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4期。李仰松：《从河南龙山文化的几个类型谈夏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38]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又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版。此说以邹衡先生为代表，持相同看法的还有：郑杰祥：《二里头文化商榷》，《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4期。陈旭：《关于夏文化问题的一点认识》，《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吴汝祚：《关于夏文化及其来源初步探索》，《文物》1978年第9期。佟柱臣：《夏代的夏文化问题》，《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2期。许顺湛：《夏代文化的再探索》，《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3期。
[39]孙华：《关于二里头文化》，《考古》1980年第6期。 [40]田昌五：《夏文化探索》，《文物》1981年第5期。
[41]孟凡人：《试论夏文化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问题》，《郑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郑光：《二里头陶器文化论略》，《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又《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年代学问题――探索夏文化的关键之一》，《夏文化以及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
[42]《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43]杜金鹏教授提出把二里头一期从二里头文化中分离出来，与“新砦期”文化“合并成一个独立于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外的考古学文化――新砦文化”，并认为夏文化主要包括新砦文化和二里头一至四期早段文化，第四期晚段与偃师商城商文化第一期1段遗存相当（杜金鹏：《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再探讨随笔》，《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7月）。
[44]至于二里头二期、三期、四期的宫殿宗庙建筑基址分别属于夏代何王时期的建筑基址，还需进一步研究。
[45]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兼答彭邦炯同志》《光明日报》，1978年2月23日；《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论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及其陶器文字》，这三篇皆收入《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
齐鲁书社，1981年。又《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载《大公报在港复刊30周年纪念文集》，1978年。 [46]有关的讨论和商榷都已收入《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
[47]参见王震中：《从符号到文字――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考古文物研究》，三秦出版社，1986年。
[48]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31～14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49]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第154～167页。 [50]《人文杂志》增刊，1982年。
[51]李绍连：《华夏文明之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52]《人文杂志》增刊，1982年。
[53]李学勤：《论古代文明》，《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收入《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54]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第5、254～256、260页。 [55]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56]严文明：《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载严文明、安田喜宪主编《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
[57]张学海：《试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文物》1996年第12期。 [58]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59]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
[60]王克林：《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论华夏文明的起源》（下），《文物世界》2001年第2期。
[61]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第273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62]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46、59～60页。 [63]同上注15、16。
[64]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30～～35页，三联书店，1997年。 [65]尹达：《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版。
[66]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考订》，《中国考古学报》，1948年。
[67]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68]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69]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1986年。
[70]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文物》1986年第2期。
[71]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72]任式楠：《长江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交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73]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74]谢维扬：《酋邦：过渡性与非过渡性》，《学术月刊》1992年第2期。叶文宪：《部族冲突和征服战争：酋邦演进为国家的契机》，《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 [75]赵辉：《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文中第3节：良渚文化的兴衰――对一处地方文明的剖析；第4节：百川归海――中原文化崛起的原因之一），载严文明、安田喜宪主编《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
[76]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第7～1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7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四，第161～165页。
[78]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第十七辑。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70页。
[80]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第227～246页。
[81]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New York: Random House,1962.
E.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w York: W. W.Norton,1975.
[82]张光直：《中国青铜器时代》第49～54页，三联书店出版社，1983年。 [83]谢维扬：《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酋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又《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84]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85]杨升南、马季凡：《1997年的先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5期。
[86]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第345～349页。
[87]王震中：《祭祀、战争与国家》，《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又《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第345～374页。
[88]王巍：《论原始宗教与祭祀在王权与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2期，2001年7月。
[89]谢维扬：《酋邦：过渡性与非过渡性》，《学术月刊》1992年第2期；又《中国早期国家》。
[90]叶文宪：《部族冲突和征服战争：酋邦演进为国家的契机》，《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
[91]何驽：《史前古城功能辨析》，《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