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环境：工作环境是指与人们工作时间、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式等有关的环境。随着我国城市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传统的大机器工业的人数将大为减少，而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工作的白领阶层、知识工人的人数将大大增加，由于通过信息网络工作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就增加了工作时间的柔性和弹性。这一工作方式和工作特点的变化，必然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安排，从而产生新的、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这种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为人们参加体育活动和休闲娱乐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人们通过体育信息传播，形成体育行为习惯成为可能。同时，人们在稀缺的时间资源面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处于社会中上层的人群可以利用各种条件摆脱耗费时日的强制性劳动，并且有更多的机会参加丰富多彩的有益活动。只有那些享有社会特权和从事高知识产业的人才能使工作和闲暇相互渗透，实现工作与闲暇一体化、重叠化，而一般的蓝领工人则很难具备这样的条件。在现代社会由于各社会阶层之间在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式上的不同，使得他们获得体育信息及通过接收的体育信息树立体育价值观、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的机会完全不同，因此，工作环境和性质成为制约体育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
居住环境：居住环境是指人们住宅的周边环境。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在住宅附近进行体育活动较多。目前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城镇小区的体育健身苑数量较多，体育器材也比较齐全，利用率也较高。经济条件较差的城镇体育健身苑的数量还远远满足不了人们体育健身的需求。同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们居住环境的体育信息量和密度差距巨大，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的社区通常可以通过不同媒介宣传体育知识、健身及比赛信息等，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健身器材、组织和信息资源进行科学锻炼，逐步达成体育传播的个体效果。然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本体育设施缺乏，体育信息传播很难达到预期目标。因此，居住环境的优劣及其周边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体育传播个体效果的重要因素。
体育休闲环境：体育休闲环境是指有益于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包括登山、林间小路、河溪旁的道路和野外等有益于体育休闲活动的场所。随着城市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和闲暇时间的增多，城市居民更多的利用双休日和假期，或家人或朋友或同事结伴去到自然的环境中进行休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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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进行各种体育活动。体育人文环境包括体育组织、体育指导人员、教练人员、体育同伴和自身周围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状况等。同伴理论认为一个人参与休闲体育运动，需要技巧、同伴才能够进行并得到享乐，因此，参与体育活动的项目和频率就决定于共同参与的同伴是否能够共同参与。当一个人参加某一个体育组织，他便有了归属感和约束感，自觉地接受该组织的领导，参加该组织的各项活动。因此，体育休闲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均为体育信息有效传播的基础，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成熟的体育人文环境能为人们提供信息传递的有效空间，提升人们在体育休闲中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促进了体育传播正面效果的强化。
（三） 体育明星的传播效果
一般来讲，体育明星是指在体育界成就卓越、表现突出、为大众所瞩目的杰出人士,主要指运动员、教练员、体育管理者及其他从事体育的工作者等。不同的体育项目造就了不同的体育明星，反之，不同的体育明星又进一步推动和普及不同体育项目在普通人群中的开展。实践已经证明，姚明、刘翔、丁俊晖等一个个体育明星的产生，使关注和参与篮球、110米栏、台球等项目的人数日益增多，体育明星的传播效果日益显现。
1、 媒介体育传播制造体育明星
体育明星的产生离不开新闻媒体的报道和宣传。媒体对体育赛事的传播，能引起广大群众对体育赛事的关注、激发群众的热情并同时产生他们崇拜的“体育明星”。现阶段对体育明星的传播也往往是众多媒体吸引受众的一大利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体育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经济学理论看，体育传播和体育明星行的是双赢之道。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逐步成为传媒界的主力。电视把竞赛场上精彩生动、激烈紧张的场面传送到千家万户，使体育明星迅速走红，为体育项目的普及营造了有利的社会氛围。日前，同步直播、网络互动、微博等先进的媒体传播手段在体育赛事中的不断运用，使体育竞赛的关注度和影响度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被体育所吸引，使体育成为大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体育大众化发展的同时，通过体育传播媒介的报道和宣传，体育明星不断被推向公众的视野，体育传播塑造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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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们耳熟能详的体育明星。
2、体育明星提升体育传播效果
两级传播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拉斯菲尔德在调查实验的基础上得出的经典理论。“所谓两级传播无非是指在大众传播时代，信息总是先由大众媒介传播给社会成员中的少数舆论领袖，然后再由舆论领袖扩散给全体公众”。两级传播过程为：传播者—体育舆论领袖—受众。这里的舆论领袖就是积极主动地向人们提供某方面的客观事实，并加以主观评断的人。两级传播强调的是第二级，显然体育明星在体育传播中扮演着舆论领袖的角色。体育明星通过体育传播媒介向受众(包括一般舆论领袖)推介信息，产生示范作用，并直接或间接地对受众施加着巨大的影响。在此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向体育舆论领袖的信息传递是一级传播, 体育舆论领袖向受众的信息传递是二级传播。通过体育明星的二级传播，强化了受众对体育信息的认同度，提升了体育传播效应。
