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我们称之为广义的正义批判理论。但福特斯也同时指出：关于承认的论述为一般社会伤害的经历和更为狭义的不正义经历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感知中枢，但是，当涉及正义诉求的合理化标准的问题时，我们就必须说明一种程序道义论，即话语理论；正义并不是关于你拥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相反，最主要和第一位的是关于你如何被对待。
基于这样的视角，福斯特暗指弗雷泽关于承认仅关涉再分配的说法其实仅在于通过修补来维系既有的制度架构，而基本正义要求建立合理化证明的基本结构，即其中所有成员都有足够的地位和权力来决定他们要生活其下的制度；最大的正义意味着建立充分得到证明的基本结构，即一种基本结构赋予那些公正社会中的公民所不能互相剥夺的权利、生活机会以及各种产品。
从福斯特的暗示中可以发现，关于承认政治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论战其实依旧囿于关于对制度架构如何及怎样修补的争议。
艾利斯马里恩杨(下文简称杨)认为，这种争议尽管极大地拓展了政治哲学的论述空间和视域，但并没有提供多少在实践中足可依凭的制度创新路径，令人惊异的是，弗雷泽所提出的政治目标和原则中缺少行动。她号
召文化和身份的解构而非肯定的方案，但是我并不知道这对实践中的知识分子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也恰恰通过这个诘问，杨有力地把这场关于承认政治的讨论从谈玄的神殿拉回到现实的人间。