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言》廣泛運用了中國和西方哲學概念，包括一本性、心性學、存在主義、人生哲學、文化哲學、歷史哲學等，意在澄清西方人士對中國文化與學術的誤解，申論中國文化的神髓與生命力，宣示值得西方學習的中華文化的智慧與優長，同時啟導中國人特別是知識界保持文化自信，堅守文化道統，因此被認為是中國 現代儒家因應時代變化發表的首要文獻和思想綱領。
《宣言》肯定西方文化主導近現代世界的文化淵源，即希腊科學哲學精神與心靈通接於上帝的希伯來宗教精神。西方人由此對宇宙間之數理秩序，對普遍範疇與特殊法則，對人類思考運行所遵循之邏輯規律，都加以觀照涵攝，而得以其認識的主體，居臨於自然世界之上。由此而轉至近代文藝復興，再求改革宗教，逐漸建立民族國家，進而形成啟蒙運動。西方遂求多方面的了解自然以改造自然；多方面構建人類社會政治文化之理想以改造世界。於是政治上之自由與民主，經濟上之平等與公正，社會上之博愛等理想，相緣而生。美國革命、法國革命、產業革命、解放黑奴運動、殖民地獨立運動、社會主義運動，都相繼而起。於是一、二百年間西方文化突飛猛進，使世界一切古老文化皆望塵莫及。凡此等等，皆有其普遍永恆的價值，而為其它民族所當共同推尊、贊嘆、仿求，以求其民族文化的平等競進。
《宣言》承認，中國應該接受西方和世界文化。但是接受西方或世界文 化，為的是使中國人在自覺成為道德主體外，還自覺成為知性、政治、經濟及實用技術活動的主體，以達成民主政治和科學發展的現代目標，使中國的人格世界得以充實，中國民族的客觀精神生命得以擴展。這也是中國在其固有文化基礎上融彙西方文化的內在必需和善意，在此意義上，學習西方不僅已超越中國學術文化範圍，而且是中國文化自我更新和進入人類文明對話、融合的題中之義。 《宣言》對西方文明在近代世界呈現的特性，即強調宗教與科學精神及其內在關系的動因，與從馬克斯·韋伯的宗教社會學到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的西方思想家看重文明屬性對歷史的首要意義，十分接近。差異在於，《宣言》不僅從中國固有精神分析西方文明的內在危機，而且提出了改善之道：
我們認為西方人之精神理想，尚可再上升進一步，除由承繼希腊精神、希
伯來精神，而加以發展出近代西方之精神以外，尚可有學習於東方之人生智慧，
以完成其自身精神思想之升進。
《宣言》指出，西方文化主導的現代文明危機，源自現代西方哲學受制於存在之物，不能超越升進，根源在人的主體坎陷於人創造的存在對像本身。人之存在本身不能承載上帝，宗教信仰即發生動搖；人承載不起其自身所造成之知識與科學技術世界，則原子彈、氫彈便可威脅人類存在；人承載不起由其自身所釐定的政治社會法律，即難免產生衝突、異化和疏離感。人類承載不起自身智慧所創造之物，此根本毛病，正在人類只求客觀地了解世界，以知識建構理想，再將這種理想不斷客觀化於自然與社會。於是在人生之外不斷積累創造物，形成機械的外在桎梏，日益難為人所能主宰。世界因此需要一種旋乾轉坤的大學問，即重建人的主體與主宰性，亦即中國儒者所謂心性之學或義理之學，所謂立人極之學。人極立而後人才能承載人的信仰和創造而升進不墜。
《宣言》相信並希望西方應該向中國學習，以改善自身，同時提升與非西方民族的關系。第一點是“當下即是”的精神與“一切放下”之襟抱； 第二點是“圓而神”的智慧； 第三點是“溫潤而惻怛”的悲憫之情； 第四點是“文化悠久”的傳統； 第五點是“天下一家”的情懷。如是， 希腊文化中重理智、自由的精神，羅馬法中的平等觀念，希伯來的宗教信仰，與東方文化中天人合德的宗教道德智慧，希賢成聖的心性之學，圓而神的智慧，悠久無疆的歷史意識，天下一家的情懷即可望達成相得益彰的會通，而造福全人類。
文明之間交流的前提，是彼此同情與敬重，這是世界幾大宗教與文化從根性上都不排斥的主張，更是孔孟兩千多年一以貫之的倫理原則。《宣言》認為，東西方及世界文化能否正面遇合，人類還須發展出一種大情感，以共同思索人類的整全問題。
這大情感中，應當包括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本身之敬重與同情，及對於
人類之苦難，有一真正的悲憫與惻怛之仁。由此大情感，我們可以想到人類之
一切民族文化，都是人之精神生命之表現，其中有人之血與淚，因而人類皆應以
孔子作春秋的存亡繼絕的精神，來求各民族文化之價值方面保存與發展，由此以
為各種文化互相並存，互相欣賞，而互相融合的天下一家之世界之准備。
《宣言》最後以撥雲見日般的樂觀預告：
此見天道轉圜，絲毫不爽。但是到了現在，東方與西方到了應當真正以
眼光平等互視對方的時後了。中國文化，現在雖表面亂一團，過去亦曾光芒萬丈。
