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视角寻求扩大消费，基础在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打好劳动年龄人口消费率提升的基础。201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4.5%，已达峰值；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为10.03亿，也接近峰值。当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处于峰值后期、绝对数量处于峰值前期，提高这一人口组群的劳动工资率，对扩大消费具有权重大、见效快的效应。特别是考虑到长期以来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欠账较多，工资率提升的空间很大。然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绝对数量峰值的到来和即将到来，也意味着其对消费的长期拉动作用将逐步减弱。哪个年龄组群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在增强呢？老年人口组群。预测表明，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和绝对数量将由2010年的8.9%、1.19亿上升到2015年的10.1%、1.39亿，2020年的12.5%、1.74亿，2030年的17.4%、2.38亿，2040年的24.5%、3.19亿，2050年的27.1%、3.23亿。要想发挥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对扩大消费的积极作用，就要将老龄化积累起来的消费潜能挖掘出来、释放出来。一应稳步提高老年收入，起码要守住退休金与物价上涨同步这条底线；二应扩大老年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覆盖面，提升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准；三应大力发展老年公寓、托老所等，满足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照护、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发挥老龄产业对消费的拉动作用。
消费主导与人口就业结构
2010年，占城镇家庭20%的低收入户人均消费6416元，占60%的中收入户人均消费12799元，占20%的高收入户人均消费26381元。可以看出，中收入户人均消费为低收入户的2.0倍，高收入户为中收入户的2.1倍。在农村，低、中、高收入户之间的消费差距还要更大一些。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同步，除了同人口城乡结构、年龄结构密切相关，还受到就业结构的影响，是不同行业劳动者工资差距扩大的结果。如果以1978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1，那么，最低的农、林、牧、渔、水利业平均工资为0.79，次低的教育、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为0.89，最高的地质普查和勘探业为1.32，次高的建筑业为1.16，最高为最低的1.67倍，为次低的1.48倍。到2010年，仍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则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仅为0.46，次低的住宿和餐饮业为0.64，最高的金融业为1.92，次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1.76，最高为最低的4.2倍，为次低的3.0倍。最高与最低工资相比，由改革开放前高出67%扩大到目前的高出3.2倍。行业之间不断扩大的工资差距通过长期落后的就业结构发生作用，是消费需求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35∶29∶36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严重落后于按产值计算的10∶46∶44的三次产业结构，扩大消费应推进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就业转移，同时调整第二、第三产业内部就业结构。1978年建筑业工资水平排在各行业第二高位，2010年则降到倒数第三位，就业人员占比却高达9.7%；金融保险业工资由原来略低于平均水平上升到最高，就业人员占比却不足万分之一。这种工资越高就业占比越低的金字塔型收入和就业结构，给启动消费和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带来很大困难。国际经验表明，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和就业结构更适合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更能体现社会公平，是人口就业结构调整应当努力的方向。
调查与思考：加强社区治理 助推社会建设
加强社会建设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近年来，深圳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决策部署，争当社会建设排头兵，把加强社会建设作为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之一，创新理念思路和体制机制，加强社区治理，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之路。
积极适应社会建设的新要求
社区是社会现代化、居住城市化的产物。如何通过加强社区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是一个重大课题。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沿，深圳市是最早遇到现代社区治理问题的城市之一。回应实践要求，深圳市紧紧抓住社区治理这一关键环节推动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发展转型。
加强社区治理是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客观要求。社区是居民的家园，是各种社会群体的聚集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织处、各种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各种社会资源的承载体。深圳市人口规模大、流动人口多，社会建设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只有把社会管理重心下移到社区，贴近群众、体察民情，发现不足、解决问题，瞄准需求、完善服务，实现社会建设由政府规划导向转为群众需求导向、由行政治理导向转为社会协同导向，才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更好地体现公平、促进和谐。
加强社区治理是实现城市管理科学化的客观要求。社区连接着城市和居民，是城市的基本单元。加强社区治理，不仅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城市社会关系，而且可以为居民提供文明、舒适、开放的居住空间。目前，深圳市已经成为一座实际管理人口超千万的特大型城市，但城市化的质量还不高，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进一步提升城市化水平，必须坚持城市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人性化，从加强社区治理入手，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岭南意蕴、深圳气质的现代化和谐社区，把深圳市真正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
加强社区治理是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客观要求。深圳市人均纯收入位居国内大中城市前列，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相当，人民群众生活正由小康向比较富足的现代生活迈进，对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的需求显著增强。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和新需求，需要加强社区治理，把更大精力和更多资源投入到社区，切实解决社区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努力建设让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幸福城市。
着力创新社区治理模式
近年来，深圳市在社会建设中坚持重心下移，高度重视加强社区治理，搭建社区治理综合信息平台，构建以社区党建为龙头、社区服务为核心、社区管理为保障、社区自治为方向的社区治理综合体系，初步形成了综合性、智慧型、立体式的社区治理模式。
搭建社区治理综合信息平台。充分利用现有网络体系，打造包括“三库、两系统、一网站”的社区治理综合信息平台。“三库”，就是覆盖人口、法人、城域空间的三大公共基础信息资源库；“两系统”，就是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综合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和社区综合信息采集系统；“一网站”，就是社区家园网站。通过这个信息平台，实现了政府服务居民的信息资源和服务资源的网络化，构建了“面上巡、多层控、重点防、主动侦、适时引”的网上综合防控体系，做到了社会管理和服务数据一次采集、资源多方共享、问题联动解决。
