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人口持续增长和资源消耗水平不停抬高，人类面对可持续发展经济的要求是大势所趋，也是人类自身发展所必须要遵守的发展定律。由于欧美各国先后步入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一引重化工企业的恶性污染事件频频发生，20世纪70年代之后，国际社会开始订立许多公约来规范各国及企业的经营活动，迫使企业逐渐重视环境保护。在立法方面，美国于1969年颁布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而且同时在总统行政办公室内设立负责环境质量的三人委员及办公室，并成立了环境保护署。
由于环境问题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各国也因日益增长的工业带来环境的污染严重性问题达成共识。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约有114个国家的代表出度了此次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美国和日本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一直有关于环境的法规陆续颁布。1984年，联合国环境特别委员会正式成立。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为达到限排目标，各参与国都被分配到了一定数量的配额。如欧盟的配额大约是8%。2005年2月，《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进入21世纪，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发布了适应本国的节能减排法规，如美国的《能源政策法》、德国的《能源节约法》、日本的《合理用能法》。日本还通过专门的金融机构来解决企业在污染防治投资上的困难。日本中央政府所属金融机构给企业所提供的低息贷款占到企业污染防治投资资金的30%～40%。只一个日本环境事业团，在对中小企业资金援助的比例就曾经高达50%以上。
在我国，进入“十五”时期后工业持续快速增长，对我国现有的资源与环境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新的形势下，我国政府开始从更高的层面上对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等问题作出战略性、全局性的安排。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清洁生产促进法》。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3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公开发布，并开宗明义地提出“落实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基本国策”。2007年下半年，我国通过了《节约能源法》，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节约能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家实施节约与开发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能源发展战略。”2008年，标志着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入一个新阶段的“绿色”法律出台——《循环经济促进法》，它的主要特点坚持量化优先的原则，即在技术可行、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减少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体现了促进经济增长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机结合。
虽然中国的以保护环境为主的节能减排实践在近年来非常活跃，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事业起步要晚，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建设也相对滞后。没有专门的支持环境保护活动的融资政策及渠道，又难以寻找到专业化的人才，使得很多企业对环境责任望而却步，尤其在缺乏规模经济的中小企业中，落实环境责任的难度非常大。加之我国在一些用于环境保护的工业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以对于我国企业来说，环境责任是一个任重道远的目标。不过相信在我国产业政策、税费政策及财政补贴政策的激励下，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中的环境责任会有一个崭新的慢慢推进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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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慈善责任差异
慈善捐赠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又一组成部分,而企业捐赠是我国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在近几年突发的大灾难中,尤其体现出来它的重要性。慈善活动对重新分配社会资源,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和培养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目前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现状与现实社会需求还有相当差距。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地区，企业慈善社会责任随着其发达的经济基础衍生，从而有着较为悠久的发展历史，在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化后，已经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的慈善事业体系。在我国慈善更多的被作为一种伦理道德的观念被传承下来，与国外企业的慈善有着截然不同的情况。
首先，国内外企业慈善责任的理念不同。在国外，企业更多地以“企业公民”理念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包括企业家等。正是由于这种公民性质的理念深入人心，才使得国外的企业并不把这个慈善的责任作为一种道德的约束，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责任。这种责任并不是在企业有了很多利润之后爱捐不捐的行径，而是企业和企业家在获取利润之后觉得把他回馈于民是一种应该的责任，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的慈善理念还落后于国外一大截，还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上。
其次，相对于国外企业的慈善基金的规模来讲，我们的企业远远不足。可能正是因为前面的观念差距，从而导致在数量上及比例上，我国企业的慈善责任未尽到位。相对于比尔·盖茨与巴菲特将其资产的80%以上都捐给慈善机构，我们的企业家或企业尽到如此之慈善的简直是凤毛麟角。
再次，从慈善捐赠效果评估来看,国外企业重视管理和评估、捐赠项目管理；而我国企业则存在管理不足。国外企业80%捐赠额的项目在执行中受到企业的监控,86%捐赠额的项目必须进行事后评估。我国企业实行项目管理的捐赠额不足20%,执行评估的项目额只有11%。
