右的。从这方面，还是很有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在整个经济转型中得到了很大经济好处的这些人，不管你是通过劳动所得也好，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也好，要极大地约束自己。如果你不约束自己——我指的是骂人，不是说阻止他表达什么看法，那么你就跟大街上的表现没有任何区别，网络就失去意义了。
最近我们刚小小地讨论了一轮，现在不是都嚷嚷着公民社会吗？公民社会建构的前提是参与。比方说唐芳发现在参与论坛的网民中，地级市所占的比重特别特别大，地级市的人有更多的诉求、表达欲望，他们会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意见。这非常令人鼓舞。但参与的效果取决于社会资本。我们可能在经济发展当中我们的经济资本可能增加了一些，对很多人来说，我们的社会资本非常贫乏。这个贫乏表现在我们不能够跟其他的人交流，得到其他人的信任。同时，怎么样得到这个社会资本呢？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civility，civility译成什么呢？这又不仅仅是文明性的问题，公民德性？Civility有着防止暴力的重要意义。如果说我们不能利用互联网把这个链条建起来的话，那我们和过去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唐芳这个研究的意义起码告诉我们，要从哪里下手改善这些东西。 记者：您觉得要从哪里下手？
杨伯溆：这个就是上次我也说了，就是要约束自己，掌握资源越多的人越应该约束自己。
如果开一个好车的人，意识到的责任比开一个夏利的人还大的话，也许街上的状况就好一点。如果开车的人在路上约束自己约束得比较厉害的话，行人就比较好约束了。如果不这么约束自己的话，打个比方说，我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并且我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在网上因为匿名，所以我随便骂人，这就不叫约束自己。你的责任是告诉别人，我自己有什么看法，我这个是基于自己的工作经验得到的，不管你是基于那个派别都没关系。可是到了网上，你受过那么多教育，在现实中掌握那么多资本，还和普通人一样破口大骂的话，那个就没有什么指望。
论坛发言：温和还是激进？
记者：有没有这样一个数据，比如说在网上呈温和发言和激进发言的各占多大的量？或者说理性发言和宣泄的比重？
唐芳：我和乐媛师姐分别有一套数据，她那边是针对言论的，我是针对网民的，以网民为研究核心。 记者：哪一种的量会更大一点？
31
唐芳：温和型的更多。我的研究发现网络上的言论还是以温和型为主的。刚才讨论中我和你说人群特征的时候，发现其中大多数属于社会的中间阶层，社会中间阶层构成了大概85%的网络讨论群体，这个群体的主要言论走向是温和的走向。所以其实这个对我们的当局是比较好的消息，其实平时对言论的恐惧，对网络上自由的恐惧是没有太大必要的，因为现在网络上自然的生态是比较温和型的。激进的还算少数派，10%以内的是很激进的。而且在以温和型为主要的环境下面，激进走向还是不会有太大的作为。
记者：现在整个（社会）大家都很重视网络上的意见表达也好，或者说网络的声音。那您觉得这样一个人群他们表达出来的声音能够代表现在大部分人的利益诉求或声音表达吗？其实现在包括政府决策也好，或者上面的决策层其实都会很考虑到网络的倾向，至少他们会去关注这些东西。
唐芳：就我知道云南的“躲猫猫”事件，他们当时去做现场勘查的时候是邀请了网民一起的，网民的意见是越来越被当局或领导者采纳的。
记者：嗯，我的意思就是说，网民的意见在逐步被采纳的过程中，那么这些人表达出来的意见是能代表大部分人群的利益诉求，或者说只是部分人的（意见）？
唐芳：因为有很多人是不愿意发出声音的，那他不发出声音就把属于自己的这份权利给不要了，他们在网络上、政治言论上是沉默的，这部分沉默的人暂不考虑。发出声音的那部分人在社会看来就是网民，他们发出的是网民的意见，这部分人是影响整个网络舆论的走向的。发出声音的这部分人是在产生影响力的群体。但是他们的代表性有多强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没有发出声音的人是什么意见我们也不知道。
记者：他们好像还是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然后本身就具有一定发言权或者话语权的人。好像农民工也好，农民也好，那些在生活中没有话语权的人，在网上好像还是没有话语权。 大家：这是数字鸿沟。
杨伯溆：你们对这些有什么看法？
