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感受到鲁迅在“文革”中的独特地位带给她的尴尬处境。她应当是了解鲁迅的，但她又是那样依据“文革”主流意识形态来解读鲁迅，我不知道她这样做时是否痛苦，或者还有别的什么感觉。在她逝世后，聂元梓和周海婴都曾撰文纪念她。聂元梓在《悼念许广平同志，学习她的革命精神》中说：“许广平同志以鲁迅为榜样，努力做到‘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她是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忠诚的。”根据聂元梓的叙述，在“文革”中，许广平先生不止一次“激动”地对别人说：“无论在过去和今天，最关心鲁迅，最了解鲁迅，对鲁迅作出最正确、最全面、最深刻评价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相反，对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对周扬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一切牛鬼蛇神，她是深恶痛绝，万分憎恨的。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她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彻底摧毁刘邓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拿起笔做刀枪，参加批判大会，写批判文章，口诛笔伐，愤怒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一伙的滔天罪行。”聂元梓在文章中还提到了许先生一篇未发表的文章：许广平先生“病重住院以后，她仍未停止战斗。她在医院里，写出了《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等战斗文章，把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走狗周扬之流，包庇汉奸、重用叛徒、结党营私、招降纳叛的反革命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出院不久，她又应新北大《文化批判》的要求，着手撰写另一篇文章，揭露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一伙利用叛徒瞿秋白贬低鲁迅攻击毛主席的罪行。身体愈来愈不支了，她仍然坚持战
斗。她对人说：‘我有病，不能去机关工作，但我不能停止战斗，我要把自己仅有的这点力量贡献给文化大革命。’就在逝世前的一个多星期，她完成了这篇一万多字的长文章向一些同志征求意见，准备再一次修改，不料，文章还未发表，她就与世长辞了。”据此来评价“文革”中的许先生当然是不周全的。但聂元梓的这篇文章至少表明许广平先生在“文革”中被扭曲和被利用。周海婴在纪念他妈妈的文章中也说了大致相同的话：“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妈妈，你更以全副精力投入了战斗。你反复学习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亲自向江青同志写信，表示了你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热爱，以及坚决紧跟毛主席革命到底的决心。你对我们说：‘我一生是在战斗中度过的。对刘少奇、瞿秋白、周扬这些坏人的反动面目，我也不是一下子识破的。这次我一定要好好参加斗争，把他们批倒、批臭。’你虽然抱病在身，但你不仅积极参加了文艺界革命的群众斗争，而且亲自几次撰文，批判刘少奇、周扬、瞿秋白、周作人之流的罪行。就是你卧病在床或住在医院，你还认真地给新北大撰写，并且总是热切地关心着运动的发展，尽力要跟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参加力所能及的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周先生这段话大概是当时的应景之作，其实他并不了解他的妈妈。在我结束这篇文章时，我读到一篇访谈录。周先生在回答记者会不会写母亲的回忆录时说：“我不会再写母亲。我对母亲不是太了解。解放前我们住在一起，后来我去念书，她在国务院当副秘书长；后来我工作了，住在郊外的中关村，母亲生病是和我住在一起，
但是没过多久她就去世了。”
许广平关于鲁迅活到“文革”的假设只是一个假设，但这个假设却成为所有研究鲁迅者的假设。这个活到“文革”的“鲁迅”距离那个真实的鲁迅究竟有多远？
北京大学：“五四”与“文革”
“五四”使北大有了旧北大与新北大之分，“文革”亦然。 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又曾经被认为是“文革”的“策源地”。在“文革”发动时，1957年曾经认为“先辈们的广场已经荒芜了 ”的北大的那些学子早已消失，而民主广场也没有他们期待的“一万朵美丽的花”。北京大学与“文革”的关系，显然不是本文有能力研究解决的问题，我所关心的是：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摇篮的北大“文革”时是如何叙述与阐释“五四运动”的，对这一问题的清理将有助于我们认识“文革”与“五四”的关系，把握“ 五四”之后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历程。
有这样一个事件常常为人们所忽略：1966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校文革集会纪念“六一”——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发表之日——五周月，聂元梓在会上建议将“六一”作为北大校庆日。1966年5月聂元梓等人贴出了那张著名的大字报。在大字报贴出后的27、28日两天，北大贴大字报五百多张，其中批 “三家村”的一百多张，批聂元梓的近四百张。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1966年6月1日不久成为一个重要的时间。1967年6月，校文革举办“庆祝毛主席发动文化大
革命一周年”的七万人大会，会上宣布《校文革关于正式通过“六一”为新北大校庆日的决定》。这个“纪念日”的确定，意味着“五四”的北大变成了“文革”的北大。此时的北大已经不必再谈什么政治与学术的边界等问题，还有边界吗？北京大学终于像陈伯达所说的那样：“在这个文化革命斗争中，北京大学站在最前面。”在7月28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的两周内，各地来北大大串联的约三万六千个单位，七十一万八千多人次。8月17日毛泽东题写“新北大”。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大师生代表。
以“六一”为校庆日的这个“新北大”与“旧北大”的区别在哪里呢？新华社1969年10月5日电讯《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报道了北京大学的变化：“旧北京大学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反动堡垒，彻底摧毁旧北京大学的资产阶级专政，由工人阶级把它占领下来，经历了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毛主席亲自批发了北京大学写的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的巨大鼓舞下，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小将、革命师生员工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夺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北大的代理人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权，揭露和批判了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粉碎了他们在北大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阴谋。1968年7月，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令下，工人阶级进入文化教育阵地，领导上层建筑的斗、批、改，一年来，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支左人员驻进学校后，使北大的面貌
在迅速发生变化。在党的‘九大’精神的鼓舞下，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革命的大联合不断巩固和发展。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团结对敌，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工作，许多犯有错误而又有了觉悟的干部及时得到解放。”也就是在确定“六一”为校庆日的六月，由“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编辑的《文艺批判》出版。这份后来改名为《文化批判》的刊物在今天独具研究价值。自“五四”以来，“文化批判”一直被视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在当代“五四”被称为“文化革命”，而正在发生的这场“文化革命”，又是如何来张扬“文化批判”的旗帜的？这份刊物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
《文艺批判》创刊号除了登载“毛主席文艺语录”外，载有《发刊词》、聂元梓《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阮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等。参加编辑这本刊物的不少人，后来在新时期仍然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和他们当初编辑这本刊物对文化教育的理解当然大不相同了。《发刊词》写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响彻云霄的凯歌声中，在向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发动总攻击的进军号中，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光辉节日里，《文艺批判》迎着阶级斗争的暴风雨诞生了！”刊物的宗旨是：“《文艺批判》诞生的崇高的历史使命就是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她战斗的指路明灯。”“《文艺批判》是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冲锋陷阵的红色战士。它将以战斗的姿态，呼啸着，奔腾着，大喊大叫地投入到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