政策培育[J].湖南社会科学,2006,(2):83-87
[1]杨团.公司慈善文化与
另外，我国企业慈善活动的形式也较单一，大多数企业的慈善责任是捐款或捐赠自己的产品，很少通过一些长期的激励措施来引导帮助慈善活动的接受人。而且在慈善活动中，几乎都没有什么的反馈信息，从而对后来陆续的评估也就不了了之。这样不良循环的结果是导致我国企业的继续捐赠意愿也大大低于国外企业。总体而言,国外企业的捐赠决策更多是由内部驱动,属于互利型捐赠模式；而我国企业的捐赠决策主要由外部因素驱动,捐赠指向策略性不强,也不重视项目管理和项目评估。所以，当前我国政府构建一个良好的慈善制度环境，较变民众的慈善观念，出台相应激励慈善活动的法规，创造一个良好的慈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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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差异存在的原因及分析
一、外部不利环境
（一）社会文化导致大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存在误区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强烈冲击下和社会转轨的巨大压力下,中国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呈现多元化的同时,一些消极、负面、物质化的东西也迅速涌入中国的文化社会中；与此同时制度建设的落后,对利益最大化追逐的冲动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变得越来迷惑。信息社会会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从不同的渠道耳闻目睹各种是非事件,不能不令我们重新在物质文明已经相对丰富的今天，我们的社会文化、精神追求何去何从？企业社会责任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深受社会文化熏陶的“上层建筑”，它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文化观、价值观和传统的影响。而中国教育制度却未对这些扭曲的社会观，价值观加以更正，以致现在的中国民众大多处于“独扫门前雪”的状态，仅仅以自身和自身家庭的责任为满足。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前段时间电视上轰动一时的相亲案例：一名美籍华人男嘉宾在对现场的女嘉宾提问：“如果你有一千万美金，你会去做什么？”而台上的两位女嘉宾一个说不会有任何改变，另一位说会带妈妈出去玩。由于这两位女嘉宾都没有提到做慈善，美籍华人男嘉宾对她们的回答都非常不满意，从而独自离开。虽然这个例子并不能代表当前中国的所有年青人都是像那两位女嘉宾，但是由此引开，估计我们大多数人心底的回答都是以满足家庭的第一需求为主，很少有人考虑社会需求，尤其是在当前物质攀比情况严重的社会消费观。但是对于这位在国外长大的华人来说，拥巨额财富的第一反应是做慈善。可见，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个体的反应尚且如此，对于企业来讲，更是把“利”字放在第一位。即使是偶尔行使企业社会责任，也是把经济利益放作为履行责任后的首度要评估的对象。
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来讲，更可能因为美满声誉和公众压力而不得从事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但是我国有许许多多的小企业却视企业责任行为于不顾，与他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高度相关的人只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或企业家本人，企业社会的履行只能随他们的个人喜好而定了。但在当前中国物欲文化横流的大环境中，又能有几个公司经营管理者不受此价值观的影响，答案肯定是微乎其微。
（二）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越发达，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会越好，反之，经济发展水平越落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会越差。这点在国外也不例外，他们也经过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时段。在美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为了冶金及相关加工业的发展，也曾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其“后遗症”到今日依然存在。当前，虽然国外企业之所以能设立实力雄厚的公益基金，广泛地参与社会活动，首先是因为它有实力这么做，而且，在经济发展水平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人们的认识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对企业的要求不再只关注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是企业带来的整个社会效益。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时，国家和企业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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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为了快速度提升经济实力，往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环境污染、浪费资源等。
目前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它任务都是围绕这个任务进行的。中国的企业普遍存在资金缺乏、技术落后、效益不高的现象，因此，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也是生存的现实问题。对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大都不愿意承担，也无力承担。另外，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政府对缺失社会责任的企业行为也没有硬性要求，在某些追求GDP的极端情况下，甚至出现包庇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犯错。如在企业相关利益者案例中，政府部门往往为了顾及税收而偏袒企业，这种纵容行为更加促使了企业在现阶段不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在有些地方，还出现地方政府支持的严重地方保护主义。导致政府和企业都认为，只要是对符合企业经济利益的，就是合理的、可为的，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则要等到企业发展壮大起来以后再说。当然也存在一些企业的管理者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但却实苦于企业实力有限，而不得不放弃履行部分社会责任。因此，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目前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还处在望梅止渴的阶段。 （三）政府推动、监督作用不够