乐媛：就是我做的研究，可能就是在温和激进的比例上跟唐芳做的有一些差异。差异的原因我们私下有讨论，可能是唐芳她关注的是网民本身，那我呢，关注的是言论本身。我的数据是根据一个一个的言论（帖子）来统计的。因为我做的是两个论坛（猫眼看人和强国论坛），得出的结果就是，比如说像强国这样的左派论坛，它其实温和派是占据很大的比例，非常高，就是基本上这跟唐芳做的对于网民的背景调查其实有关系，他们大部分都是体制内的公务员，他们基本上还是肯定和接受政府现行的制度和政策。但像一些比较偏右的，比如猫眼这样的论坛，就言论的统计来说，其实激进的比例是非常高的，这种高大概达到将近50%这样。但它也相对比较多元，像比如说也有激进的左派或温和的左派，它相对来说在结构上比较多元。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会在直观上给我们上网的人感觉就是现在言论上特别激烈，尤其是对政府的这种政策的挑战，有还包括合法性的挑战，就是威胁都会比较大。这是我们直观上的感觉，单单从言论上来说。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实际上像网络上体现的这种不管是左啊、右啊，还是其他意识形态的这种分野来说，实际上我觉得跟我们现在改革以后，就是改革过程当中体现的这种利益的分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可能普通的网民，就是说每个人都会带着各自利益的诉求，然后来发表言论。然后这时候他（她）可能就会倾向去选择更支持自己利益的这种意识形态也好，或者说观点也好，他就愿意去表达，甚至愿意去将有利于自己的言论推向极致。所以这就可能形成我们目前可能观察的到的某一些极化的现象。 记者：这里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吗？
乐媛：我现在可能会比较想关注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网络中会出现那种只要逢政府我就必反，逢制度我就必反，它为什么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可能跟我们受到的历史上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再结合上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利益关系啊，我所在的这个群体（的利益），它的一些，比如说阶级利益也好、阶层利益也好、我属于老师群体也好、学生群体也好，就是说这跟利益是有关系的。当这种复杂的关系搅和在一起了以后，它可能体现出来的言论就会出现一种好像会有一些派别的划分啊、或者有一些比如说群体的辩论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可能，我现在还没有数据支持，但我觉得其实有可能就是一方面从宏观上来说大家可能会诉诸于一些规范的制度安排，比如我认为这样是更好的，我认为那样是更好的。比如说，左派就会认为像毛泽东时期的公有制是更好的，大家都吃大锅饭，至少大家人人平等。像另外一群人就会认为还是像美国人民那样更好，对吧，大家都自由，都很平等，都能得到自己权利的维护。但是网民可能仅仅考虑到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会更好，但是并没有考虑到怎么样才能让更好的制度运转起来。就是说大家有可能关注到了这个制度本身，但是不关注这个制度得以运行的（因素），包括像老师说的社会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是怎样相处的，联结起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更深一点的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文化是什么？这种文化是否支持这样一种制度？因为我们说一种制度它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来，它之所以能够维系，或者说它有可能会变革，它实际上是需要很深层次的，就是每个人在文化认知上我认为是想当然的，我认为它就是应该的。比如说像自由民主制度的存在，它可能就是因为每个公民都会觉得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应该得到维护的，不能说因为我的利益就去侵占、破坏你的权利，这是大家的一个共识，而且是一个想当然的共识。所以说每个制度的背后它是有一个文化的支持的。
32
