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洪流中去。”在谈到刊物的“战斗任务”时，又说：“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我们文艺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今天，是我们杀过去了！我们要刮起十二级革命的大风，把他们搅个‘周天寒彻’，杀它个人仰马翻！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什么‘名流学者’，‘专家权威’，都要一齐打倒，统统都在扫荡之列！在文艺界来个大批判，大扫荡，铲除这些毒草，荡涤这些污垢，彻底批判刘邓文艺黑线，这是《文艺批判》的战斗任务。”关于 “战斗任务”的这段文字，体现了典型的“文革文体”的特点和横扫一切的语体风格，这样一种文体在“文革”时期大行其道。
1968年3月，《文艺批判》改刊为《文化批判》，“作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大批判刊物继续出刊”，编辑者也改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批判》编辑部”。批判的领域则由“文艺”扩大到“文化”：“《文化批判》要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对文艺、历史、哲学及意识形态其他部门中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展开彻底批判。目前仍以文艺批判为主，逐渐扩及别样。”事实上，《文化批判》开始由文艺而扩及其他了。譬如《文化批判》第二期发表了批判冯友兰的文章《剥下反共老手、蒋贼御用哲学家冯友兰的画皮》，第五期发表了《池深王八多——看旧北大校务委员会中的国民党势力》、《翦伯赞是法西斯主义的辩护士》、《朱光潜是蒋介石的乏走狗》、《“四开党”季羡林的罪恶史》等，第八期发表了《胡乔木〈三十年〉的要害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等。《文艺批判》改刊为《文化批判》虽然只易一字，
却是为了“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改刊致读者”从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这一角度出发，分析了国内和北大校内的形势，以此突出《文化批判》在推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更广泛、更深入地展开 ”中的重要作用。就此而言，《文化批判》不是真正文化意义上的批判，而是“革命大批判”。
《文化批判》所获得的话语权是与“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特殊的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政治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又体现在它与江青的关系上。《文化批判》有相当的篇目和篇幅是颂扬江青的。《文艺批判》的“发刊词”有专门的一段文字称颂江青；《文化批判》第三期发表了中文系文革教学小组的文章《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第八期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学习江青同志，向文艺黑线勇猛冲杀》，这一期还刊载《新北大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报告会》的消息，消息称“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展开学习江青同志的活动，《文化批判》将出版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专号”；第十期是“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专号，发表颂青《英勇的旗手伟大的战士》、殷承宗《江青同志指挥我们战斗》、刘春华《以江青同志为榜样，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奋勇前进》等文章。
北大知识分子卷入“文革”者甚多。在“文革”结束后，批评者的眼光大多盯着“梁效”与冯友兰先生，而忽略一些“集体行为”。在讨论“文革”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时，讨论者常常从学术良知或独立人格这样的概念出发来解释，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文革”的发生还使许多一直要求进步的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从解放前过来
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进一步左翼化，这正如有一些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文革”以后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一样。如果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甚至不能完全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左翼道路，以及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与一些思潮产生的背景。
在这里我想关注曾经参加过“五四”而“文革”时仍然健在的知识分子。我想用一定的篇幅比较北京大学教授杨晦先生写于五十年代和“文革”时的两篇回忆“ 五四”的文章。一篇文章是《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收入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光辉的五四》一书。除了史实的叙述以外，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五四运动杰出的历史意义，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与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五四运动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反封建文化的运动。”“这次运动就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由杨晦先生表达的这些论点，我们能够看出，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是接受了《新民主主义论》对“五四”性质的论述的。因此虽然是个人的纪念，但表达的却不是个人的思想。和当时对中国革命史的评价一样，杨晦先生还突出了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以及李大钊对《新青年》的贡献，而回避陈独秀的作用：“??历史最久、传播民主主义文化最有影响的刊物是《新青年》??在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同志，他所写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就都发表在《新青年》这个刊物上面。李大钊同志正是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所说的那种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的先进分子。这个中国的先进分子庄严地向中国人民宣告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是一个庄严的宣告。这就是说，指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不是别的，正是布尔什维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青年》这个刊物，主要是李大钊，在这个刊物上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了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在五四运动后不久，也是李大钊首先用马克思主义跟胡适的改良主义展开了斗争，这就是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杨先生已经能非常娴熟地用革命史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现代史，这通常被看成建国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进步。
但是面对同一个“五四”，杨晦先生在“文革”批林批孔时期却发生了一些变化。1974年5月5日，杨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回忆五四运动，深入批林批孔》，其时，杨先生已经七十五岁了。也许，在今天看来，这只是一篇应景文章，而类似的应景文章在“文革”时不计其数。我当然没有苛求杨先生的意思，但是，描述这样一个事实，也许更能够让我们思考“文革”与“五四”的关系，并进而突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历程这根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除了对时局的评价之外，杨先生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与前一篇文章没有差异，但强调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走到工农中去，马列主义逐步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五四运动就这样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对“五四”的解释有基本不变的一条线索。杨先生这篇文章的变化在哪里呢？首先，在谈新思想的启蒙时，除了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外，突出了批孔对思想觉醒所起的作用，当然“民主 ”与“科学”的作用同样是避而不谈的。在谈到“五四”人物对新文化运动所起的作用时，文章突出了鲁迅的作用。其次，强调了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并且提出了“老一辈要向青年一辈学习”。文章这样写道：“今天，中国广大青年，正在继续发扬五四革命精神，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就以我的子女来说，四个儿子分别在农村、工厂、边疆，和广大青年一道战天斗地。最小的孩子在边疆锻炼了几年，参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近两年经过贫下中农推荐，两个孩子上了大学。看看眼前，想想过去，我感到无比欣慰。”杨先生觉得新的年轻一代胜过老一辈，理由是“五四当年，我们方朦胧感受到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现在的青年，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满腔热情地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们老一辈要向青年一辈学习”。杨先生在比较中得出的结论，其实正吻合了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再教育”的理论。
对“五四”的不同回忆与解释，又凸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五四的“启示”对现代知识分子来说，究竟是思想“原点”还是“工具”？“回忆”是叙述五四运动的一种方式，它的目的不在回忆，而在纪念。微拉·施瓦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中说，“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知识分子为了论证自己的启蒙和革命的主张，对五四有着不同的说法”。“各取所需地回忆五四，这同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