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中国青年运动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最大的代表??他宣扬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归根结底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剥削阶级的升官发财之道，是脱离工农，压迫工农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方向。他的目的是要把青年培养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成为他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妄图扼杀刚刚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恶毒咒骂红卫兵是‘非法的组织’。”社论还论述了毛泽东与红卫兵的关系以及红卫兵的丰功伟绩：“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给青年运动指出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在首都北京，毛主席首先发现和支持了红卫兵这个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一个空前规模的革命青年运动——震撼世界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千百万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方向，以革命的先锋的姿态，杀向社会，深入工厂、农村，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摧毁了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踞的一个个顽固堡垒，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创建了丰功伟绩。”
也就在把“红卫兵运动”视为震撼世界的“青年革命运动”，并且提出这个运动的“丰功伟绩”时，主流媒体文章对红卫兵的评价与着眼点已经悄悄变化。和一段时间一味的吹捧不同，开始指出并且批评红卫兵本身的缺点，要求他们也要正确对待自己，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1967年5月3日，上海万余红卫兵隆重集会纪念
“五四”青年节。《文汇报》的报道称：上海的革命红卫兵“热血沸腾，斗志昂扬，表示要永远紧跟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奋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大造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剥削阶级的反，大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但是，这次集会的重点内容则在“告全市革命红卫兵书”。大会通过的“告全市革命红卫兵书 ”，号召“广大红卫兵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努力向解放军学习，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加强团结，为成立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红代会而奋斗”。这个号召是针对红卫兵的“内战”和派性发出的。
这个变化既与红卫兵运动自身的分化，也与“文革”发展后的新的政治格局有关。本来以为“许多事学生一冲就解决了”，但全国动乱的形势也随之而来，学生组织已经到了失控的境地，工宣队不得不进驻学校，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又被强调。纪念“五四”的文章，开始强调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发扬“五四”精神。
历史是残酷和尴尬的。进入1968年的“革命小将”们其“身份”发生了转换。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的五位学生组织的头头，毛泽东对他们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
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毛泽东的讲话为工宣队进驻学校扫除了障碍。事实上，因为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后，红卫兵已经完成了在“文革”中的使命；另一方面，红卫兵的种种行为，已越出毛泽东预设的轨道并影响到毛泽东对“文革”的控制。毛泽东会见红卫兵几大领袖，批评他们“全身浮肿”，“脱离了农民，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做了现代蠢事、错事，乃至犯罪的事”。有了这样的批评，红卫兵运动开始彻底走下坡路。需要指出的是，“红卫兵运动”的这些问题，并非“五四”青年运动的缺点，但要解决这些问题，又不得不从“五四运动”那里来寻找经验，这样，与工农相结合道路问题开始成为纪念“五四”的主要内容。所以，“五四”对“文革”来说始终是一个被动的存在。
1968年8月，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红卫兵运动随着工宣队进驻学校而结束。“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被强调，这意味着红卫兵在“文革”中的“先锋”性已经不复存在。姚文元在8月26日发表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中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对红卫兵提出了批评，说他们“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
命派’的知识分子”，“言行不一的空谈习气和两面派作风 ”，“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姚文元指出，“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以及其他任务”，只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 ”，才能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1969年7月17日《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的报告中对“红卫兵小将”的评价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积极投入战斗，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奋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权，进行革命的大串连，开展革命大批判，立下了功勋。但是，在运动的中、后期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北大成为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内战’不休的‘老大难’单位”。在其后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提出了对红卫兵“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和“改造”，因为他们“过去受的资产阶级教育”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
因此，到了1968年，红卫兵也就由“闹革命”的“先锋”成为“再教育”的对象。“九大”召开以后，对红卫兵的评价基本限定在“接受再教育”这样的框架之中，青年运动的方向不再等同于红卫兵运动的方向，而是重新回到和工农相结合的方向上来，尽管此前同样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但结合的侧重点有根本的差异，1968年之前强调的是与工农兵一起“闹革命”，而现在的结合是去接受“再教育”，并且把这个结合看成是革命小将永葆革命青春、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道路。
以1968年为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1967年、1969年《北京日报》两篇纪念“五四”青年节社论在谈到红卫兵问题时的差异。1967年的社论说：“坚持毛主席指引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彻底闹革命，就是要在阶级斗争的大课堂中，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地当工农群众的小学生，正确地对待自己，彻底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个人同无产阶级事业的关系，个人同工农群众的关系，做一个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共产主义战士。”而在1969年的社论中，没有提关系的处理，因为“再教育”的提出已经剥夺了红卫兵曾经被赋予的“革命性”和政治资本，成长的目标则是“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锤炼一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对红卫兵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存在问题也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要求他们“彻底清除‘读书作官论’以及怕苦怕累、好逸恶劳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同社会上的旧习惯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克服知识分子的动摇性，毅然决然地打起背包，走出城市，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9年五四运动五十周年，在纪念五四运动时，“九大”已经召开，“文革”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变化中，红卫兵在运动中的角色则由“急先锋” 变成了“再教育”的对象，与工农相结合的含义也和“文革”发动初期不一样了。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重新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