构建社区治理综合体系。这个综合体系就是以社区党建为龙头、社区服务为核心、社区管理为保障、社区自治为方向的社区治理综合体系。一是社区党建。大力开展“五进社区”活动，建立社区党代表工作室，组织党员干部“一对一”挂点社区，发动党员在居住的社区亮身份、树形象、起作用。目前，全市已组建社区综合党委308个、综合党总支166个，占全市637个社区的74.4%。力争今年内实现社区100%有综合党委或党总支，切实做到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就有党的声音，哪里的党员和群众就能感受到党的温暖。二是社区服务。探索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民间运作的社区服务体系，创建“党群＋社工”、“社工＋义工”联动服务模式，不断提升社区服务的专业化水平。2011年全市已建成101家社区综合服务中
心，为居民提供养老、育儿、助残、亲子、婚姻家庭、社区教育、心理疏导、文体娱乐、辅导培训等服务。三是社区管理。进一步厘清街道（社区）管理和政府部门管理的关系，强化街道（社区）和驻社区单位的社会建设职责，整合党委、政府服务社区的各种管理资源，探索物业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努力实现资源共有、信息共享、责任明确、工作联动。四是社区自治。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自治，全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直选率从2002年的1.7%提高到2012年的99.87%；不断加大基层民主建设力度，实行居民议事会制度，引导居委会、业委会和老年协会、各类社团等社区自治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充分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娱乐的作用。
总体来看，深圳市探索出的综合性、智慧型、立体式的社区治理模式对加强社区治理、推动社会建设具有开创性意义。一是从理论上正确把握了社区治理和社会建设的内在关系。社区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建设必须首先关注的重点，没有社区的有效治理，社会建设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失去了整体发展的基础。二是从体制机制上理顺了党委、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权责关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了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政府只“掌舵”、不“划桨”，只提供组织保障和政策引导、资金支持，不直接干预社区内部事务。三是在实践中找到了一条寓管理于服务、以服务促管理的社区治理新路。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打破条块分割，整合各类资源，建立信息化、数字化、智慧化的社会治理模式，既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了社会建设方式方法创新；又突出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理念，实现了社区治理从管控到服务的转变。
注重理顺几个重要关系
社会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圳市在实践探索中深刻认识到，加强社区治理、推进社会建设，须注重理顺几个重要关系。
社会建设与社区治理的关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国家长治久安。社区治理是社会建设的微观基础，加强社区治理是推动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把社区治理纳入社会建设目标，依托社区治理推动社会建设，有利于形成良性互动的新型社会关系，实现社会整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增加投入与创新体制的关系。推进社会建设，需要不断加大对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推动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和社会资本向基层社区倾斜，特别是重点投向基础条件薄弱的老旧社区和城郊社区，努力改变区域发展不均衡和公共服务设施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但应当看到，当前社区治理和社会建设滞后也有体制机制的制约。因此，推进社会建设，需要加大社会体制改革力度，坚持不懈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确保各种投入的合理有效。
政府负责与社会协同的关系。推进社会建设，政府必须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在社区治理和社会建设中，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应当也不可能包办一切，而应充分发挥各类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民的作用，积极引导支持其参与社区治理，实现社区治理和社会建设主体的多元化、形式的多样化、投入的多渠道。当前，应进一步转变观念，着力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厘清政府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在新形势下加强社会建设，必须重视顶层设计。搞好顶层设计，可以更好地把握政策导向、协调各方资源，推动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有机结合、保障社会公正与维护社会稳定有机结合。但仅有顶层设计是不够的，还应当积极鼓励和支持基层社区和人民群众进行探索和创新，并及时总结推广好的做法和成功经验。
现实社会建设与虚拟社会管理的关系。当前，群众呼声、民生诉求、舆情动态等通过网络大量涌现出来，虚拟社会日益成为社会建设管理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因此，在推进社会建设过程中，应当创新虚拟社会服务管理，把网络管理防控和网络民生服务结合起来，妥善解决群众的民生诉求，加强对网络媒体的正面引导，加快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的有效对接，推动网络虚拟社会健康发展。
我国收入差距正迎来缩小的拐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曾提出，一国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呈倒U型关系，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不平等状况会逐渐加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这一关系，也被称为“库兹涅茨曲线”。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实践应验了“库兹涅茨曲线”的前半部分，即经济发展带来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那么，如何判断目前我国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综合来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随着中央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举措的不断推出，我国正迎来收入差距变化的转折点，但这一转折还很不稳定，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和政策支持。
收入差距缩小的拐点或已来临
一国的收入差距主要决定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城乡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的人口比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缩小，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城镇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都会带动库兹涅茨拐点的出现。当前，迹象显示我国收入差距缩小的拐点或已来临。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据有关研究，我国收入差距约50%来自城乡之间的差距，城乡差距的走向对整体收入差距的变动起着决定性作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比最近两年持续下降，从2009年的3.33下降到2010年的3.23，进一步下降到2011年的3.13。城乡收入比下降的背后，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连续两年超过两位数：2010年为10.9%，这是近年来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速度首次超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2011年为11.4%，显著地快于城镇居民收入8.4%左右的增长。