另外，由于体育明星在运动员时期的突出成就和个人魅力, 成为大众喜爱和尊敬的公众人物。他们在大众传媒具有创造深入传播对象心目中的人物的特殊功能，即传播学上称为大众传媒“授予地位”的功能，指大众媒介能够授予个人、团体、社会问题以及社会运动以地位，使其在一定时间内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和尊崇的典型、膜拜的偶像，从而出现明星效应。因此，在大众文化语境中体育明星通过提升传播效果，具有自身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功能。然而，体育明星的社会文化功能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性的。大众在巴乔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高贵的忧郁，在库娃身上看到了一种健康的性感，在刘璇身上看到了娇巧与美貌的完美结合，在阿姆斯特朗身上看到了与死亡抗争顽强不屈的意志。
体育明星不但给大家带来力与美的享受，同时他们的自信、拼搏、团结协作精神能够帮助受众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受众的成长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甚至有时成为民族精神教育的楷模，比如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能够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民族认同感、归属感。但是，在看到体育明星对受众成长有着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体育明星的社会行为对受众所带来的负面传播效应，并努力加以遏制，避免负面传播效应的扩散。
三、 体育传播的社会效果
（一） 体育传播的社会整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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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传播是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场合当中的一种行为的协调整合。社会协调整合主要有价值整合、规范整合和结构整合。价值整合是整合功能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每个社会的成员在价值观上都有差异，在良好文化的熏陶和明星效应的引导下，大多数人会在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形成正确的观念和良好的行为规范。体育文化本身的特征和性质使其在形成社会舆论、规范个人行为，协调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显得更加突出。
正如奥林匹克主义所倡导的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体育传播将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融为一体。建立以奋斗中所体验到的乐趣，发挥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推崇一般伦理道德基本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体育明星在赛场上勇敢顽强的拼搏精神，团结协作的作风，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遵守规则的行为规范，成为受众处世的典范。同时，通过大众传媒对体育的传播一方面可以使体育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可以使体育的发展得到大众的有效监督，遏制体育商业化、产业化、职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异化现象和腐败行为。从而更好地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公平竞争、和平的社会，使人类社会朝着有序、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
（二） 体育传播中的劝服社会效果
美国著名劝服学教授Richard Perloff 在他的名著《The Dynamics of Persuasion》一书中对“劝服”作出定义：“劝服是一种活动或过程，在此活动或过程中，传播者通过信息的传递，力图诱导有一定自由程度的他人和群体在信念上、态度上和行为上发生改变”。劝服的途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面陈述劝服内容和理由，这种劝服的技巧性主要表现在逻辑构思、遣词造句等言语表达方面，即系统地提供有说服力的信息，激起个体的积极反应；二是侧面提供线索以激起个体的思考，让对方体会和把握劝服内容。
体育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着人类丰厚的精神文化和道德准则。大众传媒通过对体育、特别是体育比赛的传播，对受众、特别是青少年受众关于“和平”、“公正”、“参与”的体育精神进行“劝服”, 使比赛的规则和公正执法的概念内化外人们共同的生活准则和社会规范。受众在接受“规则劝服”后，在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 认识并遵守比赛或游戏规则, 违者受罚, 遵者受奖, 正是其对社会契约关系及其文明生活方式的了解和模仿过程。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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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对社会行为约束的接受, 从不同到趋同, 从不自觉到自觉, 从他律到自律, 即将外在的社会行为要求转化为个人的内部心理习惯。
大众传媒在传播体育时不断强化这种观念：在体育活动中,当愿望与规则、利益与名誉、情感与理智、行为与规范发生冲突时, 如果违反规则, 使体育活动本身受到损害, 将会遭到同伴或群体的谴责, 甚至受到被排斥的制裁, 这是每一个青少年受众都不愿意接受的。为了保持与群体的一致性, 就只有不断约束自己的行为, 履行义务, 遵守规则, 并逐渐形成习惯。正是体育的规则意识通过大众传媒的“劝服”对其行为的不断强化, 使青少年的自我约束力、自我控制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体育传播的“劝服”社会效果也因此得以体现。
（三） 体育传播的社会文化交流效果
在“国际奥林匹克宪章”第一章第二条原则部分就明确指出：“奥林匹克是文化和体育的结合”。在奥运会期间, 举办城市开展奥运会艺术节、时装表演、大型文艺演出等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成为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良好平台。同时，利用先进的现代大众传播技术和手段，可以放大体育赛事、活动的社会文化交流效果。例如，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利用举办国际性体育活动、开设英文网站等平台对外传播；日本充分利用年轻人最感兴趣的体育动漫、体育游戏等，将本国的文化向外国传播。由于体育自身的娱乐性和普及性,其日益成为传播、交流世界各国、各地区文化的重要手段。
在交流与合作已成为当今世界潮流的时代, 通过体育赛事展现体育文化的活动日趋频繁。在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期间, 借助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举办城市将自己的城市文化充分展示在世人面前,举办地的城市文化得以迅速走向世界,国际影响力得以增强。例如，北京奥运会期间，组织者通过大众传媒将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文化、风土人情、建筑遗存、景观特色等充分展现在世界各国人们面前，既让世人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北京和中国文化，也达到了媒介传播预期的社会文化交流效果。
（四） 体育传播过程中体育权利保障效果
媒体能反应社会，但他们在创建社会概念中也扮演工具的角色。尽管大众传媒可能不能告诉我们该怎么想，但一定能告诉我们该思考什么。媒体影响和加强文化以及创造文化的力量是绝对不可忽视的。通过这种力量，媒体影响我们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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