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观点一经抛出，2010年11月16日中国亚运代表团副秘书长、江苏省体育局局长殷宝林在接受《扬子晚报》记者采访时，针对新华社记者杨明的观点，提出了一连串的反驳：竞技体育争金牌有什么错？不争第一那还谈什么“体育精神”、“奥运精神”？竞技体育争金牌和发展群众体育有什么矛盾？他指出，竞技体育上去了，就会带动很多喜欢体育的人群，对群众体育的发展肯定有好处，竞技体育运动员退役之后，也可为更多的体育爱好者提供更专业的指导。
此后，媒体上关于这一争论不断升温。新华社记者徐济成在博客上说:“我相信他(杨明)希望看到我们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每天至少有3个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把体育锻炼当成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要再有这么多的高血压、糖尿病、近视眼、胖墩、竹竿；让我们的每一所中小学，都有一个标准的田径场、篮球场、排球场，都有和自己学期同步进行的各种体育联赛，都有一个重视体育像重视升学率一样的校长!”
新华社体育部负责人许基仁认为：“杨明等记者的稿子，是他们经过长期调研而形成的观点，也许尖锐，甚至偏颇，但无论是媒体人，还是体育人，在中国正致力于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型期，应该多点争论。经过这样的讨论，能对中国体育有一些深度的思考和认识，是有利无弊的。”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斌认为，不要对双方的讨论产生概念上的混淆，杨明的言论反思金牌，并不是不要金牌，而是对于体育价值观念和体育化生活方式的一种讨论，“看看三大球，你就会知道，传统的体制已无法解决中国竞技体育遇到的所有问题了，而中国体育怎么可能仅仅是竞技体育呢?”。
《长江日报》发表评论指出：“撇开双方的身份，回到问题本身，我们认为，讨论中国体育未来的发展方向，已经条件成熟，时机得当”。文章认为，“竞技体育的成就不应被忽略，集中资源以举国体制发展竞技体育的方式，应当得到公允的历史评价。但是时过境迁，我们应当以从容平和的心态来思考中国体育的新方向，考虑举国体制、金牌战略向全民体育的转向”。
国际排联主席魏纪中首先批评了杨明的部分观点，比如亚运会中国队派业余运动员参赛，他认为：“这其实是个大国主义的思想，这个观点是不允许讨论的，这是会产生很坏的国际影响的。金牌战略是我们国内的事，与别人无关，但不能号召我们不派好的来，别人派好的来??淡化金牌的意义，主要是对政府体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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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而言，但对运动员不存在淡化金牌的意义。”他说：“从钱的角度来讲，竞技体育分两个方面，一种是有市场的竞技体育，一种是没市场的竞技体育。有市场的应该更多依靠社会，政府逐渐地撤出投入。现在的错位是：政府投入很多的钱，提高了运动员的水平，但所产生的市场回报，都给了运动员(运动队)，政府没有得到它应该的回报。这些收入政府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回收，不能被完全分掉，这样可以保证经济上的循环再投入。”但对杨明的一些观点，魏纪中在事实上也有认同。比如最大的一块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现在被忽略了，他说这是因为学校体育不归体育部门管，归教育部门管，“教育部门没有硬性指标，投入自然不会太大”、“而体育部门，竞技是衡量的标准，也不管学校体育”。
关于这场论战，高校的学者也积极参与了讨论，有学者在接受《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金牌不能再唯数量而要追求“话语权项目”的金牌，体育发展的核心应当是体育文化。中国体育并不是不再需要金牌，而是更要讲究“金牌质量”。要真正能够成为强国，首先是在体能类和三大球的项目具有很大的优势。体育和社会体制一样，都需要转型。社会体制要从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而体育现行的举国体制其实说白了还是计划经济。领导者们应该思考如何转型，竞技体育如何发展，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的关系如何协调，将竞技体育的投入合理运用到大众体育中去。体育再不转型，就要走进死胡同，足球的假赌黑就是一个例子。体育反映着社会现象，它应当与社会一同转型。
针对这一争论，国家体育总局负责人在广州亚运会后总结时说：“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不要对立。不是竞技体育成绩好了，就一定是忽视了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一个很大的作用是给群众体育提供示范。如亚运会上刘翔的一场比赛，现场观众就有八万人，这大大提高了促进作用，因为很多学生和观众会看比赛。世界杯足球赛时，校园里踢球的学生增多，这也是竞技体育对群众体育的促进。群众体育发展了，对竞技体育的人才选拔和发现，也有促进作用。
议程设置理论并没有给人们提供具体的控制效果模式，它更多的是提出一种新思路，它为人们认识传播与社会控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它所产生的启迪作用是积极的和充满希望的。从以上两则媒介议程设置的传播效果可见，虽然媒介设置的“举重冠军邹春兰当搓澡工”、“中国亚运金牌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议题，引发的全国范围内关于运动员文化教育问题、中国体育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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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能迅速解决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但对问题讨论的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正如杨明所言：“我真心希望我是在抛砖引玉，媒体人只能是提出观点，还要更多的学者、专家参与进来讨论”。媒介议程引发了各方关注，提升了媒体作为社会监督“公器”责任感和使命感，无论从培养公众媒介素养、促进人们对体育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方面，还是在宏观上指引我国体育发展方向与道路方面，均具有积极作用，提升了媒体的传播效果。
二、 培养理论与体育传播效果
（一）培养理论及其基本观点
20纪60－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格伯纳等人开始进行一系列有关电视暴力内容的研究，对电视暴力进行内容分析以外，还测量电视对受众态度的影响，最终创建了“培养理论”。培养理论学派提出“主流效果”和“回响效果”理论。主流效果是指：理应多样化的价值观，因接触电视而变得与电视所呈现的意见主流相似。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代表并引导社会主流舆论，从而使公众意见趋于一致。格伯纳认为，在现代社会传播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由于传播媒介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发生着很大的偏离。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在这个意义上，格纳等人将这一研究称为“培养分析”。
