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目前学界的典型报道研究。持“式微论”的研究者之所以如此断言，大多是基于
个人的主观判断或对典型报道的历史分析，认为典型报道的传统社会功能（如价值导向、
社会教化、榜样示范等）、报道方式（如突出正面形象等）不能适应新的传媒与受众环境，
却未对当今典型报道如何构建典型形象、如何倡导价值观念等具体问题，开展与时俱进的、
细致的考察。而任何以典型报道为主题的研究，都应该建立在细致剖析现今典型报道话语
运作规律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提出的观点或建议不流于空泛。
笔者认为，我们既要看到典型报道出现过的与时代脱节的问题，又不能由此否认典型
报道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已经起到的和即将起到的社会作用。因此，本研究将以典型人物报
道为典型报道的切入点，以《人民日报》“身边的感动”典型人物报道专栏为样本，从典
型人物报道话语方式着手，细致探讨该典型人物报道所建构的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的
呈现方式等问题，并由此反思典型人物报道理论与实践的契合度，以及如何才能增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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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关于典型报道是否会消亡的探讨。20 世纪 80 年代，陈力丹著文称，典型报道本
来就是以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为背景条件的，一旦新闻人物替代了先进人物，或先进人物
作为新闻人物出现在我们的报道中，典型报道就会消亡 16
。此后这一观点被学界归结为“典
型报道消亡论”。在典型报道是否会消亡的争论中，典型形象的选择标准成为关于典型报
道性质、定位和概念等问题的核心争论点之一。陈力丹认为，我国典型报道的观念源自 19
世纪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师承于列宁的“典型宣传” 17
。吴廷俊、顾建明的《典型报道理
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一文则指出，典型报道理论来源于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典型工
作方法在新闻宣传领域的直接运用，由毛泽东关于典型报道的理论思想出发，将典型所需
具备的特质归结为新闻性、特殊性、代表性、超越性 18
。同时，该文还归纳了典型报道在
认识和时间活动中的中介作用及典型的运作方式，可视对典型报道存在合理性的系统论
证，也是对“典型报道消亡论”的全面反驳。
二是关于典型报道社会功能的研究。关于典型报道的社会功能研究主要有两方观点，
一方认为典型报道并不具有较大的社会作用，如陈力丹提出，典型报道提供的是一种温馨
的相互激励的道德环境，一种和谐的社会气氛，如此而已 19
；另一方则认为，典型报道的
社会功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将起作用，如童兵认为，典型报道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中发挥过、今后还将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 20
。对典型报道社会功能持肯定态度的
研究者将典型报道社会功能大致分为四个方面——社会整合、价值导向、社会教化、榜样 示范。
三是关于典型报道发展历史的研究。大部分关于典型报道发展脉络的研究融合于典型
报道理论或是社会功能沿革的研究成果中，也属于典型报道研究成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研究者对典型报道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和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没
有形成共识。如朱清河、林燕提出，我国典型报道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新闻遗产发端于上
世纪 40 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之前，解放区的典型人物报道成为媒体争相取长补短、
彼此效仿攀比的新闻报道主要形式之一；文革十年，典型报道处于畸形繁荣阶段，出现了
不少虚假的典型；从文革后到 80 年代，典型报道回归真实性和新闻规律，典型人物类型
开始多元化，报道方式和途径也多样化；从 20 世纪末至今，典型报道出现式微趋势，典 型报道开始强调新闻性 21
。也有研究者认为，典型报道在建国初期进入高潮阶段，自上世 纪 60 年来至文革前逐步走向成熟，在文革期间达到顶峰，而自文革结束至今进入相对沉 4
号系统都是为社会实践的语言理论模式” 11
，并将语篇和语境视为互相关系、不可分割的
两个概念。社会符号学理论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一种模式，在一定程
度上克服了批评话语
分析主流符号学模式“只重结构和语码，而不重符号系统的社会功能；只重系统，不重符
号活动的参与者；只重符号活动的产品，不重符号活动所发生的具体社会语境” 12 的缺陷。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者 Hasan 提出的体裁理论。
Hasan 的体裁理论由两个要素组成：一是语境配置（Contextual Configuration），一是体
裁结构潜势（Generic Structural Potential，GSP）。她将“语境配置”定义为“一组由三个变 量组成的具体值” 13
，这“三个变量”是指“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
语场是指文本所涉及的内容，语旨是指文本所提及的人物及其关系，语式是指文本的传播
途径与方式；将“体裁结构潜势”定义为“对某一语体的文本结构变化的可能性的描述”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