但是我们目前的国家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甚至说更深层次的民族文化也好、或者说传统文化上能否支持这样一种制度的转变，实际上是需要去慢慢发现，或者说也不能够一时去证实的一种情况。但在这种情况下，网民可能在讨论过程中可能会急于得出一种结论，尤其是在公共事件的讨论过程中，他（她）可能一看到这种事件发生，他（她）第一反应可能就会与自己的利益挂钩，我先满足自己的利益表达，然后再诉诸于一个很空的，或者说是比较意识形态的一种理念，于是就开始跟风，然后就跟着一起骂、一起讨论，最后可能就会陷入政治极化的一种状态。但这只是我们目前的一种假设，还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去支持它，或者去测试它。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记者：我觉得就是说这还是一个简单化的思维，或者浅层次的讨论。这是不是跟我们以前说的缺乏这种共同讨论的培养有关？
杨伯溆：这个就是说到现在为止，你想一想，从儒家的学者里，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文化传统，是政治儒家的传统，根本没有多少资源来应对西方工业化以来，启蒙运动以来所带来的挑战。我们没有相对应的资源，这种资源是什么呢？就是基于共同利益的集体行为理念。比方说，我们很多人都说我们这个国家集体行为强，集体行为不是这样的。我们说的集体行为指的是与你具有共同利益的人，采取的共同行动。你比方说，我受到了天大的委屈，被一家公司的产品给坑苦了，如果我们中国人进行抗争，想到的就仅仅限于如何让该公司对我进行最大额度的补偿，它补偿的是我，如果这个产品涉及到我的家人, 呢，当然就补偿我的家人。除此之外，我们想不到其他的。如果我们在网上支持他的维权行为呢，也只能是加大了他个人从这个公司里获得补偿的筹码，仅此而已。把他的利益和其他类似消费者的利益联系起来非常困难。那么，这是个人主义。
那么此类集体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所有消费了该产品的人都要从公司得到最大的补偿。我要让以后有类似我的人，再也不要受到该产品的损害。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公民社会感。公民社会有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争的是集体的利益，不是哪一个人的利益，可是要达到这一点怎么办呢？你首先必须要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呢，在咱们国家也只能是家庭那点成员，你的朋友，所谓的朋党。按照这个路数走，你唯一可走的路，就是你遇到什么事以后，你只能是行贿、贿赂别人，或者是送礼，对不对？这个在我们的社会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你做个手术要送红包，主刀大夫不要你会很不安。完全不在乎这样做会对其他的病人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这是我们没有社会资本的表现。
真正的社会资本是什么呢？如果我们非常非常的信任，我们能够得到别人广泛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沟通、交易、维权的成本就非常之低了。这也就是网络的意义就在这儿了。它使我们开始练习交往这些东西。那么你怎么才会有社会资本呢？很简单的一点，就是你必须要学会怎么跟人打交道，这就需要所谓的civility（文明性）的建设。与人和气这只是其中的一点，更重要的还有诚恳等等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包括耻辱感这些都应该算上。接下来我们会细致地研究这些东西，这些概念串起来呢，就会慢慢地使我们的社会得到提升。
你说网上，从孙志刚开始到现在，多少案件啊，网民们非常珍视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你说网民在这当中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当时的决策是怎么决策的，处理这些事情？没有人知道。对不对？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珍惜自己的努力。但是，这些东西如果停留在这些层面上，无论对国家对网络，它有意义，但非常之小。那么真正的网络意义在哪儿？它要提高全民，整个提高一个层次，就是civility，就是social capital，就是公民德性或者文明德性，还有社会资本，必须全面地提高。以后我们慢慢意识到有些东西是我们所有人的利益，所有的人都要去争取。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在网络整个的过程中学会协商，而不是极化，那种东西是十分令人可怕的。协商是建筑在什么程度上呢？协商是建筑在每个人、每个集团都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这样每个人才能进行有效的、理性的协商。