城乡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群体。在社会各界收入普遍增长的动态条件下，只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群体，社会收入差距才有可能缩小。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全国城镇居民五等分收入组的收入增长出现差异性的变化，2010年城镇居民低、较低、中、较高和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2005年增长89.3%、89.3%、87.4%、84%和79.7%。城镇低收入组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组，意味着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在缩小。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也出现同样的趋势。2010年农村居民按低、中低、中等、中高和高收入户分组的人均纯收入分别比2009年增长20.69%、16.43%、15.98%、15.04%和14.05%。今后一个时期，虽然高低收入人群之间收入的绝对差距还可能拉大，但只要相对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继续保持，整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就将得到改善。
城镇化率超过50%。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始终大于城镇。这样，人口从收入差距较大的农村向差距较小的城镇迁移，就起到了减缓收入差距拉大的作用。未来，在持续的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地区收入差距缩小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社会整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望缩小。
收入差距拐点出现的原因
人口转型和刘易斯拐点来临，劳动者工资迅速上涨。近几年，劳动者工资上涨幅度较大，这是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从供大于求到供不应求的转折点）出现的必然结果。由于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速，
劳动人口比重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2011年15岁—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4.4%，比上年降低0.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依然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对劳动力的需求非常旺盛。一旦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劳动力的供给，劳动力的“价格”——工资自然会上涨。2004年沿海省份开始出现“用工荒”，现在已经扩展到内地省份。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企业采取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待遇的手段以招聘到合适的工人。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意味着劳动者工资开始脱离“生存工资”水平，并持续保持上升态势。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13708元，比2005年增长75.8%；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2431元，比2005年增长1.1倍。在城乡居民工资都大幅上涨的同时，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趋于缩小。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不同学历劳动者之间的工资收入比稳中有降。根据2009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我国粗文盲率下降到5.91%，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2.4年。教育的普及对教育收益率（每多受一年教育带来的收入增长率）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取向的改革，使人力资本的市场价值得以实现，居民的教育收益率从较低水平提高到10%左右，这也是不同受教育水平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随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高学历劳动者不再稀缺，教育收益率逐渐稳定，不同学历劳动者的工资比不再上升，近年来甚至出现工资趋同的现象，不同学历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随着我国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和教育公平得到保障，教育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积极效应将进一步显现。
惠农政策持续加力，农民增收能力不断提高。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聚焦“三农”问题，着力促进农村改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发展水平的提升，2007年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出现明显上涨趋势。农产品价格走高固然会推动社会总体价格水平上涨，但也意味着农民收入提高。长期以来，我国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之间存在价格剪刀差，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农产品价格恢复到合理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工业反哺农业的具体形式。同时，农业生产率逐年提高。以粮食为例，2010年粮食单产较2005年提高7.1%，因单产提高带来的粮食增产约3450万吨，占粮食增产总量的55%左右。随着农业科技投入的增加和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未来农民收入提高的前景将更加广阔。
收入再分配政策不断完善，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政策效应开始显现。随着收入分配问题重要性的日益上升，中央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一系列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相继出台。近年来，各地不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城乡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逐步完善，覆盖面迅速扩大；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持续提高；教育领域加大了对来自中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补贴，各级教育累计每年补贴支出数百亿元。低收入群体从这些政策中受益良多，居民家庭转移性收入在“十一五”期间保持了10%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
进一步巩固收入差距缩小趋势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目前我国正迎来收入差距缩小的拐点，但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为了巩固收入差距缩小趋势，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继续努力。
进一步深化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低收入群体创造更多机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居民收入更多地依赖个体在市场上的表现。当前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变化和产业转型会给社会个体带来大量机会，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能够确保个体获得相对平等的机会。如果低收入群体能平等地获得向高收入职业和产业转移的机会，那么，由职业和行业特征所带来的收入差距会缩小。然而，目前石油、电力、金融等行业还处于垄断地位，市场配置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