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一無二，代表著各自時代和名個民族的奮鬥和希望；他們全都是人類之子，用不同的語言和思維方式勘察宇宙的奧秘，人的存在與命運；他們全都生活在憂患時代，無法對人的不幸、苦難、罪孽、絕望視而不見；他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從事著一種特殊的職業，他們念茲在茲、生死與之的唯一使命，是撫慰、提升和拯救世界，祈求、祝願並構建人類共同的家園；他們中每一位，無論如何聰明、高尚、偉大，都有自己的局限和缺憾，——歸根結蒂，他們都是人。他們出現在世上，就是期待著新的時代和新的民族相遇，接受後代人類的致意、審視和重新關注，也接受所有的質問、反駁、否棄。
站在“軸心時代”前列的是80歲的釋迦牟尼、73歲的孔子、70歲的蘇格拉底和33歲的耶穌。雅斯貝爾斯稱他們為“思想範型創建者”，沒有第五個人可以跟他們並列。在他們背後，是全體人類。他們萌發了人類的偶然、短暫和停滯與宇宙的無限、永恆之間的存在性深憂巨患，畢生致力於從無窮深淵為世界建立一個文明存在支點的使命，在浩瀚無垠的寰宇中為人類安頓一個家園。他們不約而同地告別了神話和傳說的遠古時代，分別而共同地促成了人類文明的重大突破，人和人類的命運成為他們運思的共同母題。他們都是天真淵博的夫子，充滿書生氣，要麼遠離城囂，要麼積極入世；他們都述而不作，其思想卻傳播到世界每個角落；他們生前只有寥若晨星的弟子，死後卻擁有雲蒸霞蔚般的信眾 ；他們都曾備受冷落、孤寂、迫害，潮起潮落般的王朝卻爭先恐後爭奪他們的遺產；他們都是遺世獨立的聖哲，都生活於殺戮、欺詐和黑暗時代，對人性的罪惡深懷刻骨銘心的洞悉，卻竭盡心力去發現人之為人的神聖元素：同情、惻隱、不忍、仁慈、博愛，他們絕不撒手的是，啟導人類按照他的神性稟賦，通過對大千世界的詩性感悟、愛的澄明升華和道德的自覺擴充以實現普遍自由、福祉而臻於人神之際美妙而圓滿的境界。
兩千多年來，他們的言論行為、容顏神情活在無數男人和女人的記憶與夢魂裡。那些反對他們的人，從他們那裡獲得比其標新立異所希冀的一切都遠為深廣的啟示。在他們生前死後，人類相互猜忌、怨恨、排斥、仇殺，從來沒有止息。他們跟世界的榮耀、福祉、希望早已融為一體，他們跟人類的厄運、屈辱和死亡也難解難分。
他們為後世開創了一個哲學家共和國，那裡無需權威、暴力和投票，所有人的當下存在和提問都不受時空限制地獲得關注。雖然絕對真理從未完整地顯現於任何時代、國度和個人，一切理論體系和科學方法都不能充分闡釋人類的本性和處境，世界的不幸和罪愆永遠不會悉數泯除，但是，雅氏發現，人們有可能經
由中國古代聖哲對於“道”的沉思和求索，轉化為內在的體驗性思維和感受性智慧，“行”在真理的路途上。所有不可窮盡和尚未實現的，正是“軸心時代”大師們啟示並留俟於後世的未盡使命。
雅斯貝爾斯曾身歷納粹主義，與聞了古拉格群島和文化大革命，領教過20世紀特有的極權主義、狂妄、荒誕感、殘暴和虛無意識，尤對孔子寄予厚望：“孔子給我的印像極深。我並不想捍衛他什麼，實實在在，孔子對我們而言，是取之不盡的。”
時至今日，軸心時代先哲們的思想仍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精神基礎，每當人類社會面臨危機或新的飛躍時，世界總是回過頭去看看他們是怎麼說的。唐君毅本性親近“藝術的境界，如朝霞映日；宗教的境界，如晚煙沉碧；哲學的境界，如輕雲透月”。擅長“從哲學中看人類精神的頭腦，從文學藝術中看人類精神的肌肉，從科學中看人類精神的骨骼，從歷史中看人類精神的姿態。” 又身逢現代文化危機，因此涵育出一種特殊的理想人格：融匯印度人的智慧、中國人的情調與西方人的意志，進而培育出理想的社會：科學與藝術合一，政治與道德合一，宗教與哲學合一。唐君毅與雅斯貝爾斯在1949年不約而同地回到東西方古代聖哲，在世界整體命運的視野中走進人類文明的古典堂奧。他們的動因、路徑和目標不盡相同，唐君毅從“道德人格類型”切入，持守儒家希賢成聖、人天不二的道德本體；雅斯貝爾斯則繼承純粹思辨的西方傳統，從思維類型的甄辨展開人類精神世界。兩人都沒有將東西方思想界的“大人物”推進至新的交彙點，但是他們都聽取了某種新的召喚，並為行將到來的全球化時代開辟了一條全人類的文化思路。雅氏在1958年發表《大哲學家》，詳盡地分析了東西方思想的奠基者：思想範式創造者、思辨集大成者、原創性形而上學家，唐氏則邀請幾位儒者在同一年發表一篇經天緯地式的文化宣言。
五、四顧蒼茫，來路微明
1957年到1975年間，唐君毅曾出訪美國、歐洲、日本、韓國、印度等國，遍游東京、奈良、漢城、倫敦、布魯塞爾、蘇黎世、巴黎、日內瓦、柏林、佛羅倫薩、米蘭、羅馬、梵蒂岡、雅典、伊斯坦布爾、安卡拉、曼谷、新加坡、新德里、曼谷、新加坡，憑吊滑鐵盧古戰場、龐貝遺址、韓戰戰場，訪問大英博物館、美國國會圖書館及上百所大學，數次出席夏威夷東西哲學家會議及其他國際學術活動。
唐君毅國際學術視野擴大的一個結果，是《中國文化宣言》的問世。
