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外来暴力干涉的情况下部落可以因人口增殖自然地发展为酋邦，这类酋邦具有非过渡性，良渚酋邦即这类酋邦地典型。但在多数情况下酋邦是在部落冲突中由若干不同血缘的部落聚合而成的，黄帝酋邦即这类酋邦的典型。黄河下游地区夷夏两族的冲突从黄帝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正是在这场冲突中夏禹酋邦升华为国家[90]。这是彻底的战争冲突论。上述这两论，也可以看作是传统的阶级冲突论之外的一种尝试。
国家起源的机制问题是与国家形成的途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重要课题，目前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显得有点薄弱。这一问题还可以分解成一些更具体的问题，诸如史前权力是如何集中的？它的凝聚力是什么？如何演进的？演变的动因是什么？国家之前的以神权为特点的权力系统是如何在神权中加进去强制性因素而变为国家时期带有强制作用的神权政治（例如商代）的？等等。在这里，除了必要的理论建构和分析外，更需要专题性的具体研究或称个案研究。例如，有学者在对史前古城功能的辨析中指出，首先应通过考古学的方法，具体辨析清楚不同地域不同的古城究竟是以军事防御（防人）为目的，还是以防洪为目的？如果古城功能是军事防御，那么该社会复杂化的动力主要来自战争对社会组织复杂化、人口的聚集、权力的集中等方面的刺激作用，最终战争可能将该文化的政体推向国家，即可采用“冲突论”的分析。而防洪功能的古城，属于洪水控制体系，其营建与维护都需要权力机构的管理，同样可以推动该文化社会复杂化，最终也可通过承担对全社会进行管理和协调的政府职能而进入国家社会，即可采用“融合论”的分析[91]。对此，还可以略为补充的是，也许有的古城起因于防洪，进而也防人，或者一开始就既防洪也防人，情况很可能错综复杂，这些都需要具体研究，甄别对待。而对于城垣的研究，也只是相关研究中的一个侧面而已。总之，研究愈深入，亦愈感问题的复杂，由事实出发，既总结出各地区在发展演化中所表现出的共性问题，也注意各地区发展、衰落、消长的具体动因、具体机制，将会成为一种研究趋势。
综上所述，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内涵是十分丰富多彩的，而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进行又不时地对中国文明起源提出一些新课题，这对每个研究者来说，既令人鼓舞，亦任重而道远。以上只是笔者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或为基本的，或为
学界比较关注的、倾注过力量的，或仅为自己感兴趣的一些课题的研究，进行了评析、反思，以期取得研究新起点。但由于学力有限，或信息不全，评析不当或挂一漏万，亦在所难免，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注释：
[1]“加上说”原出于日本江户时代大阪町人学者富永仲基的《出定后语》一书，这是日本著名佛学史研究著作，出版于1744年。“出定”，佛语，指僧人禅定结束后走出坐禅场。此书在研究原始佛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指出：佛教的前身婆罗门教是主张从地上的苦界中摆脱出来而转入天国的思想的，所以天国是一个相对于地上人间的理想王国，这个“天”原来只有一个，但后起的婆罗门新宗派，为了胜过旧有的宗派，把自己宗教中的天国放在原有宗教的天国之上，认为新宗教的崇拜者可以转世到比原来的天国更新更好的天国中去，这样，“天”上便重叠了一重“天”。后来不断出现的新宗教，都这样不断地往原有的“天”上叠加“天”，终至于婆罗门教的天国有二十八重、三十三重之多。富永仲基把这种现象称为宗教起源上的“加上原则”。富永仲基的这一“加上说”是通过内藤湖南的推崇而影响于日本的汉学界的。内藤湖南早年热心于日本佛教人物和典籍研究，十分崇拜富永仲基的学说。1925年内藤作《大阪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之讲演，首次较全面地介绍了富永其人其学，其中有专节述及“加上说”。他称赞“加上说”是“非常伟大的学说”，是“一种从思想的积累上来思考问题、根据思想的发展来发现历史的前后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没有历史纪录的时代的历史，是再好不过的方法”。而且，内藤还介绍了富永在汉学研究中对这一方法的运用，他概括富永的观点是：“孔子生时，正值春秋五霸鼎盛时期，齐桓晋文为当时最强大的霸主。在此霸者极盛之时，孔子鉴于当时人人尊霸的现象，便在此上‘加上’，倡言文武，于是周文王、周武王之说出。孔子之后，墨家兴起，墨家在文武之上更说尧舜，此后又有杨朱在此之上又说黄帝，再后《孟子》书中的许行又在此之上说神农。这就是支那史上的加上说”（内藤湖南：《大阪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内藤湖南全集》第9卷，筑摩书房，1970年）。
可见，日本富永仲基的“加上说”与中国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
中国古史观”是很相似的。但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说”的提出并非受内藤湖南的影响。因为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是在1923年5 月《努力周刊》增刊《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正式提出的，它比内藤湖南1925年所作的《大阪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之讲演要早二年。“加上说”和“层累地造成说”是日中两国学者分别独立得出的。（以上参见钱婉约：《“层累地造成说”与“加上原则”――中日近代史学上之古史辨伪理论》，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2]贝冢茂树：《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序论》，东京弘文堂，1946年初版；中央公论社，1986年再版。
[3]参见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 [4]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79～10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5]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杨升南、马季凡《1997年的先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5期）一文对此概括为“中国文明起源途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
[6]王巍：《谈谈文明与国家概念的异同》；彭邦炯：《对“文明”的一点看法》，两篇均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2001年8举办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提要。 [7]王巍：《谈谈文明与国家的异同》，同上。
