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等等。这些制度规定健全了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强化了党内监督，完善了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既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也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进一步提高科学治党的能力。科学治党，就是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我们党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必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新考验，只有科学谋划、协同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才能有效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始终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坚强领导核心。 进一步提高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能否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事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败。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着力提高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能力，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合理调整利益格局，通过利益关系的理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进一步提高解决民生问题的能力。人民群众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体力量。只有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有效解决民生问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通过发展民主政治、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管理等，更好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民主诉求和文化权益，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进一步提高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化，我国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明显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关联度越来越高，国际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就要求我们把提高应对国际风险能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紧密结合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来观察和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问题，既主动融入全球经济发展进程，又努力避免国际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实际出发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社会管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面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需要我们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准确认识我国社会管理现状，提升社会管理的系统性、权威性、本土性。
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先进文化，是科学技术的灵魂，能为科技进步和创新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扎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需要进一步从实际出发，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在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科学理念和科学思维，主要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追求真理、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等。马克思主义历来把科
学看作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学在历史上曾多次引导人类摆脱愚昧、迷信、教条的束缚，极大地推动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在科学技术的物质成就充分彰显的今天，科学精神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文化价值。在当代中国，以求是、创新等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精神日益深入人心，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已成社会风尚。对于社会管理问题的思考需要发扬以求是、创新等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精神，准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社会运行的具体状况及其需求，提出更为合理的方案和策略。应坚持正确的方向和思路，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既善于继承好的传统做法，又敢于突破不合时宜的体制性障碍；坚持尊重实践和创造，特别是认真总结和推广近些年来各地的成功做法和经验，推动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世界眼光，积极研究借鉴世界不同国家、地区进行社会管理的有益做法。
准确认识社会管理现状
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十分重要的管理活动。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我国的社会管理任务尤为艰巨。多年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为形成和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管理制度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实践。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大局稳定，社会形势总体良好。这说明我国社会管理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总体上是适应的。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面临新情况新问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法律政策等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逐渐出现的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我国较短时期内集中出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流动性、开放性大为增强，社会管理的难度在增加。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也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深刻地说明了在现阶段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提升社会管理的系统性、权威性和本土性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创新之路，提升社会管理的系统性、权威性和本土性，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提升系统性，协调各方力量。强调系统性，就是按照系统论的整体性、关联性、动态平衡性等原则，观察和处理社会管理中的问题和矛盾，对管理要素进行有效整合，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升社会管理的系统性，在宏观层面就是要把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将社会管理过程与加强社会管理主体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建设结合起来；在微观层面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处理各子系统管理与服务的关系，将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
注重权威性，有效应对社会风险。所谓权威性，是指社会管理者及其措施在相当程度上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形成社会凝聚力。现代社会比以往更多地依赖人造体系维持社会运行，如计算机、网络、电力等。这种依赖越深入，体系越发达，发生风险后的危害就越大。同时，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深刻变化，应对风险的难度大大增加。因此，需要在尊重多样化的同时，将多样化诉求纳入社会发展整体框架，树立和维护社会管理的权威性，高效组织动员各种力量化解危机，应对现代社会的风险与挑战。社会管理者应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通过
识别关键环节、调整机制、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等方式，有效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中的主要矛盾；认真研究不同利益群体的文化心态、价值取向，做好舆论引导，提升社会凝聚力。
强调本土性，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在社会管理的实践探索中，既不能照搬西方社会管理模式，也不能因循守旧，不敢创新。创新社会管理模式，需要适应我国国情，加强对本土经验的挖掘。在社会管理上，需要强调“文化自觉”。要充分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治理的合理内核，深刻理解我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以及国民心理特征等对于当前社会管理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提高社会管理系统性和权威性的一个重要资源给以考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文化软实力中的硬任务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富强，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要有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还要有文化等软实力。为了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需要完成几项重要的硬任务。
人文文化
