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但有愈来愈增加的趋势。其中相互间也有观点的差异，例如，有大汶口文化时期说，也有红山文化时期说，不过，最多的则是龙山时代说。
1974年，《大汶口》考古发掘报告问世后，唐兰先生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他在对大汶口文化中的几种陶器符号进行释读的同时，认为中国的文明和奴隶制国家可上推到6000年前的炎帝、少昊时代[45]。唐先生的论文曾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商榷[46]。现在看来，唐兰先生对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的分析、隶定和释读，在那些认为这些符号就是早期象形文字的学者中间，得到广泛的认同[47]，而他用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文和晚期的墓葬资料来论证包括大汶口文化早期在内的整个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是不妥的。仅以目前的墓葬资料而缺乏能够说明都邑性质的城邑资料，即使把文明社会的出现定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也是困难的。
在80年代中期，苏秉琦先生曾提出“满天星斗”说和“古国――方国――帝国”发展模式说，其后又将它们整理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按照苏先生的说法，“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出现了‘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产生”。“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历史过程在燕山南北地区比中原地区看得清楚得多，而且先行一步。就全国六大区系而言，??不迟于四五千年前大体都进入古国时代，即城邦、万国林立时代”。“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古代中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所以，方国时代是产生大国的时代。也为统一大帝国的出现做了准备。不过，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48]。
苏先生的“古国”“方国”的概念，似乎有点主观随意性。首先，由“古国”“方国”词汇的约定俗成来讲，通常人们所使用的“古国”一词，一般是既可以指夏王朝之前古老的邦国，也可以指夏商以来古老的国家。而“方国”一词，一般是指夏商周时期与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相对而言的各地方的国家，各地的方国
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有的服属，有的敌对，或时服时叛，十分错综复杂。仅以夏与商和商与周分别而言，商在尚未取代夏之前，商对于夏王朝来说是方国，但在灭夏以后，商就不能再称为方国了，而已成为取得正统地位的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周也是如此，灭商前的周是商王朝的方国，可称为“周方国”，灭商后，取代商的正统地位而成为中央王国。所以，苏先生的“古国”“方国”概念，若不放在他的说明下来使用，是很难理解的，很容易同一般意义上的“古国”“方国”的概念相混淆。其次，苏先生说“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说“方国”是大国。但又说“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也就是说，在时间上，所谓“方国”阶段似乎是指夏商周以来文明成熟的阶段，但又不限于这一阶段，因为它“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在级别上，它似乎以夏商周王国为代表，但又不限于此，因为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是“最典型的实例”。这样，我们就不知道所谓“成熟”“发达”“高级”的标志是什么？这也似乎有点概念的模糊和主观随意性。此外，以红山文化后期中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说红山文化后期已进入“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也是可以再探讨的。红山文化中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现象，主要属于大规模的宗教现象，这也是一种社会公共工程，而我们知道，在史前社会晚期出现不平等和等级的阶段，也即在笔者所说的“中心聚落期”或一部分人类学家所说的“酋邦”阶段，存在大规模的宗教遗迹和宗教现象正是其特色[49]，这也是作为由史前走向文明过程的机制之一，即我们应重视原始宗教和祭祀在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种宗教性的社会工程，在“中心聚落期”主要属于自愿性的，还不能证明强制性权力机构的存在。所以，说红山文化已进入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还需要新的考古发现。
1982年，田昌五先生发表了《中国奴隶制的特点和发展阶段问题》一文[50]，认为中国古代奴隶制的形成应“在夏代之前的约一千年，从文献记载来看，大约相当于黄帝到夏王朝的建立。从考古资料看，大约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并提出这一时期，“就历史发展阶段来说应取名为部落奴隶制王国时期。夏朝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李绍连先生在1992年出版的《华夏文明之源》中认为：“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中原地区有可能存在迄今古籍中找不到
记载名称的若干小型国家。??华夏文明的起源亦应追溯到这些由华夏族最早建立的若干小国，因为正是这些小国构成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国家――夏的基础。由此，中国国家的历史，中国文明的开端也应比夏王朝的年代要早得多，应由距今4200年上推到距今5000多年前，提早近1000年左右”[51]。李学勤先生在1982年发表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一文中[52]，提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时间应当由国外通常所说的商代向前推移，对中国古代文明应当重新进行实事求是的估价。到1993年，李学勤先生在《论古代文明》一文中更进一步认为：“《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并指出，若“结合古史传说来考察龙山时代各种文化，将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有进一步的阐发”[53]。笔者在1992年完成答辩、1994年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一书，根据龙山时代在出现城邑的同时，也存在阶层分化的现象，认为在阶层或阶级分化基础上的城邑，不但起着设防的作用，而且在它的背后，也显示了人力、物力、资源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与组织管理的复杂，因而主张中国古代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形成应在夏代之前的龙山时代，这也是文献中所说的夏代之前即已形成的邦国林立的局面[54]。