1958年，唐君毅進入“知天命”的五十歲。是年元旦，他聯絡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幾位先生，在香港《民主評論》和台灣 《再生》雜志聯名發表《中國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 認識》。唐君毅在案語中指出，西方人士對中國學術之研究方式，及對中國文化與政治前途之根本認識，多有未能切當之處，實足生心害政。而要“轉移西方人士觀念上之成見，最重要者仍為吾中國人之反求諸己，對其文化前途，先有一自信”。作為執筆者，唐君毅對這份宣言負有特殊責任，這篇四萬餘字的宣言文本也滲透了唐氏獨特的文化理想和運思風格。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聖、樊仲雲等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稱已經失去民族特征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已經漸漸不能算得是中國人了。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在世界上已經“沒有了中國，沒有了中國人”。必須從事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必須用批評的態度、科學的方法檢閱過去的中國，把握現在的中國，建設將來的中國。胡適、陳序經等人則反對任何中國文化“本位”，認為唯一可行的道路是“全盤西化”或“充分世界化”。
二十三年後，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無論“本位文化”還是“全盤西化”都無法解釋歷史演變，也不能化解東西方文化共同面臨的危機，更難以共同擔負人類的艱難、過失，開出世界的新路。
1950年代，世界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轉入美蘇冷戰。人類第一次分裂為兩大敵對陣營，各自擁有原子彈、氫彈和相互對立的意識形態。1955年，西方科學家連續發表了《哥廷根宣言》、《邁瑙宣言》和《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羅素和愛因斯坦以其20世紀西方哲學和科學泰鬥身份指出，人類文明面臨空前的“人之禍”：核戰爭。愛因斯坦簽名幾天後與世長辭，被視為“來自像征人類智力頂點的人的臨終信息” 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 向世界發出警告：在一場使用氫彈的世界戰爭中，朋友、敵人和中立者都將被消滅。他們提出兩種辦法緩解世界共同毀滅的危局：一，敦促世界各國政府認識並且公開承認，它們的目的決不能通過世界大戰來達到，而應尋求和平方式來解決相互間的一切爭端；二，呼吁所有具有良知的人，牢記自己的人性，忘掉其他。宣言副本分別送給美國、蘇聯、中國、英國、法國、加拿大六國政府首腦。
從整體世界精神看，唐君毅等四人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固有其宗旨，也可視為中國哲學家對《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的回應，對人類“良知”與“人性”所作的更為系統、深入與綜攝的分析。
《宣言》涉及中國與西方文化、宗教、道德、倫理、心性、歷史、科學、民主、政治諸領域，但其產生的理由只有兩點。首先出自憂患意識，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羅素—愛因斯坦宣言》也出自對世界毀滅的憂思，《宣言》則特別致意：
若非八年前中國遭遇此空前的大變局，迫使我們流亡海外，在四顧蒼茫，
一無憑借的心境情調之下，撫今追昔，從根本上反復用心，則我們亦不會對這
些問題能認得如此清楚。我們相信，真正的智慧是生於憂患。因為只有憂患，
可以把我們之精神從一種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來，以產生一超越而涵蓋的胸襟，
去看問題的表面與裡面，來路與去路。
其次，中國文化與人類前途的特殊關系。中華文化、猶以儒家思想為對像的批判者，認為傳統文化構成中國現代化最根本障礙，是中國實現解放、進步、科學、民主的大累贅，甚或是西方宰制中國的內部腐朽、反動勢力。他們拒絕承認中華文化具有現代價值，更不認可它擁有任何世界性意義或人類文明價值。 《宣言》卻“真切相信”：
中國文化問題，有其世界的重要性。中國現有近於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其生命與精神，何處寄托，如何安頓，早已為全人類的共同良心所關切。中國問題早已化為世界的問題。如果人類的良心，並不容許用原子彈來消滅中國五億以上的人口，則此近四分之一的人類之生命與精神之命運，便將永成為全人類良心上共同的負擔。而此問題之解決，實系於我們對中國文化之過去現在與將來有真實的認識。如果中國文化不被了解，中國文化沒有將來，則這四分之一的人類之生命與精神，將得不到正當的寄托和安頓；此不僅將招來全人類在現實上的共同禍害，而且全人類之共同良心的負擔將永遠無法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