那为什么提升所有公民的层次重要呢？这对于我们的国家的管理层十分重要。打个比方说，如果老百姓都是群氓，都是一群羊，你管理那个有什么意义啊？坦率地说，你管理一群奴才有什么意义啊？那些东西是没有伟大可言的。你说伟大的领导者建立在什么层次上啊？建立在他领导的这些人当中都是了不起的人，他带着这群人往前走。如果你领导的是一群愚昧落后的民众，并且没有办法使他们得到提升，当这种领导有什么意义。你不会名留青史的，对不对？这个太简单了。
我们普遍的民众的意识形态，包括奴才心态，包括对各种古装戏的痴迷，都说明我们民众的意识还在一定程度上处在农耕社会当中。为了摆脱这些，我们曾经从新启动社会。这个启动包括把地主说成是最为富不仁的、最恶劣的这个阶层，而把贫农描绘成具有无限美德的一个阶层。但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启动这个社会的结果显然是很不理想。那么到了现在呢？马上出现了另外一种状况。改革开放以后，地主不再是黄世仁，地主是勤劳的，贫农是懒惰的，对不对？但诸如此类的矫枉过正往往得到的是相反的结果。靠这种人为的提高一个阶层，人为的贬低一个阶层，没有意义。你还不如承认，我们确实是有问题的，我们这些问题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我们必须直面这个，我们必须讨论这个。一句话，我们必须超越“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零和博弈意识形态。社会网络论坛的意义就在这里。
网络论坛里的一些帖子在认真揭露一些我们社会中真正存在的一些必须直面的问题。你说地主都是勤奋、勤劳、公平致富的，那么“为富不仁”这话从哪儿来的？对不对？那么你说贫农都是各种美德集于一身，
33
那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说这句名言是哪儿来的？网民很明白的，我们需要那些有文化的人把这些客观地指出来，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希望基于网络的开放性，能够全面地把这些问题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网络现在夸地主的人多得很呐，网络现在要求无产阶级重新站起来的人也多得很。但启动这个没有意义的，这是一对儿。不管是地主，还是贫农，如果占据社会的主流之后，社会运行方向难以预测。贫农要革命，地主要还乡。地主是什么啊？无非就是占了很多地，地是有限的，你占了那么多，有些人就无地可耕了，对不对？现在都到了什么时代了，如果我们还沉浸在小农经济的文化中，要把现代化搞成功是很困难的。即便是过去的皇帝，因为土地兼并和农民革命相关，他们对对大地主也是非常防范的。现在这个时代，倡导的是民主，民主更需要中间那一层，就是所谓中产阶级，一个稳定的社会需要中产阶级。而不是到网上去夸地主勤劳，或者夸无产阶级具有无穷的美德。这是我们必须要直面的问题。
我们错了，并且错的非常离谱。我们每次改变一个东西，总是要把过去彻底否定掉，为的是证明我们自己正确。在做这个过程中，我们人为地构建了地主，我们人为地构建了贫农，而网络在一定的程度上在解构这些东西。
互联网和社会资本
记者：您刚才讲到网络可以增加人们的社会资本，包括提高协商能力，为什么它有这种功能？
杨伯溆：这个是网络的特征所决定的。网络它是没有门槛，并且你在网上交流必须平等，这是技术条件决定的，必须分享。你不可能我说什么，别人就会是什么。所有的这些逼着你协商。 记者：它的传播方式决定了。
杨伯溆：嗯，它从技术上（决定了）。当然你说要求五十岁的人到网上协商去，要求四十岁左右的人到网上协商去，要求三十岁左右的人，这个比较困难，但是呢，他们也在为网络做着贡献。他们就把自己那一个阶层、年龄层的意愿表达清楚了，不管他们有没有偏见，都没关系，只要表达清楚了，充分表达了，这就是贡献。因为什么呢？他们的故事会被现在二十多岁的人阅读，会被以后出生的人阅读，再也不是单方面的信息了，对不对？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的社会资本也会增加的，就是年轻人的。
