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社会的存在，毫无疑问是一个客观事实。在这样一个多元社会中，公民概念充其量只是一个追求身份齐一化的政治性概念；而多元文化主义试图在维系公民身份的政治性前提下，将人们的群体权利限定在文化方面，以避免社会共同体因群体政治权利的对峙和冲突而走向崩解。由此可见，多元文化主义显然不是普遍主义政治的替代物而仅仅是它的一个补丁而已；而如何去打补丁，则是一个深具争议性的议题。
二、从承认政治到族际政治：一个阐释路径的演进
基于戴维伊斯顿关于政治的界定，多民族社会中的族际政治应该被界定为关于社会资源在民族群体之间的一个权威性分配过程。在这样一个视角下，对于民族群体的厘定显然
应该视为族际政治展开和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而这又意味着多民族社会对民族群体的承认这对于多民族社会的存续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自加拿大的查尔斯泰勒意味深长地指出：对于承认的需要，有时候是对承认的要求，已经成为当今政治的一个热门话题。可以这么说，这种需要正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背后的驱动力之一。实际上，很多
学者都关注到承认对于多元社会的意义与价值，而泰勒则更多地侧重于认同与承认的关联性：认同一词在这里表示一个人对于他是谁，以及他
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理解。这个命题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同样地，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产生显著的影响。
在泰勒看来，随着等级制度的崩溃，近代以来的以普遍公民权确立为特征的政治发展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一种以平等承认为核心内容的普遍主义政治，表现为：不同文化和不同的性别要求享有平等的地位；强调公民享有平等的尊严，其内容是权利和资格的平等化，决不允许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的存在。
相较于缺乏普遍公民权的时代，普遍主义的政治显然建构在更广泛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普遍主义的政治通过强调同一性和同质化的刻意规制，使得普遍主义不自觉地迅速嬗变为一种对少数人群体及其文化的宰制和取缔(由此而来的反制则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后呈现出来)。从源于柏拉图所揭橥的精英主义政治到由卢梭开始倡导的
普遍主义政治，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颠覆意义的范式转化；而针对普遍主义的多元主义则意味着另一个范式的出现。多元文化主义在西方社会的浮现，恰如泰勒所言，乃是基于这样一种关于群体结构的变化而来的政治考量，社会的可渗透性意味着它们对跨国移民更为开放；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游离于故土的人，他们的根基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这样一种大移居或大流散(diaspora)使得北美政治学家不得不思考如何消除他们的边缘化意识，同时又不在我们的基本政治原则上作出妥协。
与泰勒的社群主义立场不同，法兰克福学派的霍耐特则更多地从伦理的角度去建构一个以爱、法律和团结三者构成的承认政治理论：首先，各个主体之间爱的经验有助于产生情感信赖的基本层面，它们不仅在需要与情感的经验中，而且在这种经验的表达中，都构成了一切自尊态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在法律承认的经验中，人们可以自视为个人，与共同体其他成员共有那种品质，这有助于使参与的话语意志结构可以建构在自我尊重的可能性上；最后，通过参与使得彼此对等的重视能够在共同的实践中达致团结。霍耐特这种将承认政治建构在至善之上的思考，也被后来的不少学者认为充满着浓厚的乌托邦式乡愿意味。
不同于霍耐特和泰勒将承认设定在自我实现上，南茜弗雷泽激烈地建议把承认设置为一个正义问题：一些个人和群体被拒绝在社会的相互关系
中完整伙伴的身份，仅仅当作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的结果，是不公正的，即：在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的结构中，他们不可能
平等地参与，而这贬损他们的独有特点或被指派给他们的那些独有特点；把承认视为正义问题，将把它看作是社会身份的一项议题。这意味着因为这一文化价值对社会参与者相关立场的影响而检验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身份模式中的承认诉求寻求将劣等化的群体确定为社会生活中的完整伙伴，能够作为同等的人与其他人相互发生影响。也就是说，他们旨在将阻碍参与平等的文化价值模式去制度化，并用培育参与平等的模式取代之。
通过与霍耐特的激辩，弗雷泽赢得了不少喝彩，凯文奥尔森就称赞说：她能够敏锐地把当前纷乱的图景变得井井有条，容易理解。她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当前政治图景的概要，并把表面上分散的不正义的点连接起来，让我们能够思考我们如何把本来是各不相同而分散的斗争与更大的政治图景，彼此互相联系起来。
在瑞尼尔福斯特看来，这一争论代表了两种最进步的学术努力，以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