尽管发达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传入中国已有时日,而且学界关于它的探讨也已进行十来年了，但很多地方政府仍普遍不太了解企业社会责任,也谈不上对其意义和作用有什么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了，对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更是无从谈起。从而形成了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进程颇为缓慢的局面。因为政府关键正确的引导激励作用，在经济建设的初级阶段是非常重要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构建最开始引渡到企业的过程中，也十分依靠这个关键力量背后的推动与正面的激励作用。面对各式各样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国际标准渐渐迈入中国,政府部门的回应却颇显迟缓，也没有建立相关认证的机制。
除了推动与牵引作用，政府的监督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国外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之所以较好，与其完善的立法是分不开的。国外对于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特别是污染环境的行为，处罚非常严格。相比这下，中国虽然已经颁布了一些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律并不十分完善，存在许多空缺，而且对企业触犯法律不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处罚较轻。更严重的是，有些企业明知没有按照法律的要求做，却依然知法犯法。企业之所以敢如此明知故犯、累犯，主要原因还是我国执法部门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存在严重执法不严的现象。出于发展经济，扩大就业等种种因素的考虑，我国有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出现的问题时，一般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特别是对于三资企业，很多地方政府把引进外资的金额作为主要政绩之一。以至于为了吸引外商投资，一些地方政府对外商应履行的社会责任淡而化之，即使企业真正出现了违法不良行为，处罚力度也十分有限。 （四）非政府组织(NGO)、媒体等作用未能强化
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等都是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第三力量。近年来传播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开始在中国组建,如中国企业联合会全球契约推进办公室、中国社会工作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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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民委员会等等。这些组织机构根据其生长的途径,可分为体制内模式和体制外模式两种。根据政府的需要自上而下成立的机构称之为体制内模式；而根据企业的需要自下而上成立的机构称之为体制外模式。所以体制内的机构具有官方背景，体制外的机构多是民间组织。依托官方力量的机构NGO拥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动员能力,影响力大,在企业和政府、市场之间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方面有先天的优势。但目前由于其具有浓厚的官位色彩,存在着官办、行政化的倾向,自主性程度低,没能真正强化其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方面的作用,影响其推动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任务。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是2006年10月在北京大学成立的一个体制外机构,是由一批深具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和一批富有爱心优秀企业家联合成立的的非营利性社团。作为一个纯民间组织,其很多基本特征都与企业社会责任不谋而合,这无疑是其在短时间内获得如此大的成绩的主要原因。但就目前来看,它依然面临着和许多非官方背景民间组织一样问题,即资金来源受到很大的局限、社会影响力有限和公信力也不足。
媒体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是一种重要的监督渠道。企业的不良行为和破坏社会的责任的违法行为很多都依赖于媒体的报道才能为公众所知，媒体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披露对企业、公众树立和谐发展的社会理念十分重要。它的及时与准确地披露不但能增强社会责任观念于企业，更能提高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但目前看来，我国的媒体并未充分发挥其媒介优势，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并不充公，还有待强化其舆论力量。
二、企业自身原因
企业的外部环境是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当然企业中国企业也存在自身不足的原因，但在当前经济水平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外部制约因素起着主要作用。 （一）多数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淡漠
除少数的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主动履行其社会责任，中国占多数的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淡漠，思想观念也较落后。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大多数企业能够根据市场经济特点，制定出自己的有效经营战略。然而，除了产品和利税目标之外，大多数企业还应一般不考虑社会责任的履行，这恰恰是社会责任意识淡漠的表现。在长期经营发展战略的制定中，多数企业没有制定反映社会责任的指标；对利益相关者、环境及慈善责任的表现都不够重视，对其它一些表现好的积极履行其社会责任时，也是隔岸观火，事不关已之态。偶有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企业也绝难认真、全面对待。 （二）受企业经营者自身素质影响较大
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或履行到何种程度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来，与企业经营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个企业的经营者社会责任感缺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无视任何社会责任行动，而另一个企业的经营者自身素质较高，这个企业往往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就目前中国社会的企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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