我根本不寄希望于包括现在甚至70年代出生的人，70后，因为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的东西太多了，对不对？因为他们所经历的、看到的东西太多了，你怎么能够改变他们呢？那是很痛苦的，你明明过去表态了这件事情是对的，然后呢，你再看了一些东西，发现你错了，你就去改变自己？这对于年龄大的人是很困难的。并且人们会有选择性地看问题。可是年轻人相对而言不会有选择性地看问题。打个比方说，像你们再有了孩子，你们孩子这一代的人，他们翻翻网上的东西，你骗不了他们的，对不对？不管是你用的词多么夸张，多么美丽。这个的意义在这儿。
互联网的意义，而不是说仅仅是改变某一项政策。要全面的提升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思辨能力，是非能力，等等等等。我们这个社会令人非常不安的是，就是我上来，你就要下去，对原先进行全面的否定。这个就是所谓的“零和博弈”：为了利益就什么话都可以说，没有底线。 乐媛：他们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像以前的一些西方学者就会把文化的类型呢分为：西方是基于个人主义的，中国是基于集体主义的。但是其实中国肯定不是西方的个人主义，但肯定也不是西方所说的集体主义。实际上在中国深深的文化里，中国人最看重的是自己的私利的部分。私利所能惠及的也只有是有血缘关系的人，或者是熟悉的人。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认为社会结构如果不突破的话，它永远都只是一个私利的表达。 杨伯溆：确实是这样。有一点我们必须得弄明白，就是我们心中所追求的指向到底在哪里？你看看我们那些《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等等，那么流行，使得我们有理由问问我们中国人整体的文化是不是还停留在小农经济的社会里？我, 们所说的政治儒教，他们维护的就是这个。如果我们认可并想生活在小农经济社会，政治儒教给我们设计的政治制度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但致命的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如果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小农经济社会，我们可能就真的没有前途了。因为人家给我们带来一套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没有那一套，西方也就停留在中世纪。我们确实是挺好的，那套制度确实非常精致，包括所谓的科举制，等等等等。但是这套制度和自西方500年前以来发展起来的制度截然不同。我们和他们走的是完全相反的两条路，事实上我们是渐行渐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对小农社会价值观念的留恋给造成的。 网上非常令人不安的是“决定论”的甚嚣尘上。左的在争论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右的在争论只有美国的制度可以救中国。他们完全忽略了文化的作用，也就是忽略了civility和社会资本和信仰等的作用。 杨伯溆和五学子论互联网 互联网与精英
记者：我想问一下，就两个问题。现在这种网民的主流构成，包括他们的意见表达方式，会对政府的执政有哪些影响？第二个问题是，现在互联网发展了这么多年，现在的网络生态发生了哪些变化？好的还是不好的？
唐芳：影响我觉得要分几个方面吧。首先他们会重视这一块，把这一块当作他们参政议政的时候，决策的意见来源，他们会参考这个，这也是加速整个社会民主进程，令人喜悦的一个事实。然后另外一方面，这（网络）又会成为他们（政府）隐患的来源。所以它又会花一些精力来打压这一块会产生的不好的东西。比如会增设一些网络的安全部，网络的监控部门，这些都是新的部门，这些部门都是建立出来监控网络的。我的意思是，积极的和消极的都有吧。
34
记者：之前说了利益诉求表达，就是说对政府的影响可能是这一块。那么对传统的行业，包括生产、流通、传媒这些传统行业来讲，网络对它有什么样的改变？
杨伯溆：还是那句老话，每个媒体出来以后，都会损害一些人。新媒体损害的是在社会上明显的占有各种资源的人。它的所谓损害，并不是说要把它怎么样，就是尽可能让它平等的对待别人。不是说要剥夺它，而是使他享受的那些特权失去作用。这个是毫无办法的。过去的大众媒体明显的是增强社会上有资源的人，使他们更加有资源。而网络不是这样。我相信，他们做领导的，包括我们做老师的，对这个的意识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这是社会的重大的转型。这是社会转型在政治上重大的表现之一。
我想，领导应该问自己的是，如果我不接受网络，我会如何？这不仅仅是领导的，所有的在各个领域的精英，你包括文艺界的、文化界的、教育界的、经济界的、企业界的，他们所有人都会受到这个挑战。这是毫无办法的。可是呢，想一想，他们已经享受大众传媒多少年？有一百年了，也应该歇歇了。 记者：传统大众媒体带来的是精英的塑造。 杨伯溆：是啊。
