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在这样的情形下，主流媒体虽然也有思想解放的字样，也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表述，实际上只剩下字面的意思。1976年的《辞海》文艺条目（征求意见稿）在解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突出了“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一目的。于是，相对于“五四”那样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文革”没有留下真正的思想遗产，我们不能把它的负面启示当成思想遗产。“文革”是一个漫长的思想冬天，但知识分子不是按照自然规律进入冬眠状态的。这在后来被看成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耻辱。但是当所有的指责都变成了道德的义愤时，思想界还没有真正从“文革”的思维中摆脱出来。当年知识分子被“改造”时，也曾遭到指责，只是说法不同而已。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悲剧，给八十年代的思想界预留了一个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所有回到常识的思想都可能被当作思想解放的成果，这正是因为在我们的身后有过“文革”。
“文革”已经走到“五四”的反面。
青年节：红卫兵与“五四”
自从有了那份叫《新青年》的杂志后，“新青年”就永远蛊惑着那些青年。
可以设想一下，在1966年，突然有这么一天，“革命”终于由历史由传奇变成了现实时，“红卫兵小将”们为自己能够成为这一革命的“急先锋”该是怎样的疯狂。这使我常常想到梁小斌的诗作《中
国，我的钥匙丢了》，他在诗中写道：“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我觉得“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是红卫兵运动一个非常形象的写照，而丢失与寻找“钥匙”可以用来描述相当一部分红卫兵的思想历程。
那些认为自己错过了“大革命”年代的青年学生，此时想到了“五四”运动。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写道：“多年的革命传统教育，已在我头脑中形成了关于革命青年学生的固定形象。那就是雕刻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的图像，以及画报、宣传画中几乎一成不变的形象：一群学生，男同学有的戴眼镜，有的披围巾，女同学短发，长裙；他们手持话筒，或挥洒传单，在街头巷尾宣传革命道理；工农群众、商贩店员则若有所悟地倾听着。这是宣传中典型的‘五四’运动和 ‘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革命学生形象。今天，我们不是和前辈完全一样吗？”毫无疑问，“五四”又在蛊惑着红卫兵。当想象中的“五四”仿佛要成为现实的“五四”时，“文革”就成了青年学生的狂欢。
这个想象中的“五四”，正是当代教育的逻辑结果。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无论是反帝反封建还是反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青年学生运动都有着光荣的传统。建国以后，这个传统中所包含的大无畏的造反精神和英雄主义行为，成为青年学生的榜样。我们可以从红卫兵当年的宣言和行为中清楚地找到这一明显的历史因素。但是，青年学生受到的思想教育是矛盾的。要求青年学生“做党的驯服工具”、“做螺
丝钉”，在“文革”中就有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集体行为。这样的教育与青年学生运动所体现的精神是矛盾的，甚至是不同方向的。这种矛盾的教育和不断掀起的政治运动交互作用，不仅在思想意识上而且在实践的层面上塑造着这一代人。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左倾，“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阶级斗争教育成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源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和极左思潮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斗争实践，给这一代人形成了一个相当牢固的政治文化背景，并赋予青年学生以这一背景为依托的关于中国与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历史与现实、个人与集体、革命与反革命等等相关的知识体系，观察与思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尤其是思维方式），从事阶级斗争、参与政治运动的欲望等等，而这一切都使青年学生能够在操纵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先锋作用。当这种作用发挥愈大时，青年学生在长期的教育中所形成的精神矛盾也就转变成了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这样的行为不仅破坏了社会，而且也撕裂着青年学生自身。“文革”结束以后，一些青年学生的信仰危机，正是原有的充满矛盾的教育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的结果。当我们的教育仍然不能正视和克服这些矛盾时，面对这样的危机只能无可奈何。
其实，在“文革”发动之前，毛泽东就多次表示了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不满，但毛泽东本人和党内部分人士认为教育的危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文革 ”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所谓“斗批改”的“改”就包括“改革教育”，改革教育是“文革”的一个极其重要
的任务，而红卫兵就是在“改革教育”的声浪中浮出地表并且成为“文革”初期的先锋与主力。红卫兵们“砸烂旧学校”，而所谓的“旧学校”则是他们成长的摇篮；但是，在“旧学校”砸烂之后，红卫兵根本没有成为 “改革教育”的主力，而是很快也被划到“知识分子”的行列，并成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这个道理在当时很简单，因为红卫兵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育，所以也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具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缺点。关于十七年教育的“两个估计”，其实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另外一种表述。红卫兵在“文革”中的兴衰与角色转换，当然有政治人物的谋略，但实质上是“文革”发动理论实际的结果，当“思想”可以成为划分阶级的依据时，青年学生就会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而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部分。
对青年知识分子作用的评价，还是源于对“五四运动”本身的理解。施瓦支曾谈到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可以作为参考：“按照毛泽东的观点，知识分子必须抛弃五四批判一切的观念，学会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为了使他的告诫更明确，毛泽东以赞扬‘六三运动’结束了对五四运动的评价，这样就取消了北大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代之以全国范围的支持学生运动的大罢工。通过这样有选择的纪念五四，毛泽东能宣告知识分子的运动‘它的失败是必然的’。”对青年学生在运动中的作用，在1968年之前曾经用“某种先锋队作用”加以肯定，但此后，强调得比较多的是以是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来衡量一个青年革命与否。尽管在 1968年之前，特别是在1966、1967
年，虽然也提倡与工农相结合，但侧重在要求工农兵支持青年学生的革命行动。
我在前面提到的《光明日报》的那篇社论，号召知识分子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投入文化革命的熔炉来纪念“五四”：“‘五四’运动以来，一向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列，起了某种先锋队作用的我国青年，在这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也正在起着一个重要的方面军的作用。我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参加学术批判的大论战，投进文化革命的大熔炉，在这场兴无灭资的斗争中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并使自己得到战斗的锻炼，是对‘五四’青年节最好的纪念。”在这段文字中，关于青年的作用有两处措辞不可轻易滑过：“某种先锋队作用”、“一个重要的方面军的作用”，这样的修饰限定，表明了“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身份的尴尬，他们既是青年又是知识分子。社论作这样的表述和毛泽东当年谈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意义和语境都不一样。
1967年对五四的纪念还是以“闹革命”为主调。这一年，青年运动的历史被解释为“路线斗争”的历史，“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一年《北京日报》纪念五四青年节的社论题为《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彻底闹革命！》社论对“青年运动”的两条路线作了概括：“毛主席指出的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向，归根结底，就是要我们永远做劳动人民的忠实儿子，虚心地向劳动人民学习，全心全意地为劳动人民服务，一时一刻不脱离群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彻底改造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把自己锻炼成全心全意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