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川治所是在一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确立的，治所确立后随之而建成的古城，是封建时代一个治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实力程度的标志和象征。古城的建筑规模、格调、布局与当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条件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随着这种客观条件发展而形成的建筑物格调和布局形式，其文化内涵的深刻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1) 民居建筑和古城布局
剑川自古以木雕、石雕技艺的精湛而著称于世，唐代后，剑川木石工精湛的技艺遍及云南和东南亚各国。尤其明、清两代，一大批剑川籍木工、石工曾多次应诏入宫，博采中原各地建筑技艺风格，返回剑川后，将这些技巧运用于古城各方面的实际建筑中，这种古老的建筑风格工艺技巧随处可见，如寺庙建筑中的亭台楼阁、殿堂坊榭，其建筑形式既有浓厚的地方民族色彩，又饱含中原结构技巧。规模宏大的殿堂肥梁硕柱，庄重典雅，或脊顶悬山，或九顶重檐，或斗拱承重，或斗拱装饰格外精巧，自成地方体系，别具一格。民居则多为小巧玲珑，布局严谨，四合五天井，三坊一照壁，平房带闷楼，前铺后杂院，均因地臸宜，各有千秋。门楼于明代多采用厚实庄重的承重斗拱，清代重精细雕凿，民国而后由砖木混合，均翘檐飞角，一高二底。木雕装饰有花鸟山水，林石走兽，神话传说，其构图虚实相间，刀法细腻自然，把京广苏杭的精细刀法融汇于白族
民间风格的布局之中，加上做工雕凿认真，榫铆严密，充分显示出剑川木石工艺的炉火纯青。居民庭院皆青砖卵石混合铺就，花样各异，清新别致，庭院中都喜欢种植花木，摆设假山花卉，一年四季、郁郁葱葱，香味沁脾。充分体现出剑川白族洁净大方的民族性格，体现出白族善良美好的谦和心态。 剑川古城的总体布局，充分体现出明清两代儒家思想在白族地区的统治地位，也体现出剑川古城在西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之间的特殊商道位臵。从水寨村经南门直至北门外，由于当时处于滇藏古道的重要驿站路口，沿街民居均前设铺台，不得侵占青板路面，这种街面设臵形式在一定意义上充分显示了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准绳的商业风范。从文照街经西门直上西门外文庙，街道笔直规整，路面由三条青石板分左、中、右连作主线，其间弹石镶嵌，按照士大夫等级观念所规定，自古城建筑以来的数百年间，街道正中的青石板路面只准古城中的老年人、达官显贵、读书人走动，其余人等只能靠边行走。无疑这种路面等级格局，曾经刺激着古城内一代又一代的白族青年，迫使他们立志读书，走“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如古城中进入明王朝最高层的何可及、杨栋朝，就是典型的贫民出身的白族青年代表，在他们的生平著作中，就曾经有这一方面的感受论述。古城格局在当时经过严密规划测设，在东西长175丈，南北宽156丈的范围内，布臵得错落有致，井井有条，为了保证城池
的坚固，城墙全部用青石板支砌。为了保持城内的“风水”密不漏泄，东南、西北城门有意相左、相错，四门正街接合部采取“丁”字形衔接，不用“十”字形布局，各门巷道中如旧寨巷、七曲巷、仁里巷、段家巷、张家冲、陈家冲曲曲弯弯，充分显示出古城民居布局的幽静和神密。古城中的水火巷道布局科学合理，曾经受到严密的保护，巷道中的流水日夜不绝，为古城防灾减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2)宗教信仰与民俗民风
由于剑川地处汉藏文化的南亚、东南亚文化的重要交汇口，加上剑川以白族为主的这个民族自身对历史文化承传的接受和传播形式所保护的特殊性和系统性，使流传到剑川的各种历史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后形成文化方面的一个大漩涡，造成剑川文化积淀深厚的客观环境局面。剑川古城中98％以上都是白族居民，在生产生活中长期使用的民风民俗和宗教信仰均以白族传统习惯为主，如原始宗教崇拜，岁时节庆，丧葬婚姻，崇尚禁忌等习俗活动，其内容形式大多保留着白族本土文化，同时，经过汉代以来2000多年的汉文化渗入，藏文化的习染，古城中各种文化的成分呈现出一种既复杂又丰富的多元体形态。许多汉藏文化中，原有地区已经绝迹的珍贵内容，在剑川却得到完整的保留，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使古城的价值获得
了更高的历史地位。
(3)近代历史文化和名人效应
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剑川古城文化根基深厚的原因，使古城中一大批有志之士早期受到教育培养，较早地接受革命道理，认识社会变革的必然性。“戊戌变法”后赵藩、赵式铭脱颖而出，成为四川以及云南政治、文化战线上的变革尖兵，赵藩首当其冲支持革命党人，愤然辞官回到古城。赵式铭独立寒秋，高举起提倡用口语白话写文章的大旗，在云南首先提倡白话文运动，以致从小就受到革新思想薰陶的张伯简以及后来的张子斋、欧根、王以中等一大批革命者为代表的剑川青年，冲破古城封建牢笼，积极钻研马列主义，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国内和云南革命斗争的带头人。在他们的领导下，剑川古城曾一度成为滇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现存历史文物就有四二武装起义集结地灵星门、文庙大殿、《滇西北日报》社、中共滇西工委、滇西北地委、丽江地委所在地、中共剑川县委旧址、滇西北专员公署、丽江专员公署所在地、人民自卫军后勤部、地下革命时期的剑川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古城中的这些革命历史文物，无疑是对新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同时又是古城历史文化中又一珍贵的组成部分。
剑川人才辈出，而这些名人中，多数出在剑川古城，永乐二十一年(1425)，金华西门外李文林第一个榜登亚魁，与境内赵恂、李靖成为剑川参加国内科举考试的第一批乡试举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西门外杨钥考中进士，成为金华第一个进士。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古城内(不包括武考)共有进士11名，举人60名。这些人当中，杨栋朝、何可及、张向震、段高选、罗杰、陈师鲁等或为京官、或出仕外籍，均有名声，尤其杨栋朝敢于冒死直言，段高选为国尽忠死节，对剑川学子影响甚大，成为历代儒生标榜的典型，一度推动了剑川学子们向上进取的烈烈雄心。此后赵藩、周钟岳、赵式铭积极投入辛亥革命运动，在政界和文化界成为云南较有影响的人物，再次推动了剑川学生为国奋斗的学习精神。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张伯简、张子斋、欧根、王以中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阵营，使封建局面相当浓厚的剑川古城面貌为之一新，成为滇西北革命斗争的旗臶和典型，这一壮举再一次激励着剑川的青年学生走上了艰苦斗争的历程。深厚的古城文化还体现在名人效应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性，除在政治、文化领域外，清代的何云创建“鼎兴祥”，分号遍及川、藏、滇、楚、辽，雄资汉上，名达朝庭；张再谨办书画船(书画坊)于京城，其《百蛮图》、《豳风图》可与《南诏中兴史画卷》、《大理国画卷》相媲美；杨益谦追随李烈均，积极参与护国护法，支持班洪人民抗击英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