西方文化現在雖精彩奪目，未來，亦可是一問題。這個時候，人類同應一通古今
之變，相信人性之心同理同的精神，來共同擔負人類的艱難，苦病，缺點，同過
失，然後才能開出人類的新路。
《宣言》幾位學人，流散台灣、香港和異國，身處寒風蕭瑟、花果飄零的困境。他們仍然深信，中國文化不僅不會歇絕，而且對中國與世界繼續擁有不可或缺乃至旋乾轉坤的意義，而以孤懸海外的明燈自勉，以繼承及弘揚中國學術文化為己任。《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是寄居海外的新儒家八年艱難思索、析離而出的思想結晶，背後則是數千年前賢往哲和近代仁人志士艱苦卓絕的奮鬥，以及現代中國與世界的空前危機與憂患。
1922年，伯特蘭·羅素曾預言，“中國至高無上的倫理品質中的一些價值，現代世界極為需要。假若中國人能自由地從我們西方吸收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壞因素對他們的影響，那麼中國人完全能夠從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中獲得一種有機的發展，並能結出一種把西方文明和中國文明的優點珠聯璧合的燦爛成果！”《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首先是幾位深懷文化使命的中國書生獻給祖國的不朽文本，也是對羅素預言的歷史性回應。
戰後亞洲先後出現日本和台灣、香港、新加坡、南韓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及其憲政社會探索，構成現代“儒家文化圈”，不僅影響了世界經濟格局，也改變了中華文化在世界的地位與評價。中國本土侮蔑孔子、厚誣前賢的荒唐行徑再也難以為繼，學界和民間開始出現自發的儒學復興態勢。2008年，台灣國立中央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與鵝湖學社共同主辦“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五十周年紀念國際研討會”。認為《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提出中國文化與哲學的基本核心觀念，對於研究中國文化與哲學之取向偏差以及錯判中國文化前途的時風，提出了嚴正的聲明；對嗣後中國文化與哲學的研究發展，有重要的匡正、啟導與領航作用。會議指出：
當人類社會走向全球化，天下一家之理想，初露端倪的今天。儒家之民胞物與、天下萬物同體的理念，將是人類社會走向和諧合作所必有的理想和動力根源。這份文獻的影響力，也日漸滲透到世界文化之中。於此時
舉行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除了虔敬緬懷提出宣言的先賢師長，更重要的是，因應世界一體化，中國哲學的義理價值，應如何發揮和發展，是我們當前的一個重大的學術與文化的挑戰。
在東方文化史上，還沒有出現過《宣言》這種超越民族、國家和歷史傳統的思想文本。《宣言》呈顯的憂患、謙和、以對方為重、以人類為尚的用心與善意，代表了中國文化的正聲，也是唐君毅文化理想具體而微的一次表述。
六、生命路徑，心靈橋樑
在主導世界歷史兩、三百年空前發展的同時，支撐西方文化精神的幾根支柱——上帝救贖、心靈自由、終極價值和世界均衡——漸始松弛。取而代之的是社會演變理論、實證功利主義、科學至上和個人中心。自黑格爾哲學體系於19世紀末解體之後，西方哲學家的傳統地位發生了變異。世界大戰、現代極權主義、核威懾和全球競爭使嚴肅、深刻的西方思想家陷入對人類危機與毀滅的憂思。道德的危機、精神的渙散、歷史的終結迅速演變成哲學的貶抑與意義的耗散，——上帝、人、思想本身被置疑。歐洲古典哲學的奠基者，被視為思想神殿裡的蠟塑，西方思想界再也沒有重建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爾那種通往終極價值和永恆觀念的哲學體系的樂觀和雄心。
遭逢犁庭掃穴式危機的現代中國哲人，卻在孤窘困厄中投身形上哲學與本體論的體系建構，他們無一例外都是現代儒者。梁漱溟《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可視為由文明意欲、文化與歷史哲學綜攝建構的中國現代哲學體系的濫觴。熊十力則孤懷獨往，出自對人間社會和文化危機的痛切反省，啟導了對佛教、西方哲學的批判性吸收，以“體用不二”的儒家理念恢復對生命對宇宙的根本意義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