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结束世界政治格局重新组合中成立的，东西方两个集团的对垒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在西方的“现代性”和苏联的“现代性”之间只能选择后者，新中国的建设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对“西方”的反抗。这当然还有历史的原因，中国近代以降，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在这样的历史中建立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不可能亲近西方。到了五十年代，中国对如何走自己的路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开始有所探索。建立民族国家的任务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导致了中苏联盟破裂，并孕育了发动“文革”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认为中国社会既有“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修正主义”，又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文革”的重要文献始终不断地阐述这样的预设。
“革命中心”论的出现，当然与西方左翼学者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对“文革”的评价有关。“文化革命”的中国一开始就引起世界的注意，西方一些左翼学者敏锐地把“文革”与“现代性”的重建联系在一起。在日本，1967年2月5日的《朝日周刊》介绍过日本左派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文革”具有两个侧面，一个是具有从普及毛泽东思想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出发而开展的党内整风运动，另一个是具有创造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积极建设的侧面，而且把“文革”这场斗争看作是“世纪性实验”。藤村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一书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提出了即使在世界史中也是遥遥领先的大问题”。他认为，“ 文革”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旨在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他高度评价“文革”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让群众自由讨论，放手发动他们，
让他们搞斗批改，并使他们在运动中进行自我教育与自我解放。把克服落后条件所作的努力与“消灭三大差别”直接联系起来是当时对“文革”评价的特点。这就是说，“西方”对“文革”的理解包含了克服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欲望，把“文革”看成是对现代性重建的思路与观念，是在中国“文革”开始时便产生的西方话语。山田在《问未来》中通过对“文革”的解释得出结论：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在分工过细的体制下，人们的存在被隔裂开来，生存的目的被忽视；中国从相反方向克服落后性的体制，通过发展这种体制，向作为现代的最困难的课题提出了挑战，克服“近代”问题的契机也许就潜藏在那里(4)。西方学者在“文革”开始时对“ 文革”现代性的理解，后来逐渐概括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也被看成“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论”。
无论是“民主”与“科学”、“全盘反传统”与“全盘西化”，还是“人的发现”（陈独秀曾说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不是“狗的运动”），都涉及到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文革”时的中国是怎样理解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呢？“文革”期间“现代化”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并不高。但是“文化大革命”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系问题在许多重要文献中都有大同小异的论述，其核心论点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中指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正式恢复“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提法是在1975年4月四届人大会议上。在研究这一问题时，
有一篇重要的文章是不能疏忽的，在建国二十周年前夕，北京市革委会写作小组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系统论述了中国的工业化问题，这样的论题在“文革”时期是很少见的。这篇文章对中国现代化状况的评价是：“在毛主席光辉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高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伟大红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使我国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国已经由一个经济极端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变为既没有内债、又没有外债的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残缺不全，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差不多建立了独立的现代化工业体系；高速度地发展了现代科学技术，攻克了一系列科学难题；培养了一支革命化的工人阶级队伍和科学技术队伍。”文章的关键之处是突出了“文革”通行的观点，即以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就是在这种斗争中前进的。如果我们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和人民得到一切或者丧失一切的头等重大问题。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保证工业化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忘记了阶级斗争，不搞革命，片面地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械化，社会主义企业就会变质成为资本主义企业，政权就要改变颜色，经济建设的一切成果，就会被资
产阶级吞食，用来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因此，首先必须搞好革命化，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 ”具体到“文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彻底摧毁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实现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大普及，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空前提高，社会主义阶级性和创造性像火山爆发一样地迸发出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将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知识分子（此时的知识分子既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不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已经不被提及。这当然与“文革”对知识分子的定性有关。既然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文革”又要对资产阶级实现专政，知识分子对现代化历史使命的承担也就失去了合法性。“文革”时知识分子身份的转换和知识分子话语权的剥夺，改写了知识分子的历史，知识分子“启蒙与救亡”的冲突，转换成了“‘再教育’与‘全面专政’”的统一（既要实行“全面专政”又要通过“再教育”给出路）。我们都知道，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精英以立国先立人的思想解决启蒙与救亡的矛盾冲突，在他们看来，立人是根本，而要立人就必须启蒙，启蒙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必由之路。因此即使是在后来的“革命文学”那里，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已经被否定、工农大众成为新的主体，但是在文学中工农大众仍然是被唤醒而后由不觉悟到觉悟再到斗争直至最后胜利的主体。但
是，把“启蒙”仅仅看成是“唤醒”，而忽略知识分子的“觉醒”，忽略了“立人”这个“人” 应当是包含自己在内的“人”，因此，知识分子的脆弱其实是有自身原因的。当然，在体制之中，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定性成为决定知识分子命运最为关键的问题。“文革”中，“再教育”虽然是为了“给出路”，但是它的前提仍然是把知识分子归到资产阶级那里。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刊载《红旗》杂志发表《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的编者按语：“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按照这篇评论员文章的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后期”，“接近全面胜利”，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 ”，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必须提起注意的一个问题”。与“文革”初期相比，此时关于知识分子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已经有一些变化，但在本质上仍然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全面专政”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不仅失去了思想的权利，还失去了思想的能力（尽管在民间在地下还有为数不多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