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去江聲流汩汩，南來山色莽蒼蒼 —— 唐君毅全集（大陸版）總序
作者：王康
中國的文化問題，是今日人類文化問題之中心所在，亦一切
文化之一大糾結之所在。這個大糾結，如能解開，不但中國問題 可解決，人類問題也能解決。
——唐君毅：《當前世界文化問題》
一、窮極返本，殷憂啟聖
殷憂啟聖。從堯舜孔孟到近代仁人志士，中國歷史文化或明或隱地遵循着憂患與聖賢對應呈現的節律，塑造了中國歷史特有的文化類型。孟子等德慧高深者，皆有一種大尺度去衡評文化命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1949年不僅是中國現代歷史一個非同尋常的轉捩點，也是孔子誕辰2500年，以五百年為單元，從1949年上溯，大致可例舉王陽明、朱熹、韓愈、司馬遷幾位文化
賢哲。20世紀中國社會被動或主動卷入變動不居的世界潮流，其經驗與教訓已非傳統中國所能解釋、汲取和轉化。中國這樣的文明共同體，若不啟動一場自我反省、調適應對而超越重生的民族自新與精神復興運動並召喚它的代表人物，其憂患與危機就可能因循沉潛、最終淹滅其文化自性，或淪為外來思想的附庸。 從現實人生角度，成為20世紀中國思想家是一種沉痛的負擔，也需特殊的禀賦與際遇。自康德以降，西方思想家基本不受累於時代變遷，只有納粹黨阻斷了德國領先歐洲思想的步伐。俄國20世紀初葉“宗教哲學復興運動”幾位代表人物經歷了革命和戰爭，並流亡以終。俄國現代思想，本來是歐洲思想一道分支，俄國思想家始終沒有中斷他們十九世紀前輩的傳統，且生前即獲得世界性聲譽。中國思想界面臨的卻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傳統學術支離體解，社會結構磨滅顛隳，知識界數千年的自主優游不復存在，維持文明於不墜的道統、學統土崩瓦解。歐風美雨俄雪日蹄紛至沓來，中國沒有淪為列強殖民地，卻成為全球思想激蕩、價值折衝的要津。
從歷史文化角度，中國確實面臨史無前例的困局。自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像入華 ，佛教正式傳進中國兩千餘年間，與中華固有文化基本相安和諧。儒家溫柔敦厚，近悅遠來；道家高明逍遙，順應自然；佛教超然於塵寰，屬意山林 ，自甘賓位。東方三教因此相敬如賓，相安自洽並融通為深厚博大的中國文化。
西方文化的起源、地緣、種族、特性、體系乃至語言、文字、思維、邏輯、概念、術語 ，與東方皆判然有別，其杆格之大，遠非中國與印度文化的差異可比。希腊盟主馬其頓王亞歷山大東征，印度與西方全面趨近融合，已兩千三百多年。而中國首次借鑒西方，企圖解決自身危機的太平天國，卻是一次教訓慘痛的嘗試。拜上帝會將基督教聖經《舊約》、《新約》分別修改為《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實行政教合一。孔孟諸子百家被視作“妖書邪說”，“盡行焚除”，買者賣者讀者藏者一律斬首，梵宮寶剎，毀拆殆盡，“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曾國藩）對後世中國文化命運和東西方文化關系教訓甚深。20世紀中、西文化的遭遇則更形繁復、糾結，一百多年中國歷史的演變，主要是這
種遭遇的產物，並且繼續影響到21世紀中國命運的開展。
法國是歐洲啟蒙運動的中心、社會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策源地，與德國為世仇夙敵。英、美經驗哲學與德、法理性主義軒輊浪雜，蘇聯則視歐美諸國皆為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形態敵手。英、美、法、蘇結為反法西斯戰時盟邦，所有西方國家和俄國又都覬覦中國，向中國輸出其文化、思想、理論。中國真正的危機在於，學界領袖非但不在民族危亡之際拱衛自身文化，反倒以否棄中國文化為新潮、進步、革命，指控“所謂中國文明者，不過是安排給闊人用的人肉筵席”（魯迅），宣稱中國“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胡適），“打倒孔家店”（吳虞）成為轟動一時的口號，掀翻、搗毀中國文化的“鐵屋子”成為激進主義的文化綱領。其主要依據是：中國文化代表着保守、停滯、封閉，只是東方專制王朝興衰循環的精神附庸；是亞細亞農業文明和宗法制社會的產物，是中國人回應西方文明挑戰、實現現代轉型的內在障礙；是西方文明的反題，對現代世界文明沒有任何貢獻，像所有其他古老文明一樣，注定被征服和淘汰。其勢比孟德斯鳩、亞當·斯密、赫爾德等西方思想家對中國文化的否定性結論更為嚴厲、猛烈，也遠甚於俄國西化派對俄羅斯歷史文化的批判。——在所有非西方國家，中國主流知識界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撻伐和否棄之決絕、徹底、全盤性，無與倫比。其無人逆料的後果是，中、西文化的主流正脈始終不能正面遇合，中國文化在其母邦本土卻遭遇犁庭掃穴般的劫難。