培养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受众的世界观。例如，接触大量电视暴力节目的受众，对遭受暴力攻击可能性的估计，远高于实际，也高于少接触或不接触同类节目者。这就用实证的方法证实了媒介的长期效果，就对受众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来说，媒介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如果媒介对客观世界进行客观的、真实的、全面的反映，提供受众正确的信息，就可以对培养受众健康全面的世界观价值观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如果媒介对客观世界进行了偏颇的描述，就会歪曲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从而形成不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而综观历史和当下，许多新闻媒介因为经济利益的驱使等原因，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偏颇。比如，美国的揭丑运动时期，媒介大量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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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人物进行揭丑报道，给受众留下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印象。这一现象在我国现今新闻界也大量存在。比如媒体在一段时间内对农民工犯罪问题和心理问题进行集中报道，使受众对农民工产生负面的刻板印象，从而对这一社会群体产生负面认识，这一偏见妨碍了农民工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的交流与理解，无法融入主流社会，不断被边缘化。托马斯公理认为，如果人们对某状况作为现实把握，那这状况作为结果就是现实，因此可能会反过来刺激更多的犯罪行为和心理问题，对社会增添不安定因素。
培养理论的基本观点：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也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要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社会生活才能实现协调。这一功能是由教育和宗教来承担的，而在现代媒介社会则成了大众传播的一项主要任务。大众传播不仅是现代社会的故事讲解员，而且是缓和社会各异质部分的矛盾与冲突的熔炉，在这个意义上它还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文化武器，因此，大众传播在形成现代社会的共识方面，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社会中教育和宗教的作用。
培养理论的外围：培养分析并不是孤立的研究，相反，它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项研究称为文化指标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它包括3个方面：制度分析、讯息系统分析和培养分析。
（1）制度分析：其主要目的是分析大众传播的信息生产、传达和消费过程中的各种制度性压力和制约因素，提示大众传播内容的特定倾向性形成的原因。 （2）讯息系统分析。大众传播的讯息是根据一定的观点和意识形态进行加工整理后的具有完整的意义结构的系统，讯息系统分析的目的就在于提示媒介讯息系统的整体倾向性。传播媒介揭示的象征性现实是按照一定的价值体系结构来安排的，讯息系统分析的出发点就在于揭示它的这一本质。
（3）培养分析。是讯息系统分析的延伸。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这些倾向通常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的形式传达给受众的，它形成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于潜移默化之中，这就是培养分析的核心观点。 （二）基于培养理论考察体育传播效果 1 体育传播对体育态度培养效果
传播学者麦克鲁汉曾说过:真正的教育在学校外面,在传媒面前,传媒摆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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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架子,也不布置作业和进行考试,因此,它不会受到人们的拒绝,人们在接受传媒时不知不觉地接受其影响。人们在接受传媒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吸收和接受了许多体育信息,这些信息使他们的体育态度、体育行为和价值观念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首先，体育传播者通过电视、书籍、报纸等媒介展示体育信息内容,为人们提供了一幅现实体育生活的图画,帮助人们构筑成一个“现实”和“完整”的世界。其次,大众媒介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社会规范或规则,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从中观察、感受和学习体育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在大众媒介的影响下,人们渐形成了自己的体育态度。实践证明，无论是看电视节目还是上网,看体育节目越多的人,其体育活动的参与比例就越高。 2 体育传播对体育价值观培养效果
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对人们的体育价值观和行为的效果问题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早就有所报道，说明体育传播对人们体育价值观影响已经受到人们的关注。如荆光辉等人在《我国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探析》一文中论述了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中体育需要、体育观等问题。其中教育与宣传对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体育新闻报刊、杂志的宣传与引导能有效地触发大学生体育生活的思维共振与行为互动。
大众媒介体育信息传播，在青少年体育意识和正确体育价值观的逐步形成中，有很大的作用，有助于青少年学生自觉、经常地参与体育锻炼。这种从参与到认识，再指导参与的过程，也是满足青少年学生对大众媒介体育信息需求和认识体育以及参与体育的渐进过程。它们之间的这种良性发展和互动作用，是推动整个青少年体育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青少年体育的发展与大众传媒体育信息传播的良好舆论宣传和教育作用，及其传媒事业的发展，也是紧密相连，双向驱动的。
3 体育传播对体育行为的培养效果
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就常常会因受体育信息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如在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世锦赛、NBA等一些大型体育赛事期间,关心体育、参与体育活动的人会明显增多。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体育人口比例较高,他们喜爱的运动项目主要有篮球、足球、乒乓球、拳击、跆拳道、健美操、体育舞蹈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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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mut Digel.体育在变化的社会中[M].体育科学研究众书，199Hofmann,Schomdorf,Germany：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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