这里所说的人文文化不是“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人文交流”，而是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人文学科，确切地说就是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简称文史哲。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史哲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优秀的文化遗产。文学作品，不仅能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能陶冶人们的心灵。《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以及历代古文、明清小说中的名篇名著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历史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古人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历来重视历史著述，现存历史著述非常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有《春秋》、《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我国历史上曾涌现出不少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不仅加深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也给人以智慧。
人文文化是文化的基础，人文素质与每个人和整个民族的文化修养和文明素质息息相关。因此，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加强人文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弘扬人文精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信仰文化
文化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信仰。没有信仰的文化，等于是没有灵魂的文化。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信仰，主要是儒家学说所提倡的“仁”。把这种信仰或基本价值理念再扩大一点，就是“三纲”和“五常”。对此要进行全面认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社会主义文化信仰或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实现共产主义，每个人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社会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向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邓小平同志也指出：“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党的十七届六
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其实质和目的就是要强化信仰文化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道德文化
道德是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以善恶为基本评价标准，是协调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我国是文明礼仪之邦，重道德、知荣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社会主义荣辱观直接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现阶段，应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牢固树立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针对当前出现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问题，道德文化建设应牢牢抓住职业道德建设，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
与道德文化紧密相联的是廉政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廉政文化是道德文化在公职人员中的运用和体现。道德文化针对的是全社会所有成员，而廉政文化只是针对公职人员。廉政文化要求公职人员必须划清公与私的界限，清正廉洁，一心为公，不能假公济私，以权谋私。权力本身不是腐败，但权力能够滋生和诱发腐败，对权力的滥用，以权谋私则是腐败。针对新形势下的腐败问题，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放在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中来谋划和推进，使之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文化的形成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非一朝一夕能大功告成，需要做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
文化安全
任何一个国家不仅存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国防安全问题，还有文化安全问题。冷战结束以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我国的文化安全受到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是文化扩张主义。随着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经营了几百年的殖民主义体系彻底崩溃，但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立场并未改变，他们大肆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扩张、文化入侵和文化渗透。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蜂拥而至。对西方学术思想，要辩证对待，优秀的批判吸收，不好的抵制化解。另一方面是文化霸权主义。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它依仗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和高科技成果，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推行霸权主义的同时，竭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宣扬新自由主义和民主、自由、人权的所谓普世价值观，以及反映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冲突论”。
在文化扩张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下，一些人盲目崇洋，更有甚者歪曲事实，竭力美化新老殖民主义者。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和“西化论”，是丧失民族尊严和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畸形文化形态，是一种“瘫塌了民族脊梁的疲软文化”。我们必须坚守“文化主权”，高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旗帜，抵制文化扩张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切实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关键是要靠文化建设。新形势下，我们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此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创新城市实有人口服务管理模式（探索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不断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对城市实有人口管理的要求随之不断提高。保持30多年高速发展的广东省深圳市，在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奇迹的同时，在城市管理特别是实有人口管理方面面临着问题先发、矛盾凸显的复杂局面。为此，深圳坚持以人为本，以共建促共享，不断加强和创新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初步探索出一条快速城镇化条件下的实有人口管理之路。
快速城镇化使传统人口管理模式的缺陷日益凸显
城镇化是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过程，突出表现为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尤以人口集聚为显著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迅猛发展，到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比超过50%，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而产生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市待业大军大规模跨区域转移，对传统人口管理模式造成明显冲击。
传统人口管理模式在快速城镇化条件下的缺陷具体表现为“三分离一狭窄”。所谓“三分离”，一是人口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分离。传统人口管理模式主要采用静态管理方式，把人口“拴”在土地上，人户高度合一。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流动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前提，人口流动户籍却不能随之流动，造成人户分离，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二是人口管理与服务分离。传统人口管理模式缺乏服务内容，呈现人口管理与服务相分离的状态。三是财富创造与分享分离。户籍制度是传统人口管理模式的基本制度，由于三大差别的存在，户籍制度上附带着较大的福利差异。流动就业人口为居住地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但由于不具有本地城镇户籍，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分享城镇发展成果。所谓“一狭窄”，是指入户通道狭窄。长期以来，乡村人口、流动人口入户城镇主要有三个通道：学历通道，军旅通道，随迁通道。这三个通道都不是常态化通道，特别是与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相比，入户总人数很少，通道狭窄。
创新人口服务管理模式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以其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显著的体制机制优势，吸引了大量城乡富余劳动力，由此带来实有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户籍与非户籍人口严重倒挂。目前，深圳实有人口总量达1400万人，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的结构比为5∶1。大规模流动人口聚集，使得传统人口管理模式“三分离一狭窄”的缺陷日益凸显，深圳实有人口管理面临一系列困境。
公共服务需求迅速膨胀与有限供给的困境。一方面人口快速流入，规模激增，公共服务需求呈迅速扩张之势；另一方面，人口快速膨胀使深圳土地、环境、水、能源等资源短缺问题明显暴露，城市承载力达到极限，公共资源不足，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限，而且还存在“公共服务陷阱”，就是公共服务投入越大、水平越高，引致的需求越大、缺口越大，市民尤其是外来人口越不满意。在这方面，深圳一直努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努力缩小户籍与非户籍的差别。目前，在36个方面做到了“同城人、同待遇”。但是，受公共资源瓶颈制约，深圳在住房保障等一些方面仍然不能实现均等化，保障性住房仍然只能覆盖到户籍困难群体和非户籍人才群体，还有1000多万外来人口居住在出租屋，他们在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困难。
人口管理与服务的困境。1000多万外来人口聚集的事实带来巨大的人口管理难题。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那么连基本的社会秩序也很难维持，更不用说保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了。很明显，新形势下传统管理手段已不可行、不适用。深圳最早推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最早实现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如果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