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背後的心境與精神、氣像與情調，令唐氏着迷。——他們生於混沌鑿破未久的時代，洪荒太古的氣息還保留在心中。他們在天蒼蒼野茫茫的曠野裡，忽然靈光閃動，放射奇異的智慧火星，留下靈光吉羽的片言只字，真率厚重力引萬鈞，如黑夜電光在雲際閃動，隆隆之聲，震動寰宇，使人夢中驚醒如醍醐灌頂，仰望天際而肅然有所思。這些語言文字，曲折參差，似不遵照邏輯秩序，然雷隨電起，隆隆之聲，震動全宇，使人夢中驚醒，對天際而肅然，神為之凝，思為之深。 唐君毅的人格學問，極富宗教底色與道德熱忱。其上千萬文字，無不滲透強烈的救世熱忱。在同時代思想家中，呈顯着罕見的殉道者的悲慨。對學界蔑棄傳統的積弊和鄙薄前賢的輕狂，唐君毅滿懷曲終人散、花果飄零的悲涼。但他深知，那是世界文化危機和時代變異造成的歷史現像，並不能長久。儒家無條件地入世救人的傳統，引導唐君毅上下求索，激發他宵衣旰食，泛濫百家，以一介書生之力，為失去本心靈明的國人與世界，打造一葉新的精神方舟。
新文化運動時期，唐君毅與當時許多青年一樣，受到歐風美雨的洗禮，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疏離甚至反感，“今日青年目空古人之罪，吾皆嘗躬蹈之”。從少年到青年，他所服膺、崇敬者幾乎全在西方哲學與文化。從純理智的科學哲學到新實在論的潛在共相說，從康德、黑格爾層層升進的唯心論到郭爾凱戈爾的存在主義、雅斯貝爾斯的內在自我現像學、布拉德萊的辯證法、諾斯羅普的國際文化理想，“由此再來看中國先秦儒家宋明理學、佛學，才知先秦儒家宋明理學佛學，又有超過西方唯心論者之所在”，遂“從自己之成見中，逐漸殺出條血路來”，唐君毅終於在青年末期回歸中國道統。他由此對東西方哲學與文化中的理想主義和人文精神有了深入而持續的感通，在功利主義、自然哲學、邏輯實證、語言分析等各執一端，以拆散、解構、虛化人類存在與思維完整性的時代潮流中，沉心思索世界真諦和人類文明相契之道。
唐君毅矢志於復興中華文化、溝通東西方精神價值，既出自其醇厚的哲人天性，亦受歷史使命的催迫，是20世紀中國思想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典型。沒有人期待西方思想家道德高尚，賢明正直。西方思想家也從不以君子、聖賢自詡，精神與道德兩分，思想與人格無涉。但中國知識人尤其儒家學者若沒有
道德自我建立的自覺，僅以學問著述名世，即問心有愧，殊難稱為德慧正學。 唐君毅生於1909年，前四十年，世局動蕩軍閥割據，日本入侵，國共內戰，中國變亂未已。1949年唐氏臨不惑之年，忽值山河改，毅然割慈忍愛，三十年羈旅並終老海外。1978年2月1日，大陸報紙刊登為孔子誅少正卯辨污文章，唐君毅欣慰莫名，即囑將其著述寄贈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回饋母校培育之恩，翌日即溘然長逝。其人生如此單純、平易地落幕，非將全幅生命頂上去以捍衛、弘揚中華文化者，不可湊泊。1991年，唐門弟子組成《唐君毅全集》30卷編輯委員會，正體豎排三十卷，由台灣學生書局出版。二十五年後，《唐君毅全集》39卷由大陸九州出版社出版。六十年河東河西，世道變遷匪夷所思，唯唐君毅所堅信、預言並獻身的中華文化復興，似黃河九曲東入海，不改其軌轍與方向。
四、花果飄零，溯洄先聖
1949年9月28日，唐君毅撰文“紀念至聖先師孔子2500年”（翌年發表《孔子與人格世界》）：
今天是孔子誕生2500年紀念，同時是中國人民正在深受戰爭的痛苦，中國
的歷史文化已遭遇從古所未有之嚴重考驗的時期，亦是人類世界，正在加深其互
相猜忌，可能再來一次人類浩劫，使人類鄰於毀滅的時期。
唐君毅問道：我們在此時紀念孔子，我們應當如何的慚愧、反省與奮勉，才不辜負孔子的遺志？在唐君毅的四川同鄉吳虞在《新青年》喊出“打孔家店”三十年後，在來自德國的歷史理論和俄國的社會制度入主中國的空前變局中，唐君毅出於一種深廣的歷史文化意識與切身的時代感受，首度將孔子與蘇格拉底、釋迦牟尼、耶穌等相提並論。
唐君毅首先重申，聖哲為文化凝聚的像征和綿延繁榮之源泉的核心價值。斷言：一個民族對其聖哲失去信仰時，這個民族便開始瓦解。當人類對其他民族的聖哲不能互相尊重時，世界便由於精神的障礙，陷於戰亂，——人類無共同的先知，就會迷失他的道路。現代世界出現了大顛倒，欲以政治目標不僅統制世界財富，而且統制人類心靈，致使人類精神面臨最大威脅。唐君毅因此沉痛陳詞：數十年來，喪失了對孔子人格的尊敬，“是中國文化精神最大的墮落。”他徵諸歷史寫道，在思想上翻過博大精深之佛教的宋明儒者，才真切知道孔子之不可及。現代人真能翻過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康德、黑格爾之龐大體系，亦將重新認識孔子之不可及，進而能了解世界其他偉大人格世界。