乐媛：而且我现在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现在在互联网上，如果政府想通过某种方式进行舆论的监控也好，甚至是舆论的引导也好，可能这种引导可能看起来更加有效。但有时候，我真的很怀疑，舆论的引导在网络上，在将来，可行性是否真的很高？我觉得可能都不是，就是说其实，就像老师说的那样，互联网的技术特征可能就决定了它可能会损害社会上有资源的这部分人。那么这部分有资源的人，他们应该怎么去应对这种环境。这种环境，可能不仅仅是我应该如何对对付舆论的问题，而是我应该怎么样去改变自己的问题。
记者：嗯，其实看这一阵子比较流行的，比如包括那个29岁的清华大学生当副市长的事例。网络上立马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搜索，对他之前做过的所有事情翻个底朝天。这个叫监督也好，叫什么也好，网络的力量确实很大，每个人都必须学会怎么去使用。在传统媒体里面可能隐藏的一些东西，可能已经变得特别的透明。现在看到官员好像运用网络，好像变成一种时尚，各个地方大家竞相来做的一件政绩功也好。包括我现在知道的，比如山西啊，市委书记会定期回复人民网上强国论坛上一些当地的网友对当地政府的一些意见或建议，他们会定期来阅读、来回复。有专门这样一个工作议程。好像就是说，大家对于政府官员上网，认为变成了一门必修课什么的。
杨伯溆：我觉得这些是应该得到鼓励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特别明显的是，如果想要利用好互联网的话，就必须得诚恳。你可以在网上很偏激；你可以表达得夸张，但在你说的那些里头，必须含有一定实实在在的部分。并且呢，你越是有资源的人，你讲话夸张的空间越小。你要是真是个摆小摊的，你可以说得很夸张。就像唐芳发现的那样，这个是可以的。我觉得这是互联网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对一些人来说，你一句话都不能说错。你在现实中地位越高，越是这样。可是你想一想，所谓的民主，西方的民主，它所要达到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的啊。 记者：权力越大，约束越大。
杨伯溆：对。权力越大，对你的约束越大。这个是互联网的技术特征非常令人震撼的地方。这是我特别关注的，当互联网赋予我们这么大的权力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怎么跟得上。这实际上，是那些搞文化的人，发挥他们特别重要的作用的时候。如果他们能够带一个好头，放下身架，积极地参与到互联网活动中来，和网民们分享，效果应该很好。因为他们毕竟是做这个的，对不对？他们全职的做这些。也许会提炼出一些非常好的东西来。
从那个角度提升我们的社会很重要。比如说帝王戏，那么多人看，很多就是农村的观众比较多。但我们不能责怪，更不能够鄙视这些观众，应该受到鄙视的是那些文化精英。都不说别的，就说我们这个学科，谁写过一篇研究文章批评这个？如果我们的精英每天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然后却指责网络怎么怎么。那么你首先应该问一下，你为网络建设做了什么？所以从谁做起，至关重要。凭空的想象自己伟大这种事在互联网的时代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件事。实际上，我就像上次讲过的，在网络时代，不管是哪个阶层有资源的人，都充满了做出伟大贡献的机遇。 互联网造词
记者：就像现在，从去年以来，互联网“造词”的功能特别强，不管是“躲猫猫”、“俯卧撑”、“囧”，还有现在新的，上海的那个“倒楼”，互联网这个确实特别厉害。它这个其实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
唐芳：网上已有不少人研究过网络亚文化或者网络话语特征，他们都有过相关的研究。可能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那些。
乐媛：他们可能把这种造词看作是一种对主流话语的解构，一种抵抗方式。 记者：对，像那个“草泥马”呀什么的。
乐媛：草泥马，其实很多人在研究。他们认为，这是对网络反低俗化的反抗，而且是联合起来的一种集体的反抗。
唐芳：就像我们现在有时说“不明真相的群众”，这常常是地方政府在压制一些真相时网友的嘲讽和不屑。然后我们会说，其实这里头已暗含了我们的一些价值判断在里头。 记者：就是现在网络比较流行解构。很多词反映了一种表达。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