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实施人口管理，必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冲突。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一直在探索解决人口管理与服务难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深圳曾经探索实行暂住证管理，把暂住证作为“深圳人”的身份识别和管理载体，拥有深圳暂住证某种意义上就成了深圳人。但暂住证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强制的人口管理手段，几乎没有服务内容，而且暂住证信息容量小，服务短缺，支撑乏力，不能解决“三分离一狭窄”问题，因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人口管理边界的困境。如果以户籍人口作为人口管理边界，则管理范围太小，不能满足深圳以外来人口为主、人口快速流动的实际需要，也不符合建设和谐深圳的要求，甚至不能维持基本的社会稳定；而资源不足和户籍制度刚性，决定了短时期内不可能大规模扩大户籍人口。如果扩大人口管理边界，势必要突破现行户籍制度，那么新的管理边界与户籍制度如何衔接？此外还存在诸多技术问题，如扩大到什么范围、以什么为具体抓手和操作平台等。经过多年实践和探索，本世纪初，深圳在取消暂住证后，创造性地实行居住证管理，在居住证中捆绑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内容。应该说，居住证在强化服务理念等方面有巨大进步，但目前居住证也有服务内容较少、信息不畅等缺陷，还不能完全实现居住证与户籍之间的对接。
深圳面临的这些人口管理和服务困境表明，人口管理问题仍然是深圳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瓶颈，创新人口服务管理模式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通过制度创新探索完善实有人口服务管理
目前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城镇人口会越来越多，城镇人口管理问题也将越来越突出。通过制度创新探索完善实有人口服务管理，是我国大中城市必须面对的共同课题。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区，深圳尤需深化改革、不断创新，努力提高城市实有人口服务管理水平。
完善居住证制度平台。从深圳的实际来看，居住证是在现有户籍制度框架下最能体现现代人口管理理念的制度平台。居住证制度的核心就是突出居住概念和服务理念，对持有长期居住证的人员赋予其“居住”身份，可以享受户籍制度所对应的社保、子女教育等一系列服务。深圳近7年来推行的居住证制度受到了中央的高度肯定，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接受和高度认同。今后，深圳将继续参照以实际居留作为入户要件的国际通行惯例，以缩短居住年限标准为重点完善居住证制度，把居住证制度精心打造成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衔接平台，为根本解决人户分离问题进行积极探索。拓展居住证在商业、金融、就医就学、出境入境等领域的服务功能，将个人就业、社保、信用等信息纳入居住证管理，尽快实现“一卡多能、一卡通用”，增加居住证持有人的查阅功能，让其了解可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内容。
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平台。户籍和非户籍最大的差别在于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差别待遇。在现行户籍制度存在刚性、户籍人口不可能大规模扩张的情况下，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均等化的根本含义，就是要缩小户籍和非户籍的差别待遇。今后，深圳将以实有人口作为配置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边界，实现实有人口全覆盖，进一步加大投入、明确标准，适度超前推进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优质高效地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2012年，深圳要在已经实行的36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上，新增8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项目。如，实行全民医保，将外来人口及其子女纳入医保范围；实行全民社保，无论身份和工作性质，应保尽保；出台“失业动态归零”方案，开展公益性就业介绍培训等；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体实有人口，普惠所有居民。
完善积分入户制度平台。户籍仍是现阶段人口管理的基本制度。多年来，深圳不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2010年9月以来推行了积分入户制度。积分入户制度的设计思路是，克服入户通道狭窄的制度缺陷，
在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构建一个不断扩大的常态化通道，流动人口可以通过积分入户成为户籍人口，实现人口有序流动。对于目前已经符合积分入户条件的人员，即刻准予入户；对于目前暂不符合条件的人员，通过明确的政策引导，使他们形成合理、明确的入户预期，这样有利于外来人口在深圳长期稳定就业和守法生活，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今后，深圳将进一步加大积分入户政策实施力度。在积分入户政策实施过程中，引入公益服务、诚信记录和荣誉奖励机制。外来务工人员入户评价机制从原来的“条件制”、“门槛制”变为“综合评价制”，建立统一的人才引进平台和综合评价机制。大幅增加居住条件的含金量，大幅提高居住年限分值。
构建高效人口管理平台。在强化服务理念的同时，创新人口管理模式，实现高效人口管理。实行“以证管人”，以居住证为核心构建全覆盖、高效率的人口管理平台，凡具有人口管理服务职能的部门和实有人口登记、变更的全部信息，都将纳入居住证系统。实行“以房管人”，完善出租屋管理，实施房屋“身份管理”，推进房屋编码全覆盖。实行信息化人口管理，通过建设“三库两系统一网站”，将政府服务居民的信息资源和管理资源编织在网络和网格上，打造覆盖市、区、街道、社区的综合信息平台，实现对人口、企业、地理空间信息的动态跟踪和各部门信息资源的联通共享。以社区为平台，在社区层面编织社区公共服务民心网，整合各部门在基层的服务管理资源，实现实有人口服务管理纵向到底。
以改革创新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以加快改革创新为强大动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8%以下，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实际上，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目前仍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我们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跳出单纯技术性分析的窠臼，以改革创新破解经济发展中的难题，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添新动力。
一个预料之中的增长速度
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8%，这是一个预料之中的增长速度。这么说的原因在于：第一，世界经济不仅没有从国际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而且形势更加严峻复杂，还看不到走出本轮周期的迹象。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一个国家要独善其身是不太现实的。7.8%的增长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高的速度。第二，由于居民消费存在诸多后顾之忧，如住房、社保、医疗、上学、就业、通货膨胀问题等，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第三，在外需和国内消费需求乏力的情况下，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而目前又处在4万亿元经济刺激效应的尾声阶段。第四，“十二五”规划纲要主动地把经济增长速度调整为7.5%，表明这个期间的主要任务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7.8%的增长速度符合预期目标。所以说，7.8%的经济增长速度在预料之中，具有合理性。