唐君毅反復撰文、辨析、演講，認為孔子不僅是先秦諸子之首，而且早已與“中國文化生命一體同化”，孔子的思想、人格、事業已永久性融合於中華民族的文化與歷史生命中，塑造了“中國人”的內在精神形態、倫理道德風範、主要文化特性以及思維、表達、日常人倫習俗，“孔子的偉大與崇高，即是此民族文化生命的偉大與崇高；孔子的地位的形成，即民族文化生命的次第形成。”因此，侮辱孔子，無異侮辱中國一切崇敬孔子的歷史人物，也無異侮辱中國民族的文化生命。唐君毅由此斷定，反傳統主義者侮辱孔子的思潮，否定孔子的歷史地位， “只是中華民族文化生命大流中，一時歧出的思想逆流，必將流入斷港絕潢，而自歸於干涸”。
唐君毅不是先知，但他對孔子命運的維護和預言，已被時代證實，被無數批儒反孔的勢力、思潮、人物“流入斷港絕潢，而自歸於干涸”的巨大事實反證。唐氏認為，與西方和印度幾名宗教創立者和大哲學家相比，孔子的世界是一片生機漾溢、發育萬物、並行不悖的天地，可通於蘇格拉底的真理之途、釋迦牟尼的
慈悲世界、耶穌的博愛天國以及穆罕默德的宗教精誠之門。耶穌、釋迦牟尼、蘇格拉底超越了一切常人、學問家、事業家、天才、英雄、豪傑，他們體現著一種絕對忘我、無限而永恆的精神。但他們的超越精神卻可能導向某種偏至：上天入地，唯我獨尊；我就是道路、生命、真理；真主，除他外絕無應受崇拜的！唐君毅指出，宗教性超越，皆內在地引領、接受乃至審判世界，客觀上可能造成許多額外衝突與苦痛。而孔子不僅超越的涵蓋宇宙、世界、文化、人生，而且以贊天地化育之心，持載一切。孔子之大，大在極高明而歸博厚，以同情一切、肯定一切、成全一切，金聲玉振，而後大成。孔子體現一種大明始終、厚德載物、含弘光大的精神，堪稱圓滿。唐君毅按其道德人格類型的分辨認為，蘇格拉底、釋迦牟尼和耶穌都是超越型的聖賢，孔子是圓滿型的聖賢，展示了一種特殊的宗教精神：對歷史文化和偉大人格的崇拜；對人性善、人類理想和仁道以及大同世界的信念。孔子還召示著講信修睦的人間倫理，並行不悖的歷史文化觀念，預表了人類和平的大路。唐君毅從孔子圓滿型聖賢人格，看到了真實的中國文化前景：
中國人現時的處境，誠然極艱難，中國歷史文化之發展，在遭遇著波折，
但是中國歷史文化之大流，終是向着一定的方向。……人類中偉大聖哲的精神
，總是千古常新。我們的中國永遠是孔子的國家，馬克思永遠不能代替孔子在
中國民族深心的信仰。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失去對歷史的信心，保持國家民族
絕對獨立之願望，則中國終將賴其自身的力量與努力，貢獻世界以正義的維持、
人類和平之來臨與人類學術文化之進步。
近七十年過去，無論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持續1400年的宗教衝突，還是中國曾經甚囂塵上的歷史文化虛無主義；無論世界範圍內物質主義對人類精神的窒壓，還是中國社會禮崩樂壞的現實；無論全球環境惡化、生態危機，還是解構主體、渙散價值、消泯意義的現代、後現代主義，都可歸因於文明的失調，精神與道德的紊亂，人文與人格的淪喪。
1949年，唐君毅關於孔子人格世界的發現與預言，形同曠野的空谷足音，何等微茫、寂寥，不合時宜，卻獲得一聲遙遠的回應與共鳴。
唐君毅發表紀念孔子文章四十天後，1949年11月4日，德國思想家卡爾·雅斯貝爾斯發表《論歷史的起源與目的》，勾勒了一副古老而簇新的世界文明圖景：公元前500年前後，在印度恆河平原，中國泰山之側、黃河之濱，兩河流域和地中海沿岸，即北緯30度上下的廣袤時空，先後誕生了東西方文明主要奠基人和集大成者：希伯來先知阿摩司、以賽亞、耶利亞、波斯拜火教創立者瑣羅亞斯德、印度吠陀教高僧耶若婆佶、耆那教宗師大雄、佛陀釋迦牟尼、中國儒家學派宗師孔丘、道家學派始祖老聃、墨家學派奠基人墨瞿以及基督教啟示者耶穌。
雅斯貝爾斯目睹了20世紀的特殊劫難，越出他幾位著名德國同胞的視野：黑格爾關於世界歷史開始於東方而終結於西方的“歷史哲學”，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尼采的“超人哲學”，斯賓格勒用以取代“歷史托勒密體系”的“歷史哥白尼體系”，將東方和西方的古代文明進行了一次空前的綜攝，稱之為“軸心時代”。這是對“歐洲中心論”和“現代性狂妄”的歷史性超越，可以視為1492年哥倫布等西方航海探險家完成“地理大發現”後，西方思想家的“歷史文明大發現”
“軸心時代”是一次偉大的發現，超越時空的非凡聯想，人類整體文明的復活。兩千多年前被崇山峻嶺和汪洋大海區隔的古代聖哲們，他們當中每一位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