一個世紀過去，人們不難看出，“新文化運動”前後主流知識界對中國文化的批判否定，其理論源頭幾乎全部來自進化論、無政府主義、懷疑哲學、實證主義、階級鬥爭學說和科學主義，來自19、20世紀西方和俄國彼此衝突、對立的的思潮。還不難得出結論，儘管對中國文化的拒斥和絕裂擁有某些歷史理由、取得某些文化成就，並深刻、全盤地改造了中國，但是從中國社會為此承受的後果以及仍在繼續的精神、道德與思想代價，“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是過於激進、輕率和短視了。——與孔孟以降兩千多年間眾多文化先賢回應時代挑戰的智慧和業績相比，與其他非西方文明護衛自身文明的記錄相比，教訓大於經驗。直到21世紀20年代的當代，國人還在艱難地清理對固有文化實行虛無主義遺留的廢墟。
雖然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但20世紀與完全異質之西方文化猝然遭遇，適逢中國國事蜩螗、人心沸羹而步履維艱、進退失據，憑依中國自身傳統以及中印文化交流融攝的經驗，欲“四千年大夢之喚醒”（梁啟超）以回應空前的文明挑戰，進而變西方文明的擴張與衝突為東西方文化的對話、遇合，實在可謂一項空前艱巨、意義非凡而遠未實現的歷史責任。
宥於歷史變遷與政治消長，1949年到1976年，大陸學者欲完成這一使命所必需的學術條件和社會環境不復存在。流寓海外的學人，若無堅篤且恆久的文化使命意識，亦難以推進。唐君毅1949年南下粵港，本為時局所迫，但他很快意識到，命運安排的是一條荊棘叢生的光明之道。唐氏指出，身處亂世，國人適東適西，亦無足怪，如《論語》所載“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薣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蓋去亂世也”。但是，如果不能在中國文化處於非常與困厄之際挺身潮流，維護這一古老、獨特、對中國和世界都攸關深遠的文化生命，就沒有參悟到“殷憂啟聖”的時代真諦，領會到流亡命運的密令指意。1950年，唐君毅在《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序文中寫道：
吾之此書，成於顛沛流離之際，平日所讀書皆不在手邊，臨時又無參考之
資。凡所論列，其材料大多不出乎記憶之所及，而宛若自吾一人胸中自然流出。
固亦有其美，然終不能無掛一漏萬之憾。身居鬧市，長聞車馬之聲，亦不得從
容構思；唯瞻望故邦，吾祖先之不肖子孫，正視吾數千年之文化留至今者，
爲
封建之殘餘，不惜加以蠲棄。懷昔賢之遺澤，將毀棄於一旦，時或蒼茫望天，
臨風隕涕。乃自勉自憤，時作時輟。……吾書之論中國文化，雖重在論其過去，
而用意則歸向於中國未來文化創造道路之指出。
從更廣遠的視野看取20世紀中國，“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否定與“海外新儒家”對故國文化的維護、闡揚，也許是中國面對西方挑戰必須經歷、從而完成中國民族自我認識的精神辯證法。近七十年過去，人們還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唐君毅躋身其間的海外新儒家，沒有辜負歷史的托付，為中國文化鳳凰涅磐式的重生，善盡了他們的天職，——足可與俄國現代宗教哲學復興運動比肩，喻之為中國文化現代復興之先聲，亦不為過。唐君毅終身念茲在茲並以全幅身心獻效的千萬文字，不僅是他個體生命對母國本根的回流反哺，也是中華文化歷經花果飄零、靈根自植而返本開新並轉上貞下啟元之路的時代標識。
二、德音如聞，慈暉宛在
唐君毅是20世紀維護固有文化並與西方廣泛對語的的中國哲學家典型，其七十人生正值風雨如磐的現代中國。中國歷史文化在20世紀遭遇巨劫畸變，唐君毅前四十年在大陸受新式教育，後三十年在海外任教，他沒有成為一名西方式哲學家，卻成為中國文化貞定的捍衛與殉道者。宏觀言之，他的一生是中國文化綿延周流的顯示；微觀言之，禮失求諸野，與同時代眾多知識界人士一樣，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