[8]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80～9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9]童恩正：《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与安志敏先生商榷》，《考古》1989年第1期。
[10]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11]田昌五：《古代社会形态析论》181～184页，学林出版社，1986年；又《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84～87页，齐鲁书社，1992年。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童恩正：《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与安志敏先生商榷》，《考古》1989年第1期。王震中：《试论我国中原地区国家形成的道路》，《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又《文明与国家――东夷民族的文明起源》，《中国史研究》1990年
第3期；《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2页；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3～6页。
[12]李学勤：《郑州二里岗字骨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3]徐宏2002年8月1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的演讲报告。
[14]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者是由于遗址被破坏的较为严重，或者是由于发掘的面积有限，或者是由于发掘意向的偏差（如只注重寻找城墙而未作其他发掘），或者由于尚处于发掘之中，等等。
[1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16]何驽2002年8月1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的演讲报告。
[17]魏峻：《史前城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5日。何驽：《史前古城功能辨析》，《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19日。
[18]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绪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6～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19]王震中：《文明与国家――东夷民族的文明起源》，《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又《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绪论》。
[20]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第3～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21] A.邹昌林：《中国礼文化》第10、1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B.彭邦炯：《对“文明”的一点看法》，2001年8月“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 [22]同上注21之A，第264～267页。 [23]同上注21之B。 [24]同上注21之B。
[25]赵辉：《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严文明、安田喜宪主编《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第135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26]赵辉：《关于古代文明研究的一点思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一辑，1999
年。
[27]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87年第2期，收入《中国青铜器时代》（二集），14页，三联书店，1990年。 [28]沟口雄三：《作为方法论的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
[29]鹤间和幸：《中华的形成与东方世界》，《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3卷14～15页，岩波书店，1998年。
[30]由于在小屯没有发现武丁以前的甲骨文，故也有人认为殷墟是自武丁开始的商代晚期的都城。特别是自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被发现以来，洹北商城究竟是河亶甲所居之相还是盘庚所迁之殷？尚无定论。若洹北商城为盘庚所迁之殷，那么殷的范围就应扩大到洹北商城一带，盘庚、小辛、小乙时的都城在洹北商城，因遭受火灾等变故，武丁时由洹北移到洹南小屯，这样洹北商城和洹南小屯等地都属于殷地范围。
[31]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又于195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32]束世澂：《夏代和商代的奴隶制》，《历史研究》1956年第1期。
[33]王玉哲：《试论商代兄终弟及的继统法与殷商前期的社会性质》，《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试述殷代的奴隶制度和国家的形成》，《历史教学》1958年9月号；《中国上古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商钺：《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王仲荦：《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
[34]李学勤：《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社会》，《新建设》1958年第8期。 [3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4页，文物出版社，1961年。
[36]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夏墟”调查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37]殷伟璋：《二里头文化探讨》，《文物》1978年第9期。方酉生：《论汤都西亳――兼论探索夏文化的问题》，《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1期。安金槐：《豫西夏文化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杨育彬：《谈谈夏代文化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