严文明先生1996年发表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一文，在叙述了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的聚落内部和外部的分化、大型祭祀遗迹现象、墓葬所反映的贵族与平民阶层的存在，以及龙山时代城址的情况后说：“中国原始农业的发生和发展为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直到仰韶文化后期，即大约从公元3500年开始，才迈开了走向文明的脚步。进入龙山时代以后则加速了走向文明的步伐，有的地方甚至已经建立了最初的文明社会”[55]。1998年，在中日共同举办的“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严先生明确地说：“有国家才有都城，龙山时代既然有许多都城，就应该有许多国家，是小国林立的时代。??中国国家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应该追溯到公元前第3千年的龙山时代。起源地区也不限于中原，应该包括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而中国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则是逐步走向多元一体的过程”[56]。1996年，张学海先生《试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一文[57]，在把龙山文化的聚落划分为：都、邑、聚三级概念的同时，认为它们是已进入“古国”的文明时代。1997年，张忠培先生在《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一文中也认为龙山时期已进入文
明时代[58]。1998年，任式楠先生在《中国史前城址考察》一文中，通过对史前大型中心城址所具有的统治中心、经济实力、精神文化的繁荣等分析，最后认为“最迟在公元前第三千年纪中叶，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几支发达的考古学文化中，由若干小范围的先进地区为先导，以汇集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成就并具有地区权力中心地位的大中型城市为基地，由点到面，各自陆续建立起一批邦国型国家，进入初期文明社会。在众多城邑中尤其是邦国的都邑，成为集中体现初期文明社会的综合载体。这便是夏代王朝国家建立以前数百年之久‘万国林立’的邦国时代”[59]。2001年，王克林先生在论述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时，认为陶寺文化的早期为唐尧、虞舜时期，陶寺晚期已进入夏代，为夏文化。他说唐尧、虞舜时期的陶寺文化“是一个多氏族部落联盟的初期国家形态”[60]。钱耀鹏博士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一书也认为，龙山时代中国历史已经开始步入文明时代[61]。
上述以龙山时期为中国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的研究，一般是既论述文明起源时诸如文字、铜器等文化、技术、思维层面的现象，也论述阶层、阶级、国家等社会层面的现象。在文化、技术的层面上，以截至目前的发现而论，由于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或称为陶文），以及铜器等都尚处于初期的发展之中，所以很难用商周时期的标准来衡量。在社会层面上，大汶口中晚期、陶寺、良渚等墓葬材料，已能反映出聚落内部贵族与平民之类的阶层分化以及聚落与聚落之间分化的问题。在城址的问题上，尽管笔者反对一见城址即断定国家已存在，而主张应将城址与阶层、阶级分化的材料相结合进行分析，才能判断强制性的权力是否存在[62]。但是，由于象大型宫殿建筑基址这类能反映权力系统的材料，每每阙如，所以，研究者们或者主要依据聚落群内各聚落间规模上的差别来判定聚落等级及其决策等级；或者只能从城址的规模和分散在各城址中的零散信息来泛泛地推断：营建一个规模较大的城邑，并非是一村一寨之力所能独立完成，在工程技术和资源投入之外，还需要有完善的社会协调和支配机制作为保障，也即它显示了人力物力之集中和行政控制与组织管理之存在。大概也正因为材料方面的原因，才使得学者们对包含城址在内的龙山时代聚落考古学的研究难以进一步的深入。然而，令人可喜的是，最近报道山西襄汾陶寺和河南新密市古城寨的龙山文化城
址内，都发现有不止一处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63]，特别是陶寺遗址，不但发现有大规模的城址、城内成片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而且还有大量的能说明贫富分化、等级、阶层存在的墓葬材料，以及朱书陶文、小件铜器、龙盘、鼍鼓、特磬、玉钺等。陶寺的新发现，大大地改观了泛泛推论龙山城址的社会性质的状况。笔者相信，随着愈来愈多的发现和综合研究的深入，龙山时代有的地方已迈入文明社会必定会为更多的学者所接受。
社会历史的演化，既与时间相伴，也需空间作为其舞台。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空间即地方的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为是本土起源的还是外来的？其二为若是本土起源的，那么是单中心还是多中心起源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有悠久的历史，甚至可以上溯到十七、十八世纪[64]，因而这也成为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家必须面对，并力求解决的一个课题。在这方面，尹达[65]、梁思永、夏鼐[66]等先生在三四十年代，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考古学取得巨大的进展，各地文化谱系日益清晰，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外来说现已不复存在。现在问题的焦点是，在中国本土的范围内，中国文明究竟是起源于中原地区的一元、一个中心？还是起源于多元、多个中心？ 大凡认为中国古代国家和文明起源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或文献中的夏王朝的学者，多主张单中心论；而认为起源于二里头文化之前或夏代之前的学者，则大多主张多中心论。
诚如严文明先生所指出，在五、六十年代，中原中心论或中原起源说是颇占优势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夏、商、周三代王朝都是建立于中原的，如果承认夏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或者如当时一些人主张的那样，只有到了商代，中国才真正进入文明时代，那么中国文明无疑就是在中原首先发生的[67]。因而，当时国外一些有影响的著述称中国古代文明为黄河文明。改变“黄河文明论”的是中原以外的考古发现，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发现。1976年，伊藤道治教授在日本的《每日新闻》（10月1日文刊）报纸上撰文，率先提出“河江文明”这一新概念、新史观，以替代以往“黄河文明”的提法。其立足点就是基于长江之北的盘龙城、江西省清江吴城等商代早中期遗址的发现，以及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马家浜、崧泽文化的繁荣及其与黄河流域的相互交流。他指出新石器时代，其文化的繁荣已经不是黄河流域的独占，而是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相互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