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社论这样的表述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包含了要破除对“五四”的迷信这一层意思。
但是，破除迷信与批判局限都不意味着丢弃“五四”，而只是突出了现实所需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当然也是一种思想认识的结果。1965年出版的《辞海》对“五四运动”所作的解释要点有：一、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它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国内工人阶级壮大的条件下发生的，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二、在6月3、4两日上海等地罢工、罢市以后，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其开始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运动，发展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是为“六三”运动。三、五四运动也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以后，深入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罢工斗争，促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些主要的观点和以及“文革” 中对“五四”局限的认识，源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等经典著作，在建国后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也成为认识中国革命史的基本原则。
事实上，建国以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已经被放弃。尽管“文革”中所有关于“五四运动”的解释名义上都是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
等经典著作为依据，但实际上已经偏离了一些原则，并且强化了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原本已经存在着的矛盾之处。由于从特定的政治斗争需要出发，“文革”关于“五四”的阐释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更多的是借“五四”来确证今天的“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这时的“五四”与毛泽东在他的经典著作中阐释的“五四”也不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文革”对“五四”的叙述与阐释，不仅是某种思想的延续，也是“五四”的新的遭遇。
既然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这里实际上已经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冲突，这样的冲突也就预示了“文革”会从什么角度来叙述和阐释“五四”。为了能更好地理解“文革”叙述与阐释“五四”及“现代文艺”的语境，我们简要提及“文革”文献对“文革”的解释。中共中央1966年5月 16日的《通知》说：“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 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
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文革”期间所说的“斗批改”。
这些关键性的论点，譬如“专政”与“斗批改”等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区别于“五四”。在当代，“五四”不仅被视为政治运动而且被视为“文化革命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文化革命”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并且最终以“文化革命”来发动一场政治运动，显然也表明了当代政治利用“五四”的重点。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既是“文革”的目的，也是“文革”叙述和阐释“五四”的全部思想所在。由此，我们可以寻绎出“文革”叙述和阐释“五四”的思路及重点：一、突出“五四”作为“文化革命”的意义，由“文化革命”进行政治运动成为当代中国常见的政治斗争方式，胡适当年感到困扰的政治对文化的干扰在“文革”中不再是一个问题；二、“文化革命”不等同于“思想启蒙”，对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批判是“五四”作为文化革命的主要内容；三、知识分子，主要是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五四”中的“统一战线 ”中的作用被降到最低以至抹杀；四、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出发来解释“五四”是最基本的思路；五、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文革”叙述和解释“五四”的政治制高点。这些当
然不是“文革”叙述和阐释“五四”的全部要点。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五四”的涵义在“文革”中将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于是，就有了“运动”初期的“五四”，上山下乡运动的“五四”，“批林批孔”的“五四”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五四”等。
“文革”对“五四”的叙述与阐释存在最根本的盲点，就是对“民主”与“科学”的回避和歪曲。在文化领域的“专政”导致了十年的文化专制。在“文革”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任何思想都已经失去合法性，灵魂深处的“革命”其实是扼杀思想自由的一种方式，而思想自由与独立精神是互动的。尽管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民主”、“科学”的精神在“文革”中不再被视为“五四”精神。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在“文革”中是不存在的。
无疑，“文革”是反传统的，即使有人认为“文革”主流意识形态继承了传统中的某些思想因素，但这不能否认“文革”反传统的基本属性。后期“文革”仍然断章取义地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论述来推动人们的“思想革命化”。在我看来，“文革”的反传统，其实不仅仅是个“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它还是使“文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策略，在“文革”的不同阶段，对传统的批判总是与突出“文革”的“划时代”意义联系在一起的。在长期的研究中，人们似乎忽略了这一点。多年来，在谈到“文革”的反传统问题时，通常是用“革命”概括“反传统”
的特征，这一概括或揭示，只是原则性的，准确的说法应当是“革命大批判”，“革命大批判”是“文革”反传统的基本特征。比较“文革”与“五四”反传统的异同，实际是比较“革命大批判”与“重估一切价值”的异同。我不赞同林毓生等关于“文革”是五四反传统思想的继续和发展的看法。“文革”反传统与“五四”反传统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们在出发点、根本方向、目标上是相反的。即便是林毓生先生自己在谈到“五四”目标时也说：“什么是五四目标？大家都知道五四运动最初是一个内除国贼外御强权的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它的基本目标是：使国家强盛。五四运动是在合理、合乎人道、合乎发展丰富文明的原则下进行的爱国运动。所以它是与自由、民主、法治、科学这些目标分不开的。”而“文革”虽然也声言“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但事实上是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的一场内乱。它否定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启蒙精神，抛弃了自由民主法治科学这些目标，在“革命”的名义下反人道、摧残人的尊严与人格，而国民经济也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提出“从《国际歌》到样板戏是一片空白”这样的论调时，“文革”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和“五四”先驱试图把中国置于世界文明潮流之中不同，“ 文革”时的中国被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即使是当时评价红卫兵运动也提到这一运动对世界革命的贡献。在这里涉及“文革”时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五四 ”以后的中国之所以称为“现代中国”，包含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新确立。我们都意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新中国是在二次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