科学判断当前经济形势需要转换思维方式
如何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如何实现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这需要转换思维方式，从更深层次上认识问题，其中尤须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经济的“自然增长率”问题。
经济的“自然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在发展的一定阶段，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组织水平和制度环境下，不受紧缩政策或扩张政策等外来因素的干扰，本身固有的增长率。这样的增长率是与既定条件相协调的，是既定条件下的一种均衡。改变自然增长率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或组织变革。美国
经济学家罗斯托把经济增长分为起飞前的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起飞后持续增长阶段，强调实现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围绕新技术建立新的、充满活力的管理组织，需要新的工人，需要新的融资和销售方式。这些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
我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这是我国经济的起飞阶段。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的起飞创造了条件，它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闭僵化的体制，让我们得以了解外面的世界，沿着世界产业发展轨迹前进。后发优势使我们可以跟随世界产业发展的潮流，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迅速发展起来。此外，发展之初GDP盘子小，容易提高增长率。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可以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快速发展阶段。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与发达国家大体相当的产业布局，但我们的产业技术层次偏低。当产业空间相对饱和的时候，进一步发展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业层次、开拓新的市场来实现，而不能靠“膨大剂”扩张原来的产业。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反倒是不正常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低得多，但增长的绝对数和质量并不低。
曾经的高速度使我们陷入“速度情结”，容易诱发拔苗助长式的政策，错失调整结构的良机，产生很多负面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准确认识和把握现阶段我国经济的特点及其自然增长率。
第二，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增长？
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跃上新水平，要求我们弄清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增长。真正的经济增长是靠创新、有产业支持的实体经济的增长，是有质量、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是为社会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靠“膨大剂”催大的经济增长。
很多经济学经典成果把创新与经济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例如，熊彼特认为创新催生新的产业，新的产业引领经济发展。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大约从1783年到1842年是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这是第一个长波；第二个长波是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的蒸汽机和钢铁时代；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时代。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对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进行了长期、细致的统计学意义上的考察，并在《长期运动》一书中作了与熊彼特几乎一致的论述，“在许多工业中，在某个时期，基本的技术条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发生时，一个时代就开始了。”他举例说，18世纪80年代英国的棉纺织业和生铁生产，19世纪美国的钢的生产，19世纪80年代的制钢工业，19世纪20年代的炼铁（比利时），19世纪60年代的石油和19世纪70年代的铅（美国），在这些案例中可以观察到一个革命性发明和发现被用于工业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就成为新阶段经济增长的引擎。熊彼特和库兹涅茨依据丰富的经济史实告诉人们，正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催生了一个或一群新兴产业，继而带动了经济一个时期的发展，这就是真正的经济增长。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世界性的经济发展来源于信息产业和网络经济。我们应当追求真正的经济增长，真正的经济增长来源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宏观层面只是为其创造好的环境。
第三，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下行？
既然当前的经济下行是符合“自然增长率”的，也就是符合经济规律的，那么就可以认为，经济下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当前的经济下行起码有如下的积极意义：一是可以强制性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是企业对各种约束条件变化的反应，是对市场压力的反应。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萝卜好卖不洗泥”，企业没有创新、调结构、转方式的压力。马克思所指出的固定资本的更新是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契机，讲的正是这个意思。二是可以促进兼并重组。借助于市场机制的兼并重组甚至破产，可以把有限的资源分配到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淘汰不能有效使用资源
的产业和企业。这正是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奥秘所在。我们应抓住经济下行的时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和改革
宏观经济政策是短期的经济调控措施。从长期看，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要转变思考问题的角度，真正认识到唯有创新和改革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通过创新，寻找新的引领经济增长的产业兴奋点。世界经济之所以迟迟没有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原因可能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还没有出现新的引领经济增长的产业兴奋点。历史证明，要在经济起飞后保持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进行反减速的斗争，也就是要在旧的主导产业出现减速时引入新的生产函数，形成新的产业兴奋点，其实质就是创新。创新不同于发明，创新的归宿是成为产业发展的动力。创新不是号召出来的，而是来源于体制的激励。市场经济下的创新具有强制性，因为创新对于企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或企业家。研究发现，创新的最关键因素可能并不是人力资本，而是市场机制。正是市场经济促进了技术进步，进而把技术进步变成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支持了教育的普及。市场机制不仅提供了创新活动所需要的激励，而且刺激了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本投资。
