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农村文化的整体水平差，农民的文化设施少得可怜。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和323倍。农村的文化设施也很短缺，2003年农村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67.8台，而城镇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130.5台。农村每百户拥有电话机49部，而城镇每百户拥有普通电话95部。
(四)城乡关系在社会方面的不和谐。
1.城乡在获得社会资源方面很不平等，农村医疗落后。中国曾经有成功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然而当亚洲一些国家还在效仿中国合作医疗制度的时候，合作医疗却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村解体了。解体的后果是婴儿死亡率上升和地方病、传染病在一些地方的再度流行。目前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面只有10%左右，农村卫生投入的各项指标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现在城市的新居一般都有两个卫生间，而农村的厕所却破烂不堪。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国在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中排名188位。我国占总人口6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臵，87%的农民是完全自费医疗。农村卫生经费比例从1991年的20%降至2000年的10%，其中专项的农村卫生费只有I.3%，农民人均卫生事业费只有12元，仅为城市居民的28%。2003年每千人医师数，农村只有0.68人，仅为城市的1／3，当前还有10%的农村没有医疗点，新的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
仅为9.5%。
2.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在占全国总人口近70%、户数占2／3的广大农村地区，其电力、交通和水利等基础设施仍是全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瓶颈。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城市建设投资近万亿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占将近1／4，而农村建设主要依靠集体经济和农户自我积累。财力和投资的城乡差距十分悬殊，物质基础差别甚大，尤其和农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不仅电网老旧，电压不稳，电价高昂，而且由于道路交通不便，很多地方信息闭塞，农副产品运不出去，偏远的村庄群众生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小病拖成大病，甚至丧失了生命。一句话，用电难、行路难、吃水难是广大农村的基本特征，农民要求改善电、路、水等基础设施条件韵愿望异常迫切。
3.农村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据统计，2004年因拆迁、土地纠纷、环境污染和征用土地补偿问题上访的人数大量增加，各种群体性事件也大幅度增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城乡发展“不和谐”而产生的巨大社会鸿沟开始集中滋生严重的社会后果，以致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而且一些群体性事件组织化倾向明显，行为方式趋于激烈，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因素。可以看到，当前农村面临的矛盾很多，城乡发展不协调，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障碍。
四、造成城乡发展存在差距的原因
1.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不力。从国家财政支农的比重来看，呈下降趋势。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并不高，1991-1997年，该比重分别为10.3%、10.0%、9.5%、9.2%、8；4%、8.8%和8.3%，一直处于下降趋势，1998年提高到10.4%，近年来大致维持在8%的水平，比1990年的12%约低4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支农支出比例1991年为9.6%，1995年为7.9%，到2000年下降为6.6%，近两年来这一下降趋势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从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贷款投放来看，支农弱化尤其明显。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步伐加快，并上收贷款审批权限，农业贷款规模逐年递减。2003年我国金融机构向农业发放贷款的额度仅占其贷款总额的5%，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县级行的存贷比普遍低于全国的存贷比，金融机构支农力度逐年减弱；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主体地位不突出，亟须政策扶持的农业开发、农业技术进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不到应有的有效支持。由于财政金融政策过于向工业和城市倾斜，造成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主渠道，1980―2000年农民资金经过信用社渠道净流出累计8722亿元，加上邮政储蓄渠道，这一期间农民资金净流出合计10334亿元；截至2002年底，邮政储蓄存款余额为7369亿元，比2002年初增加1457亿元，其中，65%来自县及县以下地区，乡镇及所辖农村占34%，邮政储蓄机构从农村抽走大量
资金。除了财政金融政策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外，股市资金、外资资金等运用政策也向城市倾斜，使占总人口30%多一点的城镇占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70%，人均额为农村的5-6倍，直接造成城乡差距扩大。
2.城乡分割二元制结构。城乡分割的二元制结构，人为地把我国分割成市民与农民相区别，城市与农村相互隔离的社会。在城乡实行不同的税制、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等，这种二元制度深入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和法律等各个领域。
(1)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上，国家实行城市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工轻农”，“重城市轻农村”，人为制造“剪刀差”(包括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和征用农民土地价格“剪刀差”)，使农民艰苦创造的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市民的腰包，等于剥夺了农村农民的发展机会，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的差距。
(2)在户籍身份上，实行城乡有别的二元户籍制度，取消农民迁徙自由，农民不能进城生活，农民不能进城就业，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单位不向农民“招工招干”，改革开放后的农民也只能是流向个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打工”，而不是固定的“工作”，且要受到各种城市管理制度的限制。
(3)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国家的社会保障也只能覆盖城市，而广大农民的生老病死全都寄托在贫瘠的土地上。据报道，全国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为15506万人，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5428万人，全国2235万城镇居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仅有400万农村人口得到最低生活保障。
(4)在义务教育上，国家对城镇义务教育全部包了下来，而农村的义务教育则由农民自己掏腰包解决等。在二元制度下，国家的绝大多数财政支出和国债资金是用在城市和其他非农领域。结果人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工业现代化而非农业现代化，是城市的现代化而非农村城市一起现代化。
3.城市(镇)化滞后。城市(镇)化可以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聚集，合理配臵资源、改善城乡功能和结构，推进农村市场化和现代化，实现城乡制度，管理体制、市场、户籍和社会文明等方面的接轨，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仅37%左右，低于世界城市化水平10%，与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相差1倍。和日本相比，我国城市国土密度为每万平方公里0.7座，而日本为55座，要使我国城市国土密度达到日本一半的水平，还要增加21000多座城市，难度很大。城市化滞后导致了一些问题；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难以消化和解决大量农民在城市就业的问题；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