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创新成为经济主体的自觉行为。既然创新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制度性激励，既然市场经济使创新成为一种常态，那么为了创新，我们就必须继续推进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造就企业家并把企业家的精力引导到创新而不是寻租上去。如果企业家们的财富来源于创新，他们就会成为时代的楷模，社会就会涌现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和创新者。如果企业家通过体制和政策方面的漏洞寻租获得财富，那就不仅不会促进社会进步，而且会贻害社会。减少审批可以减少寻租，因为审批是让审批者去判断市场机会，而市场经济是放手让企业家去判断。稳定的政策有利于创新，因为稳定的政策可以使企业家形成长远预期，产生长期行为。此外，有必要倡导冒险精神，因为任何创新一开始总是表现为与传统的不一致。
减税的效果好于扩张性政策。市场经济下应对危机的历史证明，减税的效果好于扩张性政策。在历史上，长期实行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的结果多会发生滞胀，典型案例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英、美等国的滞胀，还有上世纪80年代发生在日本的滞胀。这次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一个基本原因也在于此。因为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产能过剩，而扩张性政策只是表面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实则是靠“膨大剂”扩张原来的产业，必然造成进一步的产能过剩。而且扩张性政策的投资主体主要是政府，容易出现短期行为和政绩工程。实行减税则可以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让老百姓敢于消费，让企业有资金创新发展。只有消费拉动的投资，才会成为高质量的投资。通过企业创新和老百姓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正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热点研究：消费主导型经济与人口结构调整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抓手。这就要求着力扩大消费需求，努力形成消费主导型经济。实现经济增长向消费主导型转变，需要关注作为消费主体的人口的变动，尤其需要关注人口结构包括人口城乡结构、年龄结构、就业结构等的调整。
消费主导与人口城乡结构
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扭转多年来消费占比震荡下行走势，需要大力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消费水平由收入水平决定，并受到社会保障发展程度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平均增长7%以上，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实现制度全覆盖、扩大城镇养老保险、城乡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提高3个百分点等发展指标。同时应注意到，要使扩大消费需求真正成为扩大内需战略的重点，形成消费主导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除了要保证这些约束性指标如期达到，也应高度重视合理调整人口城乡结构和适当加快人口城镇化步伐。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呈扩大趋势：从1978年到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6倍扩大到3.2倍，消费差距由2.9倍扩大到3.6倍。这意味着，把1名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就会使消费扩大3.6倍。考虑到变农民为市民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及其在低保、养老、工伤、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的需求，人口城镇化对最终消费的拉动作用还要大得多。因此，人口城镇化的推进直接带来消费的扩大，适当加快人口城镇化步伐是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的有力推进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1年的51.3%，人口城镇化驶入快车道，这是合乎规律的。其一，这是工业化快速推进的结果。城镇化是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即第一产业占比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的产物。1978—2010年，第一产业占比由28.2%下降到10.1%，降低18.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由47.9%变动为46.8%，微降1.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由23.9%攀升到43.1%，上升19.2个百分点，呈稳步上升态势。其二，这是城镇化补偿性发展的结果。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可粗略地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为快速推进时期，城镇化率由1949年的10.6%提高到1960年的19.7%，年平均提高0.8个百分点；20世纪6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为徘徊停滞时期，1978年的城镇化率比1960年还低1.8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为快速推进时期，年平均提高1.0个百分点，是城镇化经历长期停滞之后的补偿性发展。按照人口城镇化S曲线理论，城镇化第一阶段为S曲线底部，城镇化率在25%以下，推进速度缓慢；第二阶段为S曲线中部，城镇化率在25%至65%之间，呈加速上升态势；第三阶段为S曲线顶部，城镇化率在65%以上，显示出强弩之末的特征。当前我国约51%的城镇化率处于S曲线中部挺起上升阶段。如果用国际公认的统计模型来衡量，在目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到10∶46∶44、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动到35∶29∶36的情况下，人口城乡结构应当在60∶40上下，比实际人口城乡结构51∶49要高出一大截，适当加快城镇化进程还有很大空间。只是应当注意，适当加快不等于越快越好，应把握好速度和节奏。
消费主导与人口年龄结构
人是消费的主体，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不仅同人口数量变动直接相联，而且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息息相关。人口学粗略地将总体人口划分为0—14岁少年、15—59或64岁成年、60或65岁以上老年三个部分，年龄结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不可忽视。由于传统文化影响，加上提倡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被视为掌上明珠，少年组群消费系数（消费与收入之比）偏高；老年组群收入偏低且储蓄率也低，消费系数比较高，其原因主要是生存